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论评集：1929-2002》，[英]伯纳德·威廉斯著，谢沛宏、吴芸菲、郭予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623页，168.00元

《伯纳德·威廉斯导论》，[美]马克·P. 詹金斯著，吴芸菲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5年6月出版，352页，68.00元

《思想家》，[英]布莱恩·麦基编，吴芸菲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4年7月出版，504页，78.00元

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策划并主持了多档高质量的哲学电视节目，包括“对话哲学家”“思想家”和“大哲学家”。其中，“思想家”节目及其书稿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哲学与大众传媒合作中最为成功，甚至堪称奇迹的案例。对谈集《思想家》（Talking Philosophy）脱胎于1978年播出的同名电视节目，由十五位哲学家基于对谈的文字稿修订、改写而成，内容偏重英美语言哲学。对于普通读者和哲学初学者，这本书是了解二十世纪重要哲学家观点的权威资料，也为深入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提供了极珍贵的第一手素材。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收录了英国伦理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正面谈论语言转向的重要访谈《语言分析哲学的魔咒》（The Spell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近期，还有两本较为全面反映伯纳德·威廉斯思想全貌，且相对易读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出版，分别是《威廉斯论评集：1929—2002》（Essays and Reviews: 1959-2002）和《伯纳德·威廉斯导论》（Bernard Williams）。前者按时间顺序收录了威廉斯在1959至2002年间撰写的六十八篇论说文和书评，内容涉猎广泛，文风机敏灵巧，立体呈现了威廉斯优雅的写作风格和向公众传达复杂观念的能力。后者则围绕若干核心主题，系统梳理并深入阐释了威廉斯的思想，同时将其思考置于既有学术版图中加以定位。尽管未涉及威廉斯的政治哲学，此书仍可以说是英美学界迄今为止最扎实、最可靠的威廉斯思想入门读物。

既然我们都认可威廉斯思想的深度，也承认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实存在语言转向风潮，更不必说语言哲学本身就是二十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一支，那么，检视一番威廉斯对语言分析进路所持的复杂态度，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古怪的威廉斯：是偏见还是另有其意？

为什么要详加考察威廉斯对语言分析哲学的态度？这么做不只是因为威廉斯在《思想家》中针对语言分析发表了诸多不合时宜甚至是古怪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麦基在其思想自传《哲学如何塑造了我》中说他也不喜欢语词分析，而且做这档节目的初衷之一是暴露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短处，尽管事与愿违。）这些不合时宜的主张在《论评集》中同样有所体现。

说这些主张不合时宜，是考虑到如下境况。威廉斯在牛津大学求学任教之时，也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整个五十年代，作为对逻辑语言学派高度形式化的一种反动，以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J. L. 奥斯汀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为代表的牛津哲学或日常语言哲学如日中天，这股思潮甚至蔓延至牛津大学的其他学科，比如法理学。赫伯特·哈特（H. L. A. Hart）的成名作《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即是有力证示，此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英美法理学的发展方向，使法理学重焕生机。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的转变，他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以及几次专门口述给学生的笔记，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广为流传。1953年，德英对照版《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威廉斯在1983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也提到了这点：“和当时的其他人一样——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是1951年毕业的——我对那个时代的哲学很感兴趣。当时，维特根斯坦的遗著刚刚出版。事实上，他的《哲学研究》应该是在1950年出版的。在此之前，很多维特根斯坦的文献已经流传开来——这些文献虽未出版，但在非正式场合流传，其中包括《蓝皮书和棕皮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对这种哲学很感兴趣，对它感到兴奋和激动。”（参见“The Uses of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 Williams”, Interview by Donald McDonald, The Center Magazine, Issue November/December, 40– 49, 1983）

鉴于此，按理说威廉斯应该受语言分析哲学颇多启发才对，但实情是他对归在语言分析进路名下的哲学家及其思考方式的态度偏消极。

重回思想现场：群星璀璨的牛津哲学

威廉斯对语言分析哲学家们的态度可以分几点来说。其一，他与日常语言学派的几位名家交情甚笃，唯独对奥斯汀颇有微辞。威廉斯不止一次在文章和采访中夸赞赖尔，申言自己受其影响很深。1994年接受《我思》（Cogito）杂志采访时，他毫不避讳地表露自己对这二人的喜恶：“在某些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吉尔伯特·赖尔。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哲学方法，但他确实对我总体观点的某些面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受奥斯汀的影响则较小。”这些趣向一直延续至他去世。赖尔之外，他也对《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英译者、维特根斯坦研究者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s）印象良好，五十年代曾一起授课，并从皮尔斯那儿学到不少教学方法。尼基尔·克里希南（Nikhil Krishnan）在他那本摹画二十世纪上半叶牛津哲学群像的书里有段话佐证了这两点：

