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的影响：约旦民族认同的塑造》，[美] 约瑟夫·A.马萨德著，江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88页，108.00元

2025年1月，由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约瑟夫·A. 马萨德（Joseph A. Massad）撰写、江琪博士翻译的著作《殖民的影响：约旦民族认同的塑造》中译本出版。该书通过研究约旦曾经存在的英国委任统治这一典型又非典型的殖民制度，探讨了后殖民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著作主要分析了国家、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区如何参与并塑造民族认同和文化，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1921年在英国人和汉志埃米尔阿卜杜拉统治下的人民和领土是如何最终形成约旦的。前两章探讨了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司法生产，马萨德研究了国籍法、选举法和民法，将法律本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领域：欧洲法规、宗教法规和贝都因人习惯法。第三章和第四章考察军队对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生产。第四章介绍军事政治以及军事与政权之间的政治外交历史。第五章讨论巴勒斯坦-约旦人之间关系的司法、军事和政治方面，及其对约旦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生产性和压制性影响。这部分内容揭示了殖民国家和后殖民国家使用的规训策略如何通过发现其自身和他者来建立民族认同。最后一部分讨论约旦当前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日益排他的本质主义（约旦主义）的主张。在提及市民社会等其他问题时，马萨德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全书的观点大体比较客观。

规训与生产：法律与军队在约旦民族认同构建中的双重角色

马萨德使用福柯关于规训制度的生产性的理论，研究了民族国家的镇压机构——尤其是作为司法机构组成部分的法律和军队——是否属于规训机构的一部分。同时，他也吸收了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观点，认为司法机构本身具有生产和镇压的双重功能——现代权力机构更具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镇压或胁迫能力，尽管他也强调了它们持续的镇压作用。法律和国家是殖民国家在殖民地建立的核心制度，它们或取代已有的司法和军事结构，或被引进原本没有此类结构的社会。约旦原本是部落社会，属于后者。马萨德认为殖民制度和认识论被采用并适应了当地的国情，法律和军队不再为欧洲殖民主义服务，而是为民族独立或其国家代表服务。约旦独立后哈希姆家族领导部落、军队精英开始掌握并运用这些曾经用来统治他们的制度。总之，马萨德认为法律和军事是两个关键机构，并利用它们对后殖民时期约旦民族认同的发展进行了原创性和精确的分析。

马萨德还分析了民族国家如何通过规训-司法结合的治理形式垄断了合法规训手段。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制度和军事力量在整个社会表面普遍化，同时教育制度化的学校和媒体虽然仍服从于国家司法权力，却成为更为精细的规范化渠道，潜移默化塑造国民意识。在构成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压制性和生产性的机制共同作用，国家通过对民族的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在法律和军队范围内实现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这些影响又通过法律机构及军队产生的文化生产过程，不断外溢到社会和其他国家机构。同时，这些由法律与军队孕育的文化产物又反过来增强了它们原本的战略部署。然而，法律和军队发挥的作用也会超出国家精英的控制，产生预期之外的生产性作用。为此国家统治者及精英开始对“国民”和“民族文化”出现设定界限，构成和生产、塑造他们希望规训或压制的主体和类别。这些策略最终超越了军事和法律领域，催生出一系列过程，并将其产物带到了民族文化领域，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形成。

在约旦，欧洲法律法管辖公共领域（现代城市居民的所在地），宗教法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和贝都因习惯法（至1976年）将管辖私人领域（构成国家“内在”“传统”和“精神”本质部分的妇女和贝都因人的所在地）。在研究民族认同时，马萨德展示了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如何被赋予民族化的意义，作者认为殖民国家实际上通过其他机构在民族文化的生产中发挥了作用。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军事、殖民地的学校、法律，实际上压制了一系列物质文化，并产生了另一种文化物质。民族主义者后来将殖民地文化产物作为“传统”，没有提及其殖民地压制和生产的谱系。其中军事尤其重要，殖民国家在向士兵进行战争艺术教育时，还向他们介绍了新的认识论（了解世界的新方式），这种认识论是现代殖民秩序和民族构架的基础，即使是反殖民民族主义者也未曾质疑这种认识论。

作者的这种观点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军事学、政治学观点，认为军队具有生产性作用，即军队产生政治，而不是仅仅与政治有关。军队通过将自己构造成强迫和规训的机器，压制了自己现有的存在形式，并产生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公民-国民。这些国民在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又通过各种机制（媒体、官方宣传、学校、家庭、军事征召、歌曲、音乐）向整个社会传授被认定为“民族”的新文化和传统，社会与军队、公民与军队领域之间的这种渗透性促进了军队内部开始的社会规范化。军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形成。法律机构和军事机构等国家机关与民族认同互相影响。

