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在南京方所多多新书《词语磁场》分享会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分享会的主角诗人多多一言不发，留下主持人及同为嘉宾的傅元峰与拓野（该书特约编辑）面面相觑，他们只得如傅元峰所言，用话语“敲击这块顽石”，希冀他走出暧昧的、黑暗的沉默，但多多始终不为所动。

而当拓野预备朗诵诗集的同名诗《词语磁场》时，多多觉得这首诗太长，让拓野换成《维米尔的光》。随着拓野的朗诵结束，多多终于开口，却是当头棒喝：

“刚才这个编辑的朗读是我听到最坏的一次朗读。有的人就是闷头写，根本不会读，因为他从来都不读。诗最重要的是声音而不是意义，我们不要消灭自己的本能，去追求所谓理性的概念的东西。本能懂吗？咪咪（猫咪），还没碰到，蹭一下就上树了，就是要这样。实际上我们已经被摧毁了，同学们。”

他又侧过身，问拓野：“你会写诗吗？”

“每天写。”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朗读呢？重读一遍，或者，我给你读！”

朗诵后的问答环节，多多延续当头棒喝的风格。无人提问时，他愤怒于观众们的胆怯；当终于有人提问时，他又指责他们的幼稚，对他们为发问而发问的行为不屑一顾。他的怒火似乎戳破了分享会这一宣传形式的结构性弱点，我们很难在如此混杂的场域中，进行深度的思辨与交流，分享会往往沦为生产万金油片汤话的文艺流水线。观众在此，得到进入文学现场的虚假在场感。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分享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必要环节，就像打水漂时掷向水面的石片一样，等待着水面的回应。

分享会现场 本人作者摄

若褪去多多的诗人身份，他在分享会上的沉默无疑会被指责为“耍大牌”。然而，这一诗人身份恰恰是无法剥离的。在诗歌圈内，有不少赞同多多的声音，他们认为，诗人这么做有其合法性，如某豆瓣用户说，对于所谓庸众，“诗人来到现场做分享，最大的教益就是，感受他的状态、精气神、要处进那个氛围/磁场里。现场会不是大学阶梯教室，没有必要为偶然的几个小学生答疑解惑，他们应该自己寻找答案。”

在媒体报道的评论区，来自诗人与诗歌爱好者的赞美声显然压过了反对声，有人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敢于冒犯庸俗而愚蠢的观众！”“讨好型新诗作者与新诗活动太多，多多的不讨好、不关心，就已经让青年们受不了了，他们以为诗人们都像是应用商店里的app，想着法儿地想要download到他们内存不足的心智里。”

也有人说：“既然不关心读者那就也别写了，在自己脑袋里面想一遍就可以了。有些读者也是，越是装得凶的作者他们就越崇拜，作品本身其实就是自说自话顾影自怜。”“多多有了真实、锐度，但失了体面。当然体面对于大师来说不算重要。如果生活中遇到他这样的老人，我会敬而远之，但也许还会偷偷读一读他的诗。”

在上述大多出自诗人同行的支持言论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自设自为的文化霸权：虽然诗人们未必赞成自上而下，透过体制构建话语权。在当下的物质时代，他们只持有极其微弱的文化资本，但当某种文化霸权是透过文本质素本身以及诗人圈层的同行评议建立起来时，他们便乐于接受此种结果，并向公众输出。

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原本身处地下的现代主义诗歌冒出历史的地表时，诗人们用以确立自身身份认同的理论相当庞杂。诗人圈层内部形成了依托于流派、地域、风格的，或有效或无效的细密分类。许多老中青诗人耗费在社交与论战上的时间，远远多过其耗费在写作上的时间。

多多：《词语磁场：多多五十年诗歌自选集1972-2022》，上海三联书店·雅众文化，2025年3月。

在某种程度上，多多却是相当疏离而孤绝，他想要将自己排除在一切系统之外，成为纯粹为声音而存在的，为天性而歌咏的“赤裸生命”。在后现代的2020年代，他依然在扮演兰波式的早期现代主义先知，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注定要被诅咒的诗人，一个和策兰一样“步特拉克尔后尘的”写者。

真正吊诡的是那些簇拥在多多身边支持他的声音，他们以绝对的精英主义立场，预设了一切读者都是庸众，而诗歌永远无法抵达读者。读者唯有虔诚地像拜偶像一样，伏倒在诗人的金口玉言之前，一步一叩首，才能获得亲睹诗歌真谛的机会。难道某种写作真的脆弱到需要预设所有人都误解，乃至敌视它，它才能在自己那比耳挖勺大不了多少的小圈层内，获得抱团取暖的身份认同感吗？难道此种诗人与读者的关系、等级分明的文学秩序，不是某种侵凌性的文化霸权的体现吗？

诗人多多

显然，多多的写作并没有如此脆弱与封闭，那些从未了解过现代诗歌范式的人，也能体会他诗歌中言语如风旗般的流动，修辞在词语之上造出的不同寻常的表面张力。即使诗歌不能抵达广泛意义上的大众，但它依然可以抵达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亦步亦趋跟随多多诗人姿态的写者，却全然忘却了我们所处的“无物之阵”似的文化语境有多么复杂与危险，前辈诗人基于其时代经验的蒙昧主义、天才崇拜早已不可行：当诗人将文化与知识视为一种沉疴时，文化与知识也会把诗人视为某种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