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9日至31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历史地理考释与地图集编绘”（23&ZD26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华治水历史脉络梳理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研究”（22JZD039）项目组联合承办的“中国历史环境与区域社会发展暨纪念邹逸麟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复旦大学等10余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聚焦邹逸麟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中国历史环境与区域社会的演变，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当代的学科发展新路径。

本次会议共设4场报告分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认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邹逸麟先生治学成就的梳理与总结

“邹逸麟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专题中，与会学者从多方面结合自身的学术研究经历，对邹逸麟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探讨。本专题分两场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吴松弟教授分别主持。

邹逸麟

（一）从其学术成果出发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吴松弟教授在梳理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源流后提出，邹逸麟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吴松弟教授分析了邹逸麟先生发表的142篇历史地理论文后，认为其中有41篇论文属于历史经济地理，约占全数的30%，涉及经济地理的多个方面。1959年邹逸麟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唐代水利建设看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尤其是唐以后的河流变迁没有系统完整的成果，谭先生将这一任务交给邹逸麟。邹先生从《元和郡县志》，将历代总志、地理志、河渠书排比、理出头绪，先后撰成《隋唐汴河考》《山东运河历史地理初探》《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等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表明邹先生解开了以往未解决的黄河流域的重大问题，深为学术界所仰慕。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巴兆祥教授关注的是邹逸麟的方志思想及其指导价值。巴教授认为邹逸麟先生在长期的方志使用中，对方志的概念、属性与边界形成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的邹逸麟先生认为修志人员要本着“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的态度，保持着“心目中要有读者”的初心，志书要达到“全面、丰富的内容，客观、实事求是的记录，突出地方特色”的标准，对第三轮志书编纂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段伟教授着重介绍了邹逸麟先生在黄河史研究的贡献，并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厘定黄河在历史时期是否安流的标准；其次，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过程及其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第三，对黄河影响下的黄淮海平原湖沼地貌变迁的细致研究；第四，深入剖析黄运关系；第五，梳理明清时期治河思想的变化。段伟教授认为邹逸麟先生的研究史料丰富，论证清晰，结论平实，不仅是进一步深化黄河史研究的学术基础，更有利于我们把握黄河变迁的特点、理解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教授谈了重读邹逸麟先生著述的体会，他认为邹逸麟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新的学术环境下仍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和价值，突出体现在：以专深研究为基础，重视系统集成（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进而将学科知识转化为经典教材（《中国历史地理概述》），构建历史地理学知识体系；在研究上追求贯通和横通，前者为历史地理学这样的专史之长，有助于克服断代之弊，后者在于强调历史地理问题与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结合，有助于克服专史之弊，这一通史眼光仍然值得高度重视；在“黄河安流”“大古都”“地方志编纂”等问题上开展的“严肃的学术批评”，正是当下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所缺乏的精神；长期担任政协委员，就南水北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生态环境保护等国计民生问题提供真知灼见，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之间展开的富有成效的积极对接、主动转换、良性互动，学术与智库不是对立关系，在国家战略版图中的供给直接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的空间；注重公共写作，注重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胡恒教授提出，老一辈学人面对当时的国家战略和学术需求，圆满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使命。面向未来，青年学人需要加强学术传承，鼓励创新突破，在重视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提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全球眼光和世界意义方面继续努力。

