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唐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许多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也从唐代的门阀士族和部曲、奴客、贱民、番匠、奴婢等旧格局转变为宋代的官僚地主和佃客、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新的格局。周围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党项、女真等族一度强盛，建立起幅员广大的国家。由于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物质生活如饮食、家具、衣服、装饰、房屋、交通工具等方面，又表现在精神生活如礼仪、信仰、文艺、思想等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爱好和习惯，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婚姻礼仪是其中一部分。

在婚姻方面，宋朝社会上虽然门第观念并未消除，但人们对于门第的看法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此以前，社会上崇尚士族门第。到宋代，社会上已经不存在严格的士、庶之别，人们在选择婚姻的标准方面主要重视对方或对方家庭的官职或钱财，至于乡贯、族望等已被置诸脑后了。最典型的事例，是京城的许多“贵戚”，择婿时不论男方的家世，只要男方礼部试即省试中榜，便算符合标准，而且还资助新女婿一大笔缗钱，称为“系捉钱”。因为这些士人经过殿试就能获得官职，跻身官僚的行列，所以根本不必去考虑他们的家世门第。这些士人实际上也不以家世门第为重，他们觉得钱财更为宝贵。宋神宗、哲宗时，丁骘指出：“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因此，“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士人们便“贸贸而来，安以就之”。这些士人“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贵戚们择婿由完全以族望为标准，到不讲家世；士人们娶妻由论门第，到完全论财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风尚的一大变化。当然，士人们与商人联姻，在有些官员看来，确是“不顾廉耻”、“亏损名节”，但这种已经形成的、较前为进步的风气是不可能因为一篇奏章就能够改变了的。据记载，宋仁宗时，“召试馆职”凌景阳即与汴京酒店户孙氏结婚。南宋时，有些官员如孝宗时丞相留正、侍郎诸葛某，也与泉州海商王元懋结为“姻家”。

随着社会上择偶标准的改变，婚姻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宋仁宗时，蔡襄叹息当时的“昏（婚）礼，无复有古之遗文”。当时社会上婚礼混乱，有些士大夫深感有必要重定婚姻等礼仪。稍后，司马光根据《仪礼》，参照当时民间通行的礼仪，撰成《书仪》十卷。其中有关婚礼的规定称“婚仪”，占一卷多的篇幅。

根据司马光《书仪》以及《政和五礼新仪》，宋代的婚仪有纳采（媒人向女家赠采择之礼，一般赠雁，太学的三舍生可用羊，平民用鸠、鹜代替）、问名（媒人问女方名字，女家答以名某、排行第几、年龄多少）、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再派媒人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纳币（又称纳成，男家派媒人送聘礼）、请期（即告期，报告迎娶日期）、亲迎（女婿往女家迎娶）。以上古称“六礼”。此外还有妇见祖祢和舅姑、婿见妇之父母等。其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重资财

宋代人极其重视聘财和资装。所谓“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甚至双方订立契约，写明某物多少、某物多少，“以求售某女者”。“世俗”有“铺房”的仪式，即在迎亲前一天，女家派人到男家布置新房，铺设被褥等物，把所有陪嫁的衣服、袜、鞋等全部陈列出来。福建漳州民间嫁女，因为随嫁的“装奁厚薄，外人不得见”，乃置“随车钱”，“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必为“乡邻讪笑”。还有男家向女家“下财礼”的仪式，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记载，男家的聘礼，“富贵之家”则送“三金”，即“金钏（镯）、金鋜（锁足）、金帔坠”；“铺席宅舍”如无金器，则送镀金的银器。“士宦”之家也有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送珠翠团冠等首饰、上细杂色彩缎匹帛，加上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还有送官会（一种纸币）、银铤的。财礼的多少，视贫富而定，也有“下等人家”只送织物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再加上鹅、酒、茶、饼而已。

二、坐花轿

宋代男家用花轿来迎接新娘。轿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载人工具。它是从辇、舆等逐步演变而成的。汉代以后，舆轿的名目繁多，有肩舆、竹兜、编舆、板舆、步舆、腰舆、兜子等。大约在五代，出现了有顶的轿子。到北宋，虽然士大夫主要骑马或骑驴，“不甚用轿”，但在民间已较为普遍使用。据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宋史·舆服志》，一般轿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饰有黄、黑两等，凸盖无梁，周围篾席，左右开窗，前面设帘，用两根长竿扛抬。南宋时，朝廷允许百官乘坐轿子，达到了“无人不乘轿”的程度，民间使用更为普遍。在结婚仪式上，原来迎亲使用的交通工具——花车越来越被花轿所代替。司马光说“今妇人幸有毡车可乘，而世俗重担子，轻毡车”。“担子”即轿。据《政和五礼新仪》规定，皇帝娶皇后入宫，皇后乘坐肩舆（原注：“肩舆为担子”）进堂上，再降舆升车。又据孟元老描述，亲王家的公主出嫁，乘金铜担子，轿顶用朱红漆的脊梁，盖以剪棕，装饰渗金铜铸云凤花朵，四周垂绣额珠帘、白藤间花。两壁栏槛都雕刻金花装的雕木人物、神仙。担子装两竿，用十二人抬，竿前后都用绿丝绦金鱼钩子钩定。士庶之家和贵家女子婚嫁，也乘坐担子，但担顶上没有铜凤花朵。当时市面上有人专门出租担子。据吴自牧描述，南宋临安府民间在迎亲的日子，男家算定时辰，预先命“行郎”，指挥搬运花瓶、花烛、妆合、照台、裙箱、衣匣、交椅等人，还雇借官私妓女乘马，雇请乐官鼓吹，领着花担子，前往女家，迎接新人。花担子到女家后，女家置酒款待行郎，发给花红银碟、利市钱会（铜钱和会子），然后乐官奏乐催妆，时辰一到，催促登担；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担。新人由女家亲戚抱上新担后，抬担人不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取利市钱酒，称为“起担子”。女家发给钱会后，才抬起担子奏乐，迎到男家门口。这时预定时辰将到，乐官、妓女和茶酒司等人互念诗词，在门口索取利市钱物花红等，称为“拦门”。宋以后，新娘乘坐花轿的风气相沿不改，花轿的设备愈加讲究，花轿也愈加富丽堂皇。