约旦民族认同的历史演变

马萨德将约旦的民族认同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殖民时刻，第二是反殖民时刻，第三是国家扩张和收缩的时刻（主要指领土、人口、公民权），第四是内部破裂的时刻。后三个阶段进行的时间顺序可能不同。作者在上述四个时刻的背景下确定法律、军事、政治权利和文化话语的转变。外约旦殖民时期，军队对在新划定的边界内生产和压制身份和文化习俗是有害的。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贝都因人几乎构成新生国家人口的一半。四十年代，阿拉伯军团发挥重要作用，商人也有一定影响力。1946年约旦独立，1925年和1948年至1950年约旦的扩展不利于民族认同的构建。巴勒斯坦人影响了约旦的民族认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约旦反殖民浪潮高涨，1956年3月侯赛因驱逐了格拉布，军队“阿拉伯化”。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约旦在国际政治中的调整是反殖民民族主义中的重要议程。1957年，在英美的支持下，约旦开始为期三十年的党禁，并一直受英美的影响，约旦的反殖民时刻也对其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产生了许多影响。正是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约旦人的“自我”与殖民的英国人“他者”完全相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崛起对约旦政府的主张形成挑战，游击队开始侵犯约旦的主权，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约旦军队和包括约旦人在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了内战，这证明对民族的重新定义至关重要。包括巴勒斯坦-约旦精英在内的该国许多精英都支持约旦政权。游击队被击败，内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项重大的约旦化运动在此后全面展开。约旦的他者不再是外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他者来自内部，即巴勒斯坦-约旦人。商人阶层中几乎没有外约旦人，定居的外约旦人是官僚机构中的中流砥柱，自阿拉伯化以来，外约旦人手中的军队仍是该国政权可支配的主要力量。针对巴勒斯坦-约旦人（占人口一半以上）的歧视性政策日益制度化：巴勒斯坦-约旦人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减少，在公共部门中的就业人数减少，学术机会减少，获得公共资金的机会减少。私营部门是巴勒斯坦人权力的支柱，该领域的就业环境有利于巴勒斯坦人。

约旦通过公民的规范化实现了权利的宪法扩张，妇女1974年获得选举权，自1929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贝都因习惯法和准军事/警察统治之下的贝都因人在1976年这些法律被废除后得以规范化，最终在政治和公民权利层面上，贝都因人和妇女在法律上与男性城市居民实现了平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约旦经济开始在崩溃边缘徘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起义不仅质疑以色列的占领，也质疑了约旦河西岸的约旦主义，这一区域的巴勒斯坦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随着巴解组织逐渐被公认为“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唯一政治代表，约旦国王“脱离”西岸，实际上放弃了这一法律上的领土。这一地区的约旦人很快被剥夺了国籍，这与阿卜杜拉在近四十年前强制性地将其民族化时一样。1989年自由化时期开始，约旦取消党禁，进行了议会选举，开始自由扩张，但仍然受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迎来约旦的新的自由时代，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被压抑的挫败感。外约旦的排他主义者开始煽动建立一个只有外约旦人的约旦，并将自内战以来不断增加并被政权变得更加合法的反巴勒斯坦的挫败感带入了政治战场。其中一些本质主义主张也质疑王室本身的约旦主义。马萨德确定了人的地理起源以及宗教和种族背景，是有意为之。当代约旦民族主义坚持一系列本质主义的标记，这些标记在地理、种族以及有时是宗教方面都是恒定不变的，并且宣称“构成”约旦的身份，因此他对人们背景的确认意在检验这种主张。构成当今约旦民族身份和约旦民族文化的要素，以及拥护约旦身份本质主义特征的个人背景，在地理、种族和宗教上，比当代约旦民族主义的捍卫者所想的要复杂得多。

马萨德认为，自1923年至1976年，国家努力将贝都因人与国家政治分开，1976年至今又将贝都因人融入国家政治。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文化确定为部落文化的承诺依赖于这两种策略来实现其目标，即通过使贝都因人定居而使国家部落化（甚至贝都因化），因为贝都因人被视为约旦实质、地道的文化和传统的载体，而贝都因人和哈达里人的新部落化/贝都因化过程是基于国家对贝都因部落文化史情况的重构。因此，使贝都因人定居的过程是由国家为他们重新定义他们的文化同时继续将其识别为贝都因人的过程构成的，它通过将新文化识别为真正的“约旦文化”而将其设置为整个社会的规范。通过民族国家的标准重新定义贝都因文化并将其呈现为约旦典型活态文化，不仅对国内消费而且在对外关系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可以对抗以色列关于“约旦就是巴勒斯坦”的说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强并持续到现在的旅游活动将贝都因人和佩特拉视为现代约旦的真正代表。

