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德国前总统武尔夫。

今年7月，丹麦正式接替波兰，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在其六个月任期内的目标是优先推进欧盟的绿色转型，改善欧盟的安全，并提升竞争力。同时，丹麦将致力于增强欧盟果断行动的能力，努力承担起欧盟未来发展的责任。

在接受专访时，丹麦驻华大使孔墨客（Michael Starbæk Christensen）高度评价中欧领导人每年会晤机制，在他看来，首先开展对话比追求具体的成果更为重要，“我更主张先进行对话，即便无法取得那些能公开宣称的重大成果也无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不仅是中欧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丹建交75周年。或许是来自丹麦这个“童话国度”，孔墨客对文化纽带、人文联结有更深的体会。采访期间，孔墨客佩戴着一枚纪念中丹建交的红色胸章，而这枚胸章上正饰有长城与小美人鱼的图样。

丹麦驻华大使孔墨客接受专访。记者 史含伟 摄

经济一直是推动中欧关系向前的重要动力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也是中国与丹麦建交75周年。您认为丹麦在中欧关系50年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孔墨客：丹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做出了建交的决定。我们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坚定伙伴，而中国在过去的75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欧盟与中国建交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那时起，（欧中）双边关系开始真正发展，而我们早已在中国深耕多年。因此，对丹麦来说，是绝佳时机，可以积极参与并推动欧中关系顺利起步。

我们所在的大楼（丹麦驻华大使馆）在1974年落成，它见证了欧中关系的发展，也标志着丹中关系迈入新的阶段，因为我们决定将中国作为优先外交方向。丹麦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与我们协助推进欧中关系的努力，都交织在一起，而丹麦在50年前加入欧盟，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丹麦在推进欧中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

：到中国履职前，您曾是丹麦驻法国大使。从您丰富的外交经历来看，过去几十年间，中丹关系以及中欧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孔墨客：许多在华开展业务的丹麦企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今年也正逢它们扎根中国的三十周年。现在确实是一个充满纪念意义的时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发展，进一步向外国投资开放市场。自那时起，不仅丹麦，其他欧洲国家也持续不断地对华投资。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积极的发展，促进了中欧经济的日益融合。

然而，近年来，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动荡，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些外部因素对中欧关系产生了影响，是我们需要应对的新挑战。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推动中欧关系向前的重要动力。

：您认为推动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比如地缘政治？

孔墨客：地缘政治始终是大国关系的背景板。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见证了欧洲的非军事化进程。那是一个和平的时期，但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讨论未来欧中关系将如何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化。彼此关系确实可能发生改变，因为地缘政治并非一成不变，它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相比之下，经济关系往往更为稳定，因为它基于长期考量，地缘政治则常受短期因素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如今，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但核心在于通过对话与磋商来解决问题——“这会对我们整体的合作伙伴关系产生怎样影响”。

先有对话，再谈成果

：如您所说，对话与磋商对中欧双方非常重要。大使先生，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驻华代表，您如何评价第二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氛围与成果？

孔墨客：在我看来，对话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更倾向于首先开展对话，而非追求具体的成果。如果要等到能拿出成果时才召开峰会，那这会非常不稳定，因为你永远无法预知何时才能达成目标。我更主张先进行对话，即便无法取得那些能宣称的重大成果也无妨。

我很高兴欧中领导人在7月底进行会晤，尽管外界对此预期不高，但有时候会议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会后大家都说：“我们开了一次不错的会议，进行了充分对话”，而这正是首要的事情。我们也确实达成了一项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并确立了欧中在国际气候议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始终认为，这是欧中应携手推进的核心议程之一。

各个层级的对话都至关重要，我们需要通过政府间的活动以及部门合作开展交流。在我看来，这种持续不断的对话才是关键所在，无论是欧盟层面，还是成员国层面，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动荡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坐下来沟通，就会产生误解。

：中欧关系不仅是中国和欧盟机构间的，更是和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当前中欧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丹麦可以为促进中国与欧洲间的相互信任发挥怎样的作用？尤其是丹麦自7月1日起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孔墨客：我们在实际交往中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中国体量远大于丹麦，但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紧密的政府间合作，在环境、医疗卫生、粮食安全、海事事务、能源等领域。我们能够开展对话，因为丹麦的绿色转型早于中国，双方可以分享经验。