（二）从其教学实践出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从“兴趣：做学问还是应该有兴趣”“元典：要广泛涉略，从研读基本文献入手”“学科分类：熟悉目录学，做好学术札记”“要有兔子的敏锐，更要有乌龟的锲而不舍”四个方面回忆了邹逸麟先生是如何指导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邹振环教授着重讲述了邹逸麟先生对元典的重视，即阅读基本文献的重要性。邹逸麟先生不仅要求邹教授在修读“中国通史”阶段开始研读“前四史”，还特别提及《三国志》，并以“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目考”为题，指导邹教授从研读《三国志》原著入手，将裴松之所引书目全部辑录出来后，接着查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的“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直到《二十五史补编》《四库全书总目》，最后分类叙述这些著述的流传情况，形成一篇学术札记。邹振环教授认为熟悉“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以及各种私家目录，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自己受益于这样的学术训练，将其贯穿于之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通过追忆编绘《清史地图集》时邹逸麟先生的指导，以表达对邹先生治学成就的钦佩。华林甫教授将邹先生的指导内容分为总体指导、学术团队、谭图经验、编稿表、关于底图、图例、地图质量、未来希望等八个方面。如邹逸麟先生曾提出《清史地图集》的编绘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其编纂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图集编纂比志书编纂更为复杂，将文字落实到地图上难度很大；与专著狭窄的读者面相比，地图集的阅读面相当广，所以在编绘历史地图集时要兼顾把握学术艰深与大众普及的尺度。对于《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邹逸麟先生不仅有大方针上的指导，还对底图、图例等方面有着细致入微的关心。邹逸麟先生曾提出图例设计要注意几个原则，一是要遵循以往的传统，注意读者的阅读习惯，除非《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图例有不合理之处，否则应尽量沿用；二是《清史地图集》是普通地图集，不是专题图，因此要用大家都习惯的符号，县以下地物都表示为一个圈；三是图稿在校对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光是看字写的对不对，还要看字的字体、字体和字号是否符合图例，要注意所标的今地位置对不对。制定图例时要慎重，因为图例变动一处，往往要改动很多，工作量非常大，最好先出几张样稿，然后再定下来，确定以后就不再修改。邹逸麟先生对华林甫教授及《清史地图集》项目组所提出的经验教训，对今后的学术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安徽大学历史学院陆发春教授在《我所了解的邹逸麟先生与〈清史地图集〉编绘》文中，追述了邹逸麟先生对《清史地图集》，尤其是安徽大学历史地理学科起到的指导和推动帮助，他提出如果说邹先生主持撰写的《清史地理志》为《清史地图集》编绘提供了知识奠基石，那么他在《清史地图集》编绘起始阶段每一次有的放矢的发言，事实上是我们工作的指南针。地图编绘是研精阐微之学，只有曾经有此实践并能憬然有悟的人，才会独具慧眼，坚持下来，玉汝其成。邹逸麟先生将其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地图编绘的所有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参加《清史地图集》的编绘群体。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真正福慧双修的大德之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建革教授通过自己研究方向的转变，回顾了邹逸麟先生的指导、帮助。1996年王建革教授初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时，邹逸麟教授建议他从《吴中水利全书》等经典的古代水利文献入手，结合古农学、土壤学等不同的学科，从多个视角剖析不同区域的环境变迁，特别是水环境变迁的问题。邹逸麟先生曾提出“讲环境变迁最主要的就是讲水环境，看某一地区环境能否修复的关键是看水资源。在水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恢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很困难；在水资源较为充裕的情况下，环境虽然破坏了，但是修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这主要就是水的问题。”邹逸麟先生的指导成为王建革教授今后从事“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等研究的催化剂。王建革教授还提到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提纲挈领式的，例如邹逸麟先生对黄淮海平原水系变迁的研究，有《试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水运交通的变迁》《宋代惠民河考》《北宋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都是邹逸麟先生在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以后又通过长期资料的收集写成的，是值得后来学者时常温习、认真追溯、仔细体会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杨伟兵教授以《历史土司地理研究的学术进展与现实意义》为题进行汇报。杨伟兵教授表示，在最初跟随邹逸麟先生编修《清史地理志》时，邹逸麟先生建议对川西等土司沿革地理作出详细考订，后来进一步鼓励做好历史土司地理的全面研究。杨伟兵教授在回顾了近百年来土司历史研究历程后，指出21世纪初以来土司历史研究的3个走向。第一是土司整体史、专题史、文化史研究的勃兴；其次是对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第三是历史政治地理视角下土司历史地图的编绘。在邹逸麟先生指导下，他开展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西南土司历史地理考释及地图编绘”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重大项目除重新审读已有研究成果外，更加重视对档案的发掘，并积极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建立规范、统一的文本考释数据库；为地图集编绘提供坚实依据的同时，以期实现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表达形式上的创新。他认为历史上土司分布广泛，民族多样，地理单元复杂，复原土司管辖区域历史空间，厘定其治所及边界范围，讨论土司内部与外部治理体系，对于精确和深刻认识土司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开展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石超艺副教授以“高山仰止”来概括邹逸麟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人生智慧，并且提到邹逸麟先生以“绘制《水经注疏》漳水部分地图”为引，启蒙了自己的历史地理研究之路。而这样的教学方法也一直被她沿用。石超艺还提到邹逸麟先生常说的“带病延年”，这四个字是邹逸麟先生对她很大的激励，让她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人生。

