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美]周蕾著，周云龙译，九州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216页，48.00元

引言

“你有一种殖民教育所赋予的东西——清晰的写作风格”，一名美国教授在当时还是学生的周蕾的论文作业上如是写道（《不像说母语者》，50页）。这一看似褒扬而又屈尊俯就的评语揭示了语言与殖民主义之间令人不安的紧密关系，也成为美籍华裔学者、杜克大学教授周蕾（Rey Chow 1957—）于2014年英文出版、2024年中文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者的言语体验》（Not Like a Native Speaker: On Languaging as a Postcolonial Experience）中重点探讨的议题。周蕾问道：“如何听、说、读、写？如何把语言理解为一种伤害和摧毁他者的方式？什么是本地，什么又是外来？如何争取自我承认，即使个体在言说和书写过程中必须抹去自我？”（27页）这些问题指出了非英语母语者在使用英语时遇到的语言困境以及这一困境背后隐含的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现实。

作为一部后殖民理论著作，《不像说母语者》横跨哲学、翻译学、心理学、文学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从多个历史文化场景来探讨被殖民者与殖民语言的遭遇，深入分析了被殖民者与母语的不和谐关系。如书的标题所示，周蕾在著作中质疑了母语的神圣性，主张将语言看作为一种可拆解和重组的假体，补充和修正了后殖民理论中把语言看作原初丧失的悲观看法。本书虽然聚焦后殖民文化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但其中对于言语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如何在全球视野下定位自身文化？如何处理跨语言交流的权力不平等问题？又该如何在多元文化交汇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周蕾的《不像说母语者》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后殖民语境下的语言困境

《不像说母语者》以一组引语开始，如同一场多重人声合唱，将我们带入语言、后殖民性与种族化的讨论语境之中。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种族主义与生命政治的关联，到拉康（Jacques Lacan）的语言装置蜘蛛，再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里（Felix Guattari）对母语的否认，最后到阿切贝（Chinua Achebe）所说的不要像一个母语者那样使用英语的希望，周蕾带领我们一步步深入思考后殖民语境中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种族主义，以及母语与非母语之间的关联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不再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符号，而是关乎语言使用者存在的切身感受和历史文化实践。

在导论部分，我们看到了三个文化场景：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种族化失语症、法农（Frantz Fanon）所遭遇的侮辱性称呼，以及离岸呼叫中心代理人对英语发音的被迫改造。这些场景共同引出了周蕾对于“肤色”（skin tones）这一联结肤色与语言的术语的阐发。就如同黑人无法漂白的黑色皮肤，非母语者的口音是“一种对已经注定有缺陷的事物的失败矫正”，体现了“语言的种族化和种族的言语化”（17页）。周蕾有意使用贝克（Alton L. Becker）的“言语”（languaging）来描述语言的种族化场景，旨在将语言看作一个持续的、不受限制的、永不完成的过程，而不只是一种编码或结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言语塑造了言说主体，让记忆得以存储和检索，并让这些记忆在开放式的过程中得以交流。言语的概念让我们得以探讨语言和主体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肤色”这一看似原生性的语言处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外在性的假体形式，展现了一种超越语言暴力以及母语丧失感的可能性。

如果说导论所使用的例子似乎突出了母语与非母语的割裂给被殖民者带来的创伤，那么第一章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反复强调的，他只拥有一种不属于他的语言，则从非母语替代了母语的角度将语言、所有权和归属感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一章中，周蕾并没有延续导论中的同情性叙述方式，而对德里达进行了冷静的批判。她指出，德里达对单语制的痛苦执着实则是对他所进行的“肤色”表演的忏悔，他对纯正法语的钟爱和对母语匮乏状态的不置可否体现了“他从后殖民言语的崎岖地形的述行状态里面获得的一种乐趣”，而他所认为的文化根源的殖民性则呈现出了“一种积极的、稳定的服从他者的姿态”（34页，39页，41页）。德里达的单语主义虽然是一种追求平等主义的努力，但他对过去起源的悲观论调并没有超脱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或许在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之后，我们能够超越殖民性的本源说，而将殖民性看作一个外部嫁接的假肢。