五十年代，威廉斯全身心地投入到牛津哲学的生活中。他向赖尔寻求日常指导，并对他渐生好感。赖尔从未说服他接受自己的独特立场，但给了威廉斯后来认为是很好的建议：远离“主义”；与其早早写出一本糟糕的长篇大论，不如晚点写出一本短小精悍的好书。另一方面，威廉斯对奥斯汀敬而远之：威廉斯太清楚奥斯汀对年轻人的影响了。他从不参加（奥斯汀主持的）周六晨会，奥斯汀对威廉斯躲避自己大为光火。这就是这个人领袖魅力的危险之处，他总是在年轻人还没来得及说出他们的想法之前，轻易挫伤他们的雄心壮志。不过，威廉斯对他敬而远之还在于，他对形而上学的无度的惧怕是无来由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牛津，对形而上学的恐惧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偏执。威廉斯后来说：“在我看来，奥斯汀就像一位认为英国经济需要放水的财政部官员，而当时英国已有三百万人失业。”（Nikhil Krishnan, A Terribly Serious Adventure: Philosophy at Oxford 1900-60，2023，p.184）

关于奥斯汀的卡里斯马特质，克里希南没少着墨，试举几例。奥斯汀和伯林交好，俩人除了发展智性对话，还在牛津合开了一门讲C. I.刘易斯（C. I. Lewis）的《心灵与世界秩序：知识论纲要》（Mind and the World Ord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Knowledge）的课程。正是一起开课的共同经历让伯林意识到了奥斯汀在他们的谈话中未曾表露出来的另一面，即一旦有了听众，奥斯汀就变了个人，这让伯林体会到了某种可怕的压迫感。伯林对此的记忆是：“他完全凭借自己的智性力量主导了整个班级，他必须赢。”从1937年春天开始，每周四晚饭后，在奥斯汀的鼓动下，伯林在万灵学院的房间里组织青年哲学家聚会。A. J.艾耶尔（A. J. Ayer）、唐纳德·麦金农（Donald MacKinnon）和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等人是常客，这些人互相称呼对方的教名，除了奥斯汀，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谁也不敢叫他“奥斯汀”以外的名字。聚会上每个人都发言，你一言我一语。然而奥斯汀对这种无政府状态深恶痛绝，并试图立规矩，还起草了一份四页纸的议会式规则，好在伯林及时制止了他。

奥斯汀

其二，这种不满态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印证。英国哲学家里，威廉斯对R. G. 柯林伍德、以赛亚·伯林等人青睐有加，这当然跟他们的共同思想倾向相关，比如他们都重视历史维度。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他们同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兴哲学家如摩尔、罗素、艾耶尔等人一样，对当时英国主流哲学及其德国古典哲学背景多有不满，但他们没有追随这些人，而是发展出了语言探究之外其他做哲学的进路，比如柯林伍德投身于历史哲学和哲学史，伯林则从哲学转投于思想史，这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几乎所有人扎堆研究语言的时代氛围中显得格外另类。

其三，威廉斯明确提到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等人对他的积极影响。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他坦言：

另一个对我产生某种影响的人是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虽然我很高兴地说我认为她在其他方面没有影响我。她所做的是让人牢记光有聪明不够，这是她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到的。牛津哲学特别倾向于耍小聪明。这里的风气是喜好争论：有很多意在证明别人错了的争胜性质的思辨交流。我对所有这些轻车熟路。但伊丽莎白向人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哲学这门学科是严肃的，以及单靠聪明不足以应对哲学的艰深。（Alex Voorhoeve, Conversations on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7）

在坚持哲学不是智力游戏之际，他旋即做了补充：“（做哲学需要）善于发现论证中或书页上没有的东西，以及想象力。许多哲学家以非常线性的方式进行论证，一个证明盖过另一个证明，或者一个反驳驳倒另一个假定的证明，而不是横向思考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同上）结合克里希南那本书的论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积极影响对威廉斯的思想趣向所产生的塑造作用：

艾丽丝·默多克和菲利帕·富特让威廉斯看到了，一旦摆脱艾耶尔和黑尔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严格限制，伦理学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他一直很感激她们为他指出了后来成为他基本思想之一的东西：对“正确”和“善好”的持续关注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概念——光荣的、可耻的、奸诈的、信实的、本真的。（Nikhil Krishnan, A Terribly Serious Adventure: Philosophy at Oxford 1900-60, 2023, p.184）

