最近几年来，“全球南方”既是国际学术界、战略界和舆论界热议的概念，也是世界主要大国竞相塑造的“新中间”地带，同时也代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下进行利益和诉求表达的模糊性群体。

事实上，“全球南方”并非新鲜的概念，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布《打造全球南方》为标志，“全球南方”概念的正式提出也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在“全球南方”概念之前，在国际社会便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一系列概念，尽管其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不同时期被用来指代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并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界定，“全球南方”包括77国集团和中国，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2023年7月25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中国外长王毅专门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王毅表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王毅还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第一，要消除冲突，共建和平；第二，要重振活力，共促发展；第三，要开放包容，共谋进步；第四，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

就“全球南方”的构成而言，它无疑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传统发展中国家为底色，但其中的新兴大国尤其是金砖集团国家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而最近刚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也使上合的“全球南方”色彩更加突出。

从传统意义上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是美国和西方盟友最为集中的地区。但是，近年来，中东国家对上合、金砖等全球南方机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有很多中东国家成为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的新成员。在上合组织内，除伊朗已于 2023 年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外，中东国家已有阿富汗成为观察员国，还有土耳其、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埃及7个国家成为“对话伙伴国”，占上合14个对话伙伴国的半壁江山，另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两个南高加索地区的准中东国家也是对话伙伴国。

中东国家也是近年来金砖机制扩容的主要对象。在2023年吸收的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联酋六个新成员国中，其中埃及、伊朗、沙特、阿联酋四个国家为中东国家。

在东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的广大中东地区，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为西方坚定盟友的以色列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归入“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列。中东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块，既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更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基于“全球南方”和中东各自的复杂性，又必须正视“全球南方”、中东与“全球南方”关系各自的内在矛盾。

中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历史对人类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西方殖民扩张，中东地区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体系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因此，长期以来，独立、和平、发展是中东国家的不懈追求，并使中东国家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这也构成了中东国家在当今成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所在。

第一，中东国家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了“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独立自主。

自19世纪以来，中东国家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懈斗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形成中东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有学者根据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把20世纪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期以土耳其、伊朗民族民主革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为标志的“中东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内容的“中东的抗争”；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反帝反殖斗争胜利、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为标志的“中东的巨变”。

总之，中东国家经历了长期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才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从而使其具备了独立自主的纯正政治底色。

第二，发展振兴作为“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懈追求的目标。

从19世纪奥斯曼帝国寻求现代化的“坦齐马特”（原意为“整顿”）改革和埃及的阿里改革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二战后中东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到经历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和 “阿拉伯之春”阵痛后中东国家纷纷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远景，中东国家为实现发展振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进而使其与“全球南方”肩负着发展振兴的共同的历史使命。

第三，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中东国家为实现公道正义广泛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作为“全球南方”的前身，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77国集团的建立，构成了南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东国家不仅广泛参与了南方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集体斗争和国际组织，而且建立和广泛参与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地区性和功能性国际组织，为维护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阿富汗、伊朗、也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埃及、苏丹等一批中东国家参加了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积极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1961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中，埃及与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加纳一起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埃及开罗还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的筹备会议。中东国家也是1964年成立的77国集团的重要参与者，阿尔及利亚还主办了1967年的77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更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以“限产、提价、禁运”为主要措施保护中东国家的经济权益，不仅极大支援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更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

中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现实价值

第一，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控制、侵略和渗透，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的特点。如前所述，中东国家在近代以来为实现独立自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始终难以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部干涉。

近年来，伴随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趋于多元平衡，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正呈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

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得到了极大提升。乌克兰危机以来，在美国发起对俄谴责、围堵、制裁的过程中，中东国家的反应和政策选择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并未加入美国制裁和对抗俄罗斯的阵营，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美国盟国，并未简单按照美国要求行事，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甚至敢于拒绝美国的要求（如石油限产），这一切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的体现。

第二，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力量。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采取分而治之、军事干预、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进而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使中东地区成为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

但是，当前中东地区形势正在出现可喜的积极变化，进而使中东国家在消除地区冲突、维护地区和世界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伴随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从中东战略收缩，中东地区大国在“阿拉伯之春”以来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的战略博弈重点从中东转向乌克兰，促使地区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和解潮”。特别是自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沙特与伊朗和解的《北京声明》后，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进而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

当前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已成为斡旋地区和国际冲突的重要角色。如土耳其在斡旋乌克兰危机特别是达成黑海粮食运输协议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沙特在召开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斡旋苏丹冲突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即使是在巴以冲突持续延宕和外溢的情况下，中东大国除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冲突升级外，其他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潮流并未改变。

第三，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进一步凝聚促发展的国际共识，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在促进发展问题上，中东国家不仅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同时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首先，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和多次挫折之后，中东国家纷纷把发展转型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愿景，体现了中东国家实现发展的迫切愿望。进入21世纪以来，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引下，许多中东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其目标在于摆脱发展困境，破解民生难题，巩固政权和统治根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提高国家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开拓国际合作渠道，强化对外合作力度，推进发展规划的实施，构成了中东国家实施发展规划的重要特征，这势必促使其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

其次，中东国家已成为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当前，金砖国家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截至2023年8月，已有超过4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多国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其中就包括9个中东国家。在2023年8月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峰会最终决定增加六国为金砖成员，其中就有埃及、伊朗、沙特、阿联酋四个中东国家。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纳赛尔·赛迪评价说，中东国家面临诸多经济领域的共同挑战，其中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发展和摆脱贫困等问题尤为关键，特别是多个产油国近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加入金砖机制对于这些国家制定符合其国情的解决方案来说大有裨益。中东四国加入无疑将使“金砖发展成色更足、分量更重。” 中东四国人口总和约2.3亿，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东四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34%，已探明天然气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27%，为金砖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和续航力；中东四国GDP总和超过2.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约1.9万亿美元，将为金砖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潜力和空间。

此外，中东文明的独特性、多样性也使中东国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文明互鉴、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伙伴。由于中东国家长期饱受外部干涉之苦，因此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团结一致、共商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伙伴。

正视“全球南方”、中东与“全球南方”关系各自的内在矛盾

总之，中东国家在历史中形成了“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发展振兴、公道正义的共同特征，在当前和未来“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东国家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并对保持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东国家必将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和共同利益做出更大贡献。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全球南方”和中东各自的复杂性，又必须正视“全球南方”、中东与“全球南方”关系各自的内在矛盾。

首先来看“全球南方”的内在矛盾：

第一，“全球南方”客观性与建构性并存：“全球南方”既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群体，又是被政界、学界构建的政治话语和模糊的国家群体。

第二，普遍性与差异性并存：既具有明显共性（如拥有反帝反殖历史，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主张多极化，反对霸权、追求正义等特征），又存在显著差异（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

第三，团结性与分裂性并存：既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方面存在团结的一面，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复杂分歧。

第四，自主性与依附性并存：既追求独立自主，又难以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其内部亲西方力量与反西方力量并存。

再来看中东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内在矛盾：

第一，独立与依附的矛盾：中东国家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了“全球南方”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但由于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影响，中东国家又形成了对西方（北方）的深刻依附。

第二，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发展振兴作为“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懈追求的目标；但中东国家又存在重安全、轻发展的痼疾，是当今全球发展赤字的重灾区。

第三，团结与分裂的矛盾：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中东国家为实现公道正义广泛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但中东又是内部四分五裂，领土、民族、宗教矛盾尖锐，以冲突和动荡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是当今全球安全、全球治理赤字的重灾区。

（本文的部分内容来自《“全球南方”的中东板块：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见《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