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了殖民教育中母语与非母语之间的对抗。在第二章中，周蕾结合自己的语言实践重访了钦努阿·阿切贝和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 wa Thiong ’ o）关于在后殖民背景下如何看待英语在非洲的地位的争论。她指出，恩古吉所秉持的本土主义的语言观是一种修复原初母语与被殖民者关系间的努力，而这种追寻失去人类经验印迹的“灵晕”（aura）的努力注定是“一个永无休止且无从弥补的丧失之链”（65页）。本雅明的“灵晕”（也有译为光晕/光韵/灵光）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用以指涉传统艺术独有的神圣感以及本真性的价值，而母语与传统艺术类似，也具有类似的圣神性和原初意义（[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年，13页）。与之相反，阿切贝认为非洲作家应该坚持使用英语进行写作，但他希望非洲人的英语使用永远不必像英语母语者那样。这种创造性的言说方式，通过在英语中留下“外来语（xenophone）”的印记，将英语转变为福柯所说的具有匿名性与多样性的陈述（énoncé），能够释放语言的多元性，让英语成为记录多元文化的话语档案。延续前一章所提及的丧失感，书中第三章引入了巴金的小说《家》中描写的女眷哭丧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叙事者如同一个文化翻译者，将本土风俗翻译为帝国主义知识体系下落后文化的表演。文化翻译者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下选择牺牲本土语言而迎合帝国语言，既是本土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本土文化的哀悼者。不过，在周蕾看来，忧郁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抵抗模式，恢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译者应当对完美翻译的理想进行哀悼，积极迎接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等性和同时代性的挑战。

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香港的后殖民处境。其中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梁秉钧和马国明两位香港作家的作品。这一章强调了发音与进食的口头性，对语言、食物、身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梁秉钧的诗歌对非消费性的食物的书写凸显了香港回归后，香港作为西方消费客体所面临的误解和失声。他的诗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消费的伦理，让被消费事物受到倾听，亲近他者，与他者和平共存。而马国明则结合香港的城市地理与食物消费，书写香港底层小商贩的生存状况。他的写作指出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暴力，它既侵压了商贩文化的存在空间，又让身处阴影中商贩的坚强存在熠熠生辉。两人的书写都是在权力内部反写中心，补充了历史书写中不可见的他者，创造了“一种多重时间的共存”（《不像说母语者》，131页）。本书的第五章讲述了周蕾的母亲艾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为英国广播公司“丽的呼声”创作和表演粤语广播剧的经历。周蕾的母亲亲身参与了广播剧的早期制作，并开创了粤语进行直接剧本创作的先河，而这一粤语的口头创作成为言语抵抗的典型例子。周蕾用广播剧录制的幕后工作重申了声音作为外部的人工制造的幻影而非内部的实物的观点，而她对机械复制的母亲声音的怅然若失与前文论述的母语的丧失感形成了隐喻性的同构。周蕾的回忆以她的母亲拒绝为龙刚的电影《广岛廿八》制作广播版为结尾，展现了母亲以沉默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话语发起反抗，展现了对祖国的忠实。这种沉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言语实践，为后殖民背景下对母语的追寻留下了启发性的个体经验。

对母语的情感追寻

乍看之下，《不像说母语者》是一部理论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向普通读者展现出一副疏离的姿态。然而，周蕾却将饱含情感的自传性经验穿插于抽象的概念讨论之间，使得阅读本书的历程就像是在观赏一部触动人心的电影。一幕幕场景蒙太奇式地并置在后殖民的语境中，传递出温情而怀旧的语调。书中第五章，周蕾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抄写和聆听母亲声音的经历，将全书的情感推至高潮。母亲的语言、女儿所抄写的母亲的语言、收音机里母亲的声音、永远逝去的母亲，以及女儿对母亲的书写，这既是作者的个人化哀悼与疗愈性写作，也隐喻了被殖民者对母语的永恒渴望与语言的生成潜力。被殖民者与母语之间复杂的情感连接成为本书对语言、种族化、殖民主义理性分析下不容忽视的感性暗流。