一部视角复杂的民族认同研究

此书丰富了国内的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国家认同研究，但文中一些观点值得商榷。由于马萨德在美国成长的经历，其思想难免受到西方观点的影响，关于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殖民的作用似乎有夸大甚至美化的嫌疑，忽略了约旦本身以及约旦人民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尤其在本书第四章，作者的章节题目为“军队国有化：作为民族遗产的殖民遗产”，首先将殖民称为遗产就不符合事实，其次，这种殖民遗产更不能称之为民族遗产。

自1921年外约旦建国以来依靠先知后裔哈希姆家族的合法性和部落支持，历经四位君主统治，摆脱殖民，取得国家独立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其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自一战后才从头开始，约旦的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是同步进行、相互补充的，二者共同构成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从人口构成看，约旦98%的人口为阿拉伯人，主要包括本土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大部分国民为伊斯兰教逊尼派，少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和基督教，以及少量的德鲁兹派和巴哈伊教徒。从此角度而言，约旦是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单一民族(the single nation)国家，此处的民族指国族，即约旦阿拉伯人仍属于阿拉伯民族。作为一个民族（nation），阿拉伯民族本已存在，无需建构，其民族（国族）的形成早于约旦民族国家的出现。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人造国家”，约旦存在的各种族群 (ethnic groups)构成阿拉伯民族，所以约旦的国家构建应该通过族群构建（ethnic group building）实现，需要建构的是不同族群的约旦国家认同，实现统一的国族认同。作者在书中也提及了少数族群，约旦是个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的现代国家，族群间的合作在不同阶段对约旦国家构建做出了贡献。

马萨德原是巴勒斯坦人，其父母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的巴勒斯坦难民，战争后从雅法逃离来到约旦。马萨德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新墨西哥大学完成本科学习，并于 199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教，教授现代阿拉伯政治和思想史。主要研究身份和文化理论，包括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理论等。2001年出版该著作，2006年出版《巴勒斯坦问题的持久性：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论文集》（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Essays o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2007年出版《渴望阿拉伯人》（Desiring Arabs），该书获得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图书奖（The 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他的最新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中的伊斯兰教》（Islam in Liberalism），并于 2018 年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马萨德后来获得美国国籍。

作者想要分析构成一个民族的人民和领土在1921年开始接受这一民族身份认同，并在几十年之内开始鼓吹基于它的政治权利的过程。他身份的复杂性也为著作提供了他者的视角，这种他者既是指其美国国籍，也指其相对于约旦而言的巴勒斯坦人身份。这种身份也使他看待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身份区别于约旦河东岸的人，即本土约旦人。如马萨德在书中提到：“1953年侯赛因继位后，通过吸纳、操纵甚至强制性手段，将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约旦化”（13页），他的立场明显带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印记，约旦虽然收容了巴勒斯坦难民，但从作者的角度看，巴勒斯坦的领土也被约旦纳入版图。这种观点也代表了约旦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的看法，他们在特定的阶段会体现出他者的身份。

此外，在谈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起义时，作者原著中写道：“约旦国王‘脱离’西岸，实际上放弃了这一法律上的领土。这一地区的约旦人很快被剥夺了国籍……这与阿卜杜拉在近四十年前强制性地将其民族化时一样。1989年自由化时期开始，约旦取消党禁，进行了议会选举，开始自由扩张，但仍然受限。”（15页）此处的约旦人应该是巴勒斯坦裔约旦人，作者比较“双标”，在此处特意不提巴勒斯坦，反而强调约旦人这一国民身份，在读者看来就是在对其有利的时候强调约旦国民身份，但大部分时候又强调其巴勒斯坦裔属性。

作者提到的“约旦国王脱离西岸”，主观上体现出约旦属于巴勒斯坦这样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是1988年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约旦与约旦河西岸解除行政、法律联系。作者说国王脱离西岸，在读者看来巴勒斯坦才是主体，与事实违背。作者把哈希姆家族描述为与英国人一样的外来者，认为“外来者”构想出约旦的边界和身份……在现有记忆中扎根于该国新边界之外的人们，一直在统治并继续统治该国；在其人民中，大多数人记忆中的地理“起源”位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16页）。这句话从根本上认为约旦人是他者，是外来者，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创建国家。“扩张”一词反复出现，甚至出现“歧视性政策日益制度化”这样的表述，也体现出作者想要强调独立的巴勒斯坦身份属性。笔者认为马萨德这样的观点和表述从学者的角度而言不太客观。同样，作者提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迎来约旦的新的自由时代，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被压抑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是不是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

民族认同vs.国家认同

尽管巴勒斯坦人民经常批评约旦君主制，但约旦是唯一一个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大规模公民身份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裔人口约占约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笔者认为约旦的少数族群系指除巴勒斯坦裔以外的约旦少数族群与族裔，具体为人口占少数、具有约旦国籍的少数族群，包括切尔克斯人、库尔德人、车臣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德鲁兹人和巴哈伊教徒等，但不包括巴勒斯坦人。上述少数族群可分为民族性族群、宗教性族群与跨界族群，就族群身份而言，民族性族群（ethnic groups）系指在约旦的非阿拉伯人；宗教性族群（religious ethnic groups）系指约旦境内存在的信仰其他宗教的非穆斯林群体；跨界族群（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系指中东及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以血缘纽带为根据，以族裔身份为基础，以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为意识形态的跨界族群。