这些合作至关重要，它们能为处理其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奠定基础。即便我们存在分歧，但仍需要依托在共同利益领域建立的深度协作平台，以此为立足点，为其他议题的讨论提供支撑。

经贸合作推动政治对话，这也是开展对话时所依托的平台。对每个成员国而言，与中国建立双边合作渠道十分必要。某些议题仍需要在欧盟-中国层面讨论，但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沟通同样不可或缺。所有努力都在不断增进我们之间的互信。

：2024年中丹双边贸易额达157亿美元，中国是丹麦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实行“去风险”政策。丹麦会如何平衡欧盟整体立场与自身对华合作的务实需求？

孔墨客：我认为这些路径并不相互排斥。许多丹麦企业希望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紧密往来。若将服务业纳入统计，丹中贸易是基本平衡的，这并非普遍现象，因为中国对其他国家通常保持顺差。当前丹中贸易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而“去风险”议程的本质，是欧洲需要清醒认知自身的短板和对外依赖情况。欧洲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自由贸易，这可能导致其在某些领域变得脆弱。“经济多元化”“贸易多元化”并非贬义词，关键在于找到平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贸易与经济关系不应是一方主导另一方，而是达成一种让各方感到舒适的平衡状态。

欧盟经济安全议程的核心就是明确：如何看待特定关键领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如何保护这些行业？重要的是，各方都能找到合适定位，构建更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一过程有时确实会伴随波动，但对我个人及丹麦而言，最终目标是实现稳定良好的贸易关系。

依赖关系无法带来稳定，反而会滋生恐惧与不平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维护欧中共同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的同时，又能避免因依赖关系引发紧张局势。

丹麦驻华大使孔墨客接受专访。记者 史含伟 摄

不能将关税手段简单用作政策工具

：当前全球贸易面临保护主义抬头、关税等不确定因素，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丹麦如何看待这些挑战？

孔墨客：我们不喜欢关税，它会干扰贸易的正常流动。贸易本应更加自由地开展，而不应受制于关税水平的高低。因此我们对美国推行的关税政策持保留态度。重启关税措施是美国自身决策，但客观而言，这对贸易发展并无益处。

欧盟与中国应当避免采取类似关税措施，这只会让双方陷入僵局。即便是像美国那样试图平衡贸易，也存在比关税更优的解决途径。

如果贸易失衡给欧中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就在已有的多个对话层级上进行探讨。但关税应仅用于对不公平做法进行反制。欧盟此前针对国家补贴行为采取关税措施时，始终秉持审慎态度。使用关税手段必须要有充分依据，更重要的是应当遵循国际规则，而不能将其简单用作政策工具。

：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您对丹麦企业在华未来发展有何期望？

孔墨客：我希望丹麦企业能留在中国，虽然中国市场竞争激烈，但从某种角度看是件好事。在中国市场深耕能让企业提升竞争力，欧洲需要增强对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本质上与创新能力息息相关。从专利申请数量就能看出，中国正大幅领先。如今中美两国展现出的创新活力，比欧洲更为明显。欧洲在提升竞争力方面还有大量功课要做。

我期待丹麦企业能扎根中国市场，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入驻。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们如同黏合剂，将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良性互动的依存关系，这种经济纽带对政治稳定也大有益处。

目前在华的丹麦企业大多经营良好，但部分中小企业仍面临挑战。我们与中方对话时也强调要直面困难。丹麦企业在华经营有助于促进平衡和稳定。让丹麦企业在中国发展、实现盈利，不仅关乎企业，更是构建稳定平衡的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关键在于共同解决现有挑战，携手优化在华经商环境，因为这最终将惠及所有相关方。

：丹麦企业在清洁能源、航运物流等领域与中国合作密切，例如马士基在中国港口表现活跃。您认为这些合作对中丹经贸关系有何战略意义？

孔墨客：海事领域是丹中合作的关键支柱之一。尽管丹麦是小国，但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航运企业。我们很自豪能通过物流运输，为中国的商品流通贡献力量。以马士基为例，它充分体现了丹麦企业如何在华发挥建设性作用。既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获得回报，更成为欧中实现平衡的一部分。贸易往来始终是良性关系的基石。