近年来，“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成为人文学科引人注目的学术潮流，其影响范围遍及文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在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关于情感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如张春田和姜文涛主编的情感理论读本《情感何为》、王晴佳系统阐述情感史理论的《什么是情感史？》，以及金雯用情感理论重写启蒙文学史的《情感时代》。尽管情感理论在当下学界风靡一时，但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情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理性/感性二元对立中的次等要素，是纯粹主观性的、难以为理性所捕捉的模糊的心理感觉。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情感才被视为真正的研究对象，用以解释以往的理论方法无法触及的人类经验的核心问题。这一转变或许与詹明信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情感的消逝”（the waning of Affect）有着密切关联。在后现代的社会里，主体消逝了。一方面，它不再是万物的中心，消失在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网络之中；而另一方面，它根本不曾存在，揭露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随着主体的消亡，情感便无从依托，成为陶醉于无尽差异的强烈欣狂。（参见[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也即是说，人们在当代社会中变得更加情感麻木了。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情感往往是一种强度，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冲动，以及一种无法观念化的动能。情感理论的盛行无疑是对语言系统的抵制，揭示了周蕾借用贝克强调切身情感体验的言语概念作为论述对象的潜在逻辑。

从情感的角度回看《不像说母语者》便不难发现，书中的每一章都呈现出被殖民者与母语之间关系的难以言说的情感。从开篇到结尾，读者能深刻体会到奥巴马的创伤性失语、法农的震惊与自卑、德里达的痛苦与忏悔，恩吉古对母语丧失的不安、巴金小说叙事者的忧郁、香港作家对食物的细腻感受，以及周蕾自己对于母亲声音的怀旧与感伤。这些情感上脆弱的时刻构成了后殖民语境下个人面对母语失落与非母语霸权的言语体验。不同于阅读其他英语世界的后殖民的著作，周蕾提供的许多例子都关照了香港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些近在身旁的例子更能引发中文读者的情感共鸣。我印象尤为深刻的还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美国教授的评语，那句话所蕴含的力量或许足以让许多二语习得者感到震惊和深深不安。然而，周蕾在书的开头便已指出，这些情感看似负面消极，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她写道，“尽管被殖民者在遭遇殖民者语言时，产生了震惊、羞耻、愤怒和忧郁等情感，但这种遭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观察后殖民情形的优越位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语言是从外部强加的”（24页）。正是在情感的能动性的基础上，她提出了肤色、“外来语”和语言假体的概念：

以智识上成熟的方式接纳语言必然意味着承受错误、失败、损毁、失望、未竟等压力。但在种族化过程中，这些接纳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对应物——那些注定低人一等的群体所通常携带的含糊口音。难道不是正是这些含糊的口音，即我所谓的“肤色”，最终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并且必须被拆解和重组的假体形式吗？（24-25页）

换言之，在周蕾看来，被殖民者的痛苦情绪带来的启示不是消极地接受殖民语言的暴力，而是积极地参与语言创造的动能。

随着阅读的深入与情感的递进，我愈发觉察到译者周云龙在中文标题中所选用的“母语”一词的意味深长之处。如果读者有兴趣检索《不像说母语者》英文版中“母语”（mother tongue）的使用词频，就会发现，在中文版本中反复出现的这个饱含深情的词汇在英文版中的使用竟是那样出奇的克制，取以代之的是更为客观而疏离的“本土语言”(native/indigenous language)，但英语的词汇却完全无法传达出周蕾对于言语作为情感体验的强调。忧郁、不安、痛苦……这些关于语言的情感体验，非“母语”一词不能传达其精妙。特别是当我们阅读完第五章周蕾对母亲的回忆之后，我们更能理解全书所处理的母语问题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当还是孩童的周蕾用针笔将母亲亲手创作的剧本刻写在蜡纸上，并从收音机里听到母亲从远方传来的声音，她感受到的不正是机械复制时代下原初性的母语“灵晕”的消散么？这种丧失感随着母亲的离世和手稿印迹的留存而显得更为深切，而语言使用者与语言的关系也就此呈现为一种母子关系，有着天然的情感纽带。中文语境下，母语与母亲这两个词的同频共振对英语中语言的概念形成了补充，成为周蕾所提倡的互惠性的跨文化翻译的现实例证。