二、北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邹逸麟先生对北方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该领域的重要学术基础，其系统性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持续影响着学界。本场报告以“北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为主题，六位学者秉承实证与理论结合的传统，通过长时段、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深入探讨了北方区域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本场专题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建革教授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陈业新教授以嘉庆《凤台县志》为核心史料，对19世纪初黄淮地区的民生状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指出该地区实际耕地数量远低于县志所载，且灾害频发、水利失修导致农业产出极不稳定，揭示了凤台县民生贫困的实际状况，强调清代淮河流域民生的真实样态应以灾害环境、生产力水平与制度约束为基本语境，深化对清代区域社会贫困化问题的理解。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樊如森教授系统考察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绥远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时空演进过程。该地区原以单一游牧经济为主导，清代中期以降，在移民实边、屯垦政策推动下，农业经济快速拓展，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中国矿业大学文博中心研究室胡其伟副研究馆员系统介绍了英国国家档案馆（TNA）所藏涉华档案的构成、分类体系及其学术价值。TNA所藏中国相关档案时间跨度集中于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涵盖外交、军事、财政、社会、文教等多个领域，在地理范围上既包括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西南与西北等国内区域，亦延伸至印度、日本及东南亚等跨国网络。该档案体量庞大、内容多元、中外交叉、保存良好，可与中国本土档案互补互证，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及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与跨域视角。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王晗长聘副教授系统考察了陕西黄龙山区从早期“名不见经传”到明清时期成为“御防要区”“盗贼渊薮”，再到民国时期被重新界定为“关中门户”的演变过程。通过梳理文献与实地调查资料，指出该区域作为生态过渡带，其自然与社会边界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变动，人类对其认知亦经历了从自发感知到系统科学考察的深化。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人地互动中对山地环境的认知深化与主动调适，也体现了环境认知对区域开发策略与治理实践的深刻影响，为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实证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景超副研究员以明清以来甘肃民勤绿洲为个案，探讨了水资源变迁与水利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自明代大规模屯垦与人口迁入以来，民勤绿洲耕地面积达到历史峰值，水资源短缺问题逐渐凸显。清代以降，上游来水减少、土地沙化加剧与持续人口压力共同加剧了生态退化，水利纠纷日益频繁。官府与地方社会逐步建立“照粮分水”等制度，并构建以坝、沟、渠、岔等渠系为基础的水利秩序与村落组织，揭示了水资源约束下区域开发的内在张力，展现了环境变迁、社会适应与制度构建之间的相互作用。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博士后刘威通过整合多源历史文献与器测数据，重建了过去600年华北地区暴雨洪涝事件序列，构建了包含降水时间、级别、类型的多指标数据库，揭示了华北暴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表明华北极端暴雨存在约20年显著周期，年内集中在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并与台风活动、海温异常等气候因子密切相关。该研究不仅拓展了历史气候重建的方法路径，也为理解华北地区极端降水事件的时空规律、成因及未来风险提供了长尺度气候背景与科学依据。