三、撒谷豆、跨马鞍、上高坐的仪式

宋代新娘入门前要举行“撒谷豆”、跨马鞍以及新郎“上高坐”的仪式。《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都记载，新娘下花担子后，有“阴阳人”或“尅择官”手拿花斗，盛上谷、豆、铜钱、彩果、草节等，一边念咒文，一边望门而撒，小孩们争着拾取，称为“撒谷豆”。据传，这是为了厌青羊、乌鸡、青牛之神等三“煞”的。新娘下担子，不能踩到地面，而要在青布条或者青锦褥、青毡花席上走，由一名妇女捧镜面向担子倒行，又有数名妇女持莲座花烛导引前迎，先跨过马鞍和秤，再入中门。当晚，新郎要“上高座”。新郎身穿绿色公服，头戴簪上花和胜的幞头，在中堂登上置于一只榻上的椅子，称为“上高坐”。先是媒人，然后姨、姑各斟酒一杯，请新郎饮下，最后丈母请新郎饮酒，然后才下高座归房。“撒谷豆”是由民间的迷信而形成的仪式，而跨马鞍和上高坐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

四、拜先灵和交拜仪式

宋代新郎和新娘还要举行“拜先灵”和交拜的仪式。新娘进入男家前，男家在影堂（摆祖先画像处）中设香、酒、菜肴等，舅（公公）和姑（婆婆）穿起盛装，站在堂上，一东一西，相对而立。赞引者把一对新人带到阶下或堂前，主持人进入堂中，焚香，跪着酹酒，俯伏，起立。祝者跪下宣读：“某（婿名）以今月吉日，迎妇某（妇姓）婚，事见祖祢。”祝者起立，主持人再拜。司马光说：“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表明“拜先灵”在当时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习俗。《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郎和新娘面对面各挽一段彩绢的一端，彩绢中间结一同心，新郎倒行，称“牵巾”，走到家庙参拜，然后新娘倒行，扶入新房。在此以后，还要举行夫妻“交拜”的仪式。司马光认为“古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相见交拜”。交拜的仪式是这样的：新郎和新娘各由陪伴者（富家由女仆）引导，进入新房，中间布席，新郎立在东席，新娘立于西席，新娘先对新郎一拜，新郎答拜，新娘又一拜、两拜。然后新郎揖请新娘就座。这也是“乡里旧俗”，因为男子“以再拜为礼，女子以四拜为礼”的缘故。

五、结发的仪式

宋代新郎和新娘还有结发的仪式。唐代杜甫《新婚别》诗云“结发为君妇”，是说自孩提开始结发（束发）以来就为夫妻。西汉李广“结发”与匈奴战，是说“始胜冠年少时”。从五代开始，出现父母为新人“合髻”的仪式。宋代“世俗”沿袭此仪，仪式是这样的：男坐在左（宋代以左为尊），女坐在右，各留出一撮头发，由男、女两家提供丝织物、钗子、木梳、头（一种发带）等，合梳为髻，然后喝“交杯酒”。

六、各色新衣

宋代新郎根据身份穿着不同样式的新衣。宋代贫苦人家终身只穿麻布做的衣服，麻布当时通称“布”或“苎布”。贫苦人家的子弟只在做新郎时，穿绢做的新衣三天，称为“郎衣”。一般富裕的平民子弟，在结婚时，按官府规定只能穿戴丝织的衣衫和幞头。至于贵族和官僚之家的子弟，则可以借穿官服。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描述，官宦人家子弟举行婚礼前，先由女家赠给新郎礼服——绿色的公服（公裳）、罗花幞头、靴、笏，新郎便在婚礼上穿戴，官府只准许品官子弟和三舍生在结婚时穿戴这种衣帽，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以后，六品到九品官可穿绿色的公服，所以官员子弟和三舍生的结婚礼服也是绿色的。当时习俗还喜欢在新郎的幞头上插戴花、胜，以致“拥蔽其首”，颇失大丈夫的气派，因此引起司马光的非议。他赞成实在不得已，不妨“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二枚就可以了。

（本文摘自朱瑞熙著《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