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莫名其妙遭到逮捕，受到指控，成了被告。在他第一次去接受审讯的时候，K看到了许多被告，一个个低三下四地挤在过道里。K问带路的听差：“难道他们非得这样卑躬屈膝吗？”听差回答说：“是的，他们是被告。你在这儿看到的，全都是被告。”

被告的身份与卑躬屈膝的态度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关联着的。K刚刚成为被告，还不理解这种状态的必然性，甚至还怀着要与“法院”抗争的英雄主义心理。他彬彬有礼地问一位年老的被告——实际上所有的被告都衰老了——“你在这儿等什么呢？”被问的人不知所措，回答说：“我在等着——”但他一开口就卡壳了。沉吟良久之后，他带上了微笑，仿佛气定神闲地回答说：他在“等着审理结果”；但这一段时间间隔（包括从不知所措向“面带微笑”的态度转变），烘托出了一个没有宾语的动作：“我在等着——”

《审判》中被告的本质就浓缩在这个动词之中：等着。这也是K将陷入的状态，同样也是“在法的门前”故事中那个乡下人的状态。“卑躬屈膝”就是“等着”本身。这是比“等着审理结果”更要命的事情。

被告的魅力正是来自这一现象。

“被告的魅力”这个主题出现在“解聘律师”部分。K的律师有一位女仆，名叫莱尼。在小说中，K与莱尼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段暧昧关系。K似乎将他对莱尼的吸引力归结为自己的魅力。但当他发现莱尼与律师的另一位形容猥琐的老顾客——律师把他叫作“可怜虫”——也有这样的关系时，答案就是否定的。也许他将认为莱尼是个荡妇。但老律师揭示了其中的真相，虽然他也说那是莱尼的怪癖：真正的魅力来自K与这位老顾客的共同身份——被告。被告的身份让他们都“看起来很帅”。它以对年轻女仆不可抵挡的性吸引力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律师说，莱尼的怪癖是，“她觉得几乎所有的被告都是颇有魅力的。她依恋他们每个人，爱他们每个人，看样子自然也被他们每个人所爱。”但实际上，律师并不真的认为这只是莱尼的怪癖，因为他同样认识到，被告“确实常常是很有魅力的”。他甚至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科学现象”。为什么？律师解释说：

那些被告恰恰是最具有魅力的（handsome）。不能说是负罪（be guilty）使他们具有了那种魅力，因为——起码我作为一个律师应该这么说——他们不全都是有罪的。也不能说是尔后那无可辩驳的惩罚事先已经赋予了他们的那种魅力，因为他们并非都会受到惩罚。说到底，他们的魅力只是来自于对他们提出的、使他们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诉讼（proceedings）。

赋予被告以魅力的，不是罪，也不是惩罚，而是诉讼程序本身。这一解释具备法学的严格性。因为根据源自西方的现代司法原则，被告不等于罪犯。在被法庭正式定罪以前，应当认为被告尚且是无罪的，惩罚当然也还无从谈起。被告的身份仅仅意味着他或她身处一个结局未定的法律程序之中。

但律师的解释超出了法学观点。他不再把“控告—审判—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从起点开始到程序结束之前的程序本身独立出来。因为赋予被告以魅力的，仅仅是一段“进程”。其实小说《审判》最准确的译名应该是《进程》或《程序》（Der Prozess）。正是在“进程”之中，法院的权力——或者更一般化地讲，权力本身——在被告的肉身上显现。被告是权力的道成肉身。权力支配的事实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物。权力是不可见的。在掌权者身上同样看不见权力。权力像风，是无形的。只有在行使的过程之中，在成功地支配了权力对象的时候，它才变得可见，正如风只有吹动了枝叶的时候，才是有形的。这正是被告之所以“确实具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可是，为什么权力的决定性证据不是被告有被定罪和惩罚的可能性呢？不是只有权力能够定罪和惩罚，它才成其为权力吗？小说中的K最终被定罪处死。这难道不是权柄真正让人畏惧的地方吗？如果我们把指控、定罪、惩罚视为一个权力的整体，那么这一疑问就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程序的结局如果是小说中K的结局，那么定罪与惩罚很可以为是一种遗憾：程序结束了，权力失去了自己的肉身，失去了自己的对象。这种损失，也许只能用另外更划算的“收益”才能弥补：比如钉死耶稣的收益，据说是捕获全部人类，使整个人族进入对审判的等待之中。