三、南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南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题报告中，与会学者综合运用文献考证与空间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南方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空间特征。本场专题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深入剖析了清光绪年间商编路程文献云记《江湖路程》抄本。该文献系统记录了以景德镇为起点，经昌江、赣江、长江与汉江等水道，终抵陕西汉中的七条水陆商路，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晚清时期瓷器运输的路线及贸易网络，并旁涉桐油、生漆贸易，为研究清代商业地理、物资流通与商帮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王振忠教授通过对沿途城镇、关卡、税制、物产及行船安全等多维要素的梳理后指出，尽管该抄本可能由徽商传抄，但其内容显示出与江西商人贸易网络的密切关联，体现了清代不同商帮间商业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傅林祥教授对沪渎垒地望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辨，梳理了自晋至清相关文献关于沪渎垒位置的记载流变。早期史料如《晋书》《吴地记》明确其位于沪渎江畔。南宋《云间志》将其与“芦子城”联系，并提出“东西二城”之说，导致其地望被误置于华亭县，深刻影响了元明以降方志的书写传统。此研究通过细致比对唐宋至清代地理志书、政区建置沿革及地名演变的考证，论证了沪渎垒实际位于吴县东北沪渎村一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尹玲玲教授阐述了萧绍平原水系形态自开放式水系走向封闭式水系的演变历程。萧绍地区的自然水系中先是出现了堰、碶、闸、坝及斗门等点状水利工程，然后是塘工、运河等线状水利工程。“点”与“点”之间连线，“线”又围合成“面”，“面”交织成体系。萧绍平原是山麓滨海平原，地处江、海交汇，江流与潮流互为顶冲。河湖水系格局因水库、塘工与运河的加入而变得极为复杂，江、海、湖、运四者之间紧密相关，互为联动。该区水系形态经历了从全开放式到半开放式到半封闭式到近乎全封闭式的阶段性变迁。大体可分为古越国以前的全开放式自然水系、古越国至东汉鉴湖创筑前的半开放式水系、东汉鉴湖创筑后至明代中叶的半封闭式水系以及明代中叶以后的全封闭式三江闸水系这四个阶段，水系面的围合范围也相应随之阶段性拓展。这一过程体现了人地互动中对水环境的系统性改造，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水环境治理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依据。苏州大学历史学系余同元教授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技术经济的兴起路径、表现形 式及其内在机制，指出江南近代技术经济自晚明兴起，并在清代中后期进一步发展，其核心动力在于传统匠作技术的理论化，具体表现为技术文本化、数量化、标准化与学科化。这一过程经由“工匠+学者”（技进乎道）、“学者+工匠”（道进乎技）至“匠学互+”（道技互进）的演进路径实现，并以紫砂、刺绣等行业为例，说明“匠学互+”与“科技互动”对早期工业化的促进作用。该过程也反映出“李约瑟难题”所指出的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缓慢所面临的内在认知障碍与外在制度约束，为理解江南区域经济近代转型的动力与局限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杨煜达教授以明代西南地区的白银生产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在明代白银供应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估。综合运用多源文献与实地考察方法，对云南及其周边区域的银矿开展等级划分与产量重建。结果显示明代西南地区的白银总产量显著高于既往学界估计，表明国内白银供给能力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这一发现对重新审视明代货币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白银供给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刘龙雨副教授以《读史方舆纪要》为核心史料，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明代广东地名分布进行了系统研究。她通过提取自然、文化、军事、民族、经济等多类地名数据，揭示出地名分布呈现出以广州府和肇庆府为核心的“双核结构”特征，反映该区域在经济、军事、民族交融等方面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指出地名分布不仅反映自然地貌，更体现军事防御、民族交融与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深化了明代广东地域开发与政治治理的空间认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邹怡教授考察了杭州江干过塘行的兴衰历程。因地形水文原因，钱塘江与大运河及江南水网并不直接连通，从而催生了以货物转驳及报税为核心业务的过塘行。报告通过文献推测该行业定型于乾隆中后期，同治以后渐具规模，至近代因铁路、公路等新型交通方式兴起而逐渐衰落，抗战后逐步融合消亡于新兴的转运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方志龙博士介绍了1937—1949年间东太湖围垦治理中的复杂过程，深刻揭示了近代水利治理的复杂性与多维动因。指出尽管1937年所划湖界与蓄洪垦殖计划体现了近代围垦治理理念的进步，但在战乱环境下，不同治理主体因利益分歧陷入收益和管辖权争夺，致使政策执行严重偏离初衷，水利反而成了争利的借口。该时期东太湖围垦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其治理困境的根源并非制度或技术缺失，而是战时经济压力下各级政府“经济理性”压倒“环境理性”的结果。

总的来说， “中国历史环境与区域社会发展暨纪念邹逸麟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有以下三点重要收获。首先，本次会议通过回顾邹逸麟先生的学术成果、教育实践，对其治学成就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宝贵经验，不仅为晚辈学人后续学术活动的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历史地理学科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本次会议讨论主题广泛，从中国南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等历史自然地理问题，到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历史人文地理诸多方面，多尺度、多层次地探讨了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变迁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三，与会学者各抒己见，交流深入而热烈，彰显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特色与活力。可以看出，专家学者们报告的最新学术成果都是紧紧围绕着邹逸麟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展的，是邹逸麟先生所倡导的“小题大做，墨迹战术”的生动体现。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展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对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