跨语际交流中的母语立场

本书包含了诸多学科的理论思想，并在各领域的碰撞之间产生出独创的观点，这对于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我个人而言，书中对文学和翻译的探讨引发了我对于翻译的忠实与背叛的进一步思考。在书的第三章中，周蕾将译者解释为“不同文化读写体系的价值仲裁者”（87页）。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翻译者如同习语“翻译者，背叛者”（tradutore，traditore）所说，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为屈从现实权力关系的本土文化的背叛者。周蕾在书中所说的背叛，指的是文化翻译者或者殖民地知识分子对于本土文化的背离。换言之，周蕾的讨论语境是将殖民地语言（如非洲语）翻译为帝国语言（如法语和英语）。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帝国语言是德里达所说的那个唯一的但却不属于我的语言，因此译者必须要在强势语言的单语制框架下找寻殖民地文化发声的空间。周蕾对翻译的讨论虽然限制于后殖民的语境内，但译者作为文化交流中的调解者这一观点具有更广泛价值。正如刘禾所说，“一种语言要与另一种语言达成一定程度的可通约性，就必须做出牺牲，而牺牲的程度和量级则是由现实权力关系决定的”（转引自《不像说母语者》，92页）。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行为，实际上暗含了一种文化立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或许比背叛与忠实的说法更为复杂。

翻译学中常常把译者的背叛理解为译者对于原作的背离，既可能是对母语也可能是对非母语的背离。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论述“创作性偏离”（creative treason）时同样提到了“翻译者，背叛者”，指的便是译者和读者对作者的背离。他的例子，如《癞皮鹦鹉》从西班牙语（非母语）翻译成法语（母语）的情况，正好与周蕾所论的相反。（参见[法]罗伯特·埃斯卡皮：《文学读解的关键词：“创作性偏离”》，《复旦谈译录》，陶磊、戴从容编，范若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这意味着，翻译的过程不仅包含将殖民地语言翻译为帝国语言，还包含着把帝国语言翻译为本土语言的反向路径。在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译者所处的位置或许是对译出语与译入语的双重的背叛与忠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跳出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的思维模式，重新思考林纾的古文体翻译和鲁迅的“硬译”。这两种翻译方法或许反映了二人相同的文化立场的不同倾向程度。林纾的翻译似乎是一种天朝上国对他者文化的凝视，但这种权力关系在清末只是一种假象，这使得这种翻译行为更像是一种对抗帝国话语的本土主义立场。而鲁迅的翻译看似牺牲了母语而迁就外语，实际上却是在单语制内激发汉语容纳文化多样性的潜能，在对母语的破坏和重建中寻找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等性和同时代性。这里的启示是，与其去苛责译者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或许讨论翻译行为背后隐含的文化目的和价值判断会是更好的分析策略。

小结

《不像说母语者》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后殖民语境下的语言与种族问题。周蕾以清晰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调追忆了母语的丧失，并利用多学科理论为重建母语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本书的许多章节是用之前发表的文章集结而成，所以在论述力度上可能稍显有些不均衡。例如，书中最后一章中对母亲的感伤回忆虽然强化了情感对于重塑语言的能动作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在前半部分对母语神圣地位的解构，而落入了她所批判的对母语的永恒丧失的恐惧之中。但又或许，这种不足正是本书为读者留下的开放性思考问题。尽管言语假体的观念能够缓解被殖民者对于母语的丧失感以及对无法归属的殖民语言的挫败感，但这一观念却无法消解被殖民者与母语的“天然的”情感连接。通过生成性的言语观，我们能够放下对“完美”过去的执念而拥抱一个充满多元可能性的未来，但这难道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摒弃对起源的依恋情感吗？

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多语使用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处在了跨语际交流的文化位置，文化交流的动态权力关系便会成为语言学习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不像说母语者》在谈论上世纪的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关照了中国当下的语言交流现实，让我们反思语言何为、语言之于我们为何，我们之于语言又为何。我想，本书不仅仅面向专业读者，对普通读者也有启发意义。无论是外语学习者还是单语使用者，本书都能为他们提供关于语言和存在的深刻洞见，而那些对于香港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取有趣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