但由于《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签订，英、法对中东地区实施委任统治，以地理区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各民族间的割裂，出现众多跨界族群，即使是同一家族、部落的阿拉伯人也存在跨越国界现象。这些跨界族群中既包含阿拉伯人，也包含非阿拉伯人，因此，约旦的民族性族群与跨界族群难以严格区分，“跨界少数族群”更能概括上述情况，明确界定其范围为约旦境内的非阿拉伯人跨界少数族群，既能区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又能体现地理上的“跨界”。

约旦国家认同产生很晚，随着19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在沙姆地区的消亡，该地区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成为英国、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划分为四个区域，这些区域根据各自的历史、传说、政治、地域构建各自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国家认同，但这些认同都归于同一种阿拉伯、伊斯兰认同。约旦是一条河的名字，分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和约旦河东岸（外约旦），是沙姆地区部落生活的地方。1921年外约旦成立前不存在“约旦”或“约旦人”，人们接受的是奥斯曼认同，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此时的认同没有任何国家意义，而是以阿拉伯大革命为基础，形成具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印记的模糊民族认同。

1921年外约旦酋长国建立后，随着国家体系的初步建立，出现对阿卜杜拉为代表的哈希姆家族认同，埃米尔即国家象征。早期约旦民族国家构建首先是从地理疆域、军事、司法、政治制度方面形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1946年外约旦独立，1950年4月约旦哈希姆王国建立后，政治领域的政治符号开始强化国家认同，通过确定国名、国歌、国徽、货币以及颁布国籍法、修改宪法、建立博物馆等代表民族与国家属性的机构，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与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国家构建。1970年约旦军队与巴勒斯坦自杀式袭击者发生武装冲突前后，约旦国家认同才出现。

2002年10月，“约旦优先”（Jordan First）的倡议被提出，标志着约旦主义（Jordanianism）的形成。此倡议是约旦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旦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强调约旦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人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将约旦人的民族叙事去种族化，从而将自己定位于约旦，强调全体约旦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感。“约旦优先”主要包含伊斯兰教、哈希姆家族、土地，约旦的教科书中提倡哈希姆人是“泛阿拉伯主义”之父，土地是“阿拉伯”之地，是基于国家认同的非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叙述。约旦主义思想的提出有助于团结所有约旦公民，无论性别、族群、宗教信仰、派别以及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

约旦少数族群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征，不同族群拥有其各自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语言，都具有双重身份，德鲁兹人、什叶派、基督教徒、巴哈伊教徒等还具有三重身份。就民族性族群而言，此双重身份指自身的族群身份和约旦人的国民身份；就宗教性族群身份而言，指其宗教身份、族群身份和约旦人的身份。因此约旦通过国籍法，给予少数族群国籍，强调其作为约旦人的身份属性，还规定国民统一使用阿拉伯语，货币使用第纳尔，重视以哈希姆家族作为核心精神纽带，对非穆斯林则强调爱国主义，弱化族裔中心主义，以此加强国家认同。通过上述举措，少数族群在面对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时，清楚地界定二者区别，认为“族群是与私人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约旦人的感受则与公共领域联系，对约旦的民族主义情感并非基于原始的族群观念”（Nour Abu Assab, Narrative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Circassians in Jordan, p.314）。在“约旦优先”这一全国运动中，所有公立学校课间唱国歌，升国旗，一些标志和广告中出现国王及其孩子们的照片，也出现约旦的地图和国旗。至此，约旦通过积极强化民族国家认同，促进族群融合与合作，减少或消除族群分歧与冲突，实现了政权的相对稳定。

约旦哈希姆王国北临叙利亚，东临伊拉克，东南临沙特阿拉伯，西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约旦自建国以来，逐步实现现代化，是中东发展良好的代表性国家、过境贸易中转站，也连接西亚、东地中海与北非地区的贸易往来，在以色列、伊朗及周边阿拉伯国家中起到斡旋平衡作用，是黎凡特与东地中海、海湾地区的缓冲带。约旦是个晚近建立的多族群国家，国家与部落关系紧密，其部落社会结构基于血缘关系和荣誉概念，部落传统在现代政治体系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进入新世纪，尽管部落人口比例下降，但部落身份和文化传统对国家认同和合法性仍具有重要意义。在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重新阅读了解约旦民族认同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约旦政权稳定的原因以及约旦在区域和平进程中的复杂角色和其发挥的团结、调停、斡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