卡夫卡感知到权力的最强烈时刻不是权力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比如福柯描述过的盛大行刑场景）。卡夫卡的天才在于为权力最日常化的状态赋予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在法的门前”故事里那个寻找法的大门的人，终生都被“捕捉”在了法的门口。这种“门口”、这种“介于内外之间”的临界之权，这种“例外之权”，根据某些论者的看法，才是真正无限的权力。小说的故事主体所要表现的同样是这一现象。

K遭到逮捕，但没有逮捕的物理行为。看守只是履行了逮捕仪式——而且是在K 租住的公寓里进行的。看守仿佛只是捎来了一份口信。但从此之后，K的灵魂就陷入了程序的罗网之中。真正的逮捕行为作用的对象是人的灵魂。灵魂被逮捕，身体自然就被逮捕了（欧阳江河有一个妙不可言的短篇《纸手铐》，异曲同工）。

另外，逮捕仪式发生在日常起居之所——不仅如此，在K寻找法的大门的过程中，他所遭遇的所有低级权力，包括初审法院的办公场所，都在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对违规的看守进行的鞭刑，也发生在K所在银行的储物室。一方面是权力栖身在日常生活的场所，另一方面是权力以“捎带口信”的形式运作，这两者其实表现的是同一件事：权力无所不在，它与对象之间没有边界。

不过，以更加强烈的形式表现了这种无限性质的，是K受到指控，却没有具体的罪名。由于没有具体的指控理由，K的辩护也就成了问题。辩护没有了对象，结果就只能就K的整个生存展开。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巨细无遗地在一张辩护状中，写下自己的一生。

小说情节的进展有相当部分就是围绕辩护状推进的：K应对诉讼的第一个行为就应该是向法庭提交自己的辩护状，但律师迟迟没有完成这一行为，结果就是K解除了对律师的委托。但K自己同样也无法完成它：“……他对现有的控告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由此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指控。他必须老老实实地回顾整个一生，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自己经历过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从方方面面去检查一番”，可是“……要写成这份辩护书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情节设定使发出指控的权力，对于K来说，成了无限的权力。就像在上帝面前人不可能加以申辩一样，在无限权力面前，被告也丧失了辩护能力。作为法学博士，卡夫卡当然清楚，法律指控针对的是人的某个具体行为，而不是人的整个存在。所以，只有指控却没有具体罪名，这样的设定是“荒诞”的。

但我们不应忘记，K所面对的权力恰恰是无限细分了的权力：他之所以不知道罪名，是因为看守的权力仅限于逮捕。在法的门前，守卫告诉乡下人，在法的门后还有无数道门。K也被告知，法院的程序有无数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只负责自己的事，对后面的进程统统是一无所知的——这里的一无所知，不一定指不了解，而是指，从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角度出发，这个环节的人不应该超出自己的权限，哪怕是透露或议论其他环节，也是越权的（“在法的门前”的故事也发挥了这个“尽忠职守”的要求）。

只有指控而没有指控的理由，这样的情节是对K身处其中的程序特征的准确再现：不是由于权力声称自己是无限的,人才感知到无限，而是因为程序的每一个环节是无比微小的，才使人陷入了不可知的无限之中。真正将人“捕获”的，反倒是权力分化出来的极其微末的一个环节。即使在一个世俗的、没有暴君的有限主权之下，权力也能够通过无限分割从而缩小自己的策略而变得无限。

如果可以这样来理解“被告的魅力”，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对小说结局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为法律的序言，提供的是一种说服的功能：它让法律的臣民自愿接受法律的权威，因此小说的结局——K坐在门口安静地等待刽子手来处决自己——表现的，是法律的序言产生的效果。K最终停止反抗，臣服于法的权力。法律因而得到了自愿的遵守。然而，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小说的结局表现的是无力反抗者最终极的反抗，那就是让法的权力失去对象，从而终结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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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