：丹麦在北极事务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北极的科研、环境保护等活动。在北极事务上，丹麦与中国未来有哪些合作的可能性？

孔墨客：丹麦目前担任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北极国家，但作为观察员国，可通过北极理事会参与相关事务。北方海航道极具潜力。这条途经俄罗斯北部的航道能缩短通往欧洲的距离。这要求我们开展紧密合作，比如在搜救领域，我们必须具备联合应对事故的处置能力。

该航道的开通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这既带来了机遇，同时，北极作为敏感地区，相关事务也必须审慎对待。但归根结底，一切始于对话磋商，包括围绕北极议题所面临的挑战展开对话。

文化纽带能构建独特的人文联结

：您的中文名致敬孔子，个人经历也与安徒生深度联结。这种人文情怀如何影响您处理对华外交事务？文化交流将如何助力中丹关系发展？

孔墨客：文化交流和人文纽带极为重要。中国是极具文化底蕴的国家，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是建立联系的关键。我从未遇到过没读过安徒生童话的中国人。安徒生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已不局限于“丹麦”这一身份，他的童话是全球性的。

文化纽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经贸合作与政治对话之外，它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联结。

当中国几代人都读过安徒生童话时，这种联结不是经济、政治层面，而纯粹是源于对这位讲故事的人的喜爱。这确实是我们对话的绝佳契机——以“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话开场，往往是开启另一种深度交流的美好方式。

初到中国时，取中文名是出于实际需要。但许多中国朋友都很喜欢我的名字，它与文学文思有关。我之所以选择一个能与中国文化相连的名字，是因为民心相通才是最牢固的纽带。安徒生逝世已百余年，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让丹中两国保持着特殊的情感共鸣，我们应当珍视并延续这份文化缘分，让童话般的诗意持续滋养两国关系。

：您1997年乘坐绿皮火车第一次来到中国，2024年8月履职丹麦驻华大使，见证了中国高铁网络。作为“跨越世纪”的观察者，中国最令您震撼的变革是什么？这会如何重塑欧洲对华认知？

孔墨客：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7年。当时我任职于丹麦驻俄罗斯大使馆，从莫斯科搭火车抵达北京，那是一趟风景绝美却异常缓慢的旅程。那时还没有高铁。

作为外交官，要对驻在国怀有探索的热情，应当带着赞叹与好奇走近，而非怀揣预设的偏见。而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1997年见过的紫禁城依然如故，除此之外，北京这座城市已让我几乎认不出来。2010年，我乘坐北京到天津的高铁，那是中国最早的高铁线路之一，当时用的还是日本列车。十五年后，中国不仅拥有了自主技术，而且高铁网络覆盖全国。

虽说欧洲不必完全效仿，但这展现了追求进步的发展意志。这对每个民族都很珍贵，中国人民出色地践行了这一点，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如此高速的经济转型让人钦佩。

：对于中丹关系、中欧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您有何期待？

孔墨客：以往我总是喜欢展望50年后的图景。但如今我只敢做1年期的预测。过去，“稳定”仿佛是发展中理所当然的部分，而现在，维系稳定要困难得多。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持续性的对话。

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让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其不确定性给众多议题蒙上阴影。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对话，因为它影响着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一切。俄乌战争始终是欧洲最关切的议题。同时，我们也须就经贸展开讨论，这是欧中关系的压舱石，在不断地对话探讨的同时，也不能回避棘手的问题。

当冲突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讨论这类政治议题时会容易一些。但现在，冲突近在眼前，如果不保持对话，就会忽视彼此的利益关切。因此，加强政治对话才能维系稳定的经济关系。未来一至五年，我们需对此保持清醒认知。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未来50年里维系双方良好关系，50年后，我们能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这必须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若不能坦诚探讨棘手议题、确保经贸关系稳定，这一愿景将难以实现。当前形势远比过去要艰难，这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所幸这种意愿是存在的。我衷心希望，未来五十载，我们的关系能如同过去五十年一般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