考虑到威廉斯的核心学术兴趣始终在伦理学领域，并且相较于哲学中的其他分支，伦理思考天然与更富想象力和文学性的探究亲缘，不难理解威廉斯为何会从安斯康姆、默多克和富特等人那儿受益良多。

盛行于牛津的语言分析哲学家非常多样，也不全是奥斯汀式的风格，他们个个人格强势，而且大家各有各的理论筹划。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人自然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思想。但威廉斯对显耀一时的两种潮流的某些风气不满，对奥斯汀的态度还可能夹杂聪明人之间相互刻薄的世态常情——毕竟，彼时奥斯汀威望甚高，不太在乎写多少作品，更多借着周会形式传播自己的方法和观念，年轻气盛的小辈学人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在所难免，加之不想受大佬影响和笼罩。本着立体理解和想象当事人所处情境的原则，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

嘲人也好，自嘲也罢，英国智识人向来不惮其烦，没准威廉斯对奥斯汀的这点儿刻薄还入不了周围人的眼呢。

说回正事。如果我们将目光收拢在作为哲学进路的语言分析，究竟是这股风气中的什么趣向惹得威廉斯不满呢？

三个靶子

威廉斯对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分析进路的道德哲学多有批评。这些批评聚焦于何处？

（一）学究兮兮的奥斯汀：语词辨析与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相分离

结合威廉斯给《感觉与可感物》（Sense and Sensibilia）和《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Papers）写的书评更能看出他对语言分析的不满何在。

总的来说，奥斯汀是何等地少用他的语言密切观察法，为他提出的某些专属哲学的要点提供支持，真是不可思议。如此一来，那些语言观察似乎常常就是为了观察而观察……该书（即《哲学论文集》）还有一些迹象显示，这种哲学和语言研究的分离为何应该出现：从大量的线索可见，奥斯汀干起他的语言研究时，积极地想摆脱哲学的问题……

语言研究终究会回到哲学理论家迅猛抨击的那些主题上；用一个著名的短语来说，语言研究是“一切的开始”。怎么实行这“一切的开始”呢？奥斯汀似乎就给了一个培根式的答案：耐心收罗日常用法的种种区分，然后从中引申出一个模式或理论……这个方法的那麻烦在于：照直去做，是做不成的。没有目的——在理论方面，没有理论或问题——就没有分类。（《论评集》，55-56页）

概言之，威廉斯对奥斯汀的语言分析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奥斯汀的语词考查与其对哲学问题的论述乃至解决经常是分离的，前者并不支撑后者；二是对语词用法作形形色色的分类是一项可以无穷无尽追逐下去的工作，但这种分类对做哲学的好处并不清楚。类似的质疑也出现在威廉斯给赖尔的《论思考》（On Thinking）一书写的书评中。

与此同时，威廉斯对语言分析进路的保守蕴意也夹枪带炮地讽刺了一番：

倘若我们听从这些伯克式的忠告，如今还会有我们有的那些日常语言的大量区分和用法吗？又是谁铺设了这张错综复杂的语言制度网呢？奥斯汀含糊地写到了“[在]生活实事中……为许多代人传承下来的经验智慧”。可我们难道不需要有关于语言变迁的真实历史材料吗？尤其是有关遭到鄙视的草率理论家对语言，特别是在奥斯汀最关心的那些领域里的反复影响，难道就不需要真实的历史材料了吗？保守派面临一个事实：旧事物不过是曾经的新事物，语言和政治都一样。（同上，57-58页）

威廉斯通过将语言保守主义类比于政治保守主义来指责奥斯汀的看法没道理。三十多年后，他在回应自己的哲学总体偏消极的批评声音之时仍不忘借罗素之口嘲讽常识派。奥斯汀认为，相较于日常务实者继承而来的智慧，传统哲学家和他们的理论只是暴发户，而依威廉斯，该阐论仍躲不过罗素的那句判词，即摩尔等人所倚重的常识无非是“石器时代的形而上学”。

这里就威廉斯对保守主义的态度岔开去多说两句。拿保守主义这个指责来说，实际上后期威廉斯更多是针对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可以把威廉斯的做法大差不差地理解成和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争夺阐释权。他的确认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有鼓励政治保守主义的倾向。该倾向与奥斯汀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明确把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连在一起，而生活形式这个概念比奥斯汀的“传统智慧”更容易导向政治保守主义。

（二）激进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与论证无关

威廉斯对维特根斯坦（以及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态度相当复杂，这与他本人做哲学的方式和困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展开其中的沟沟坎坎既非本文所能及，也非本文的核心写作任务，但考虑到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是维特根斯坦以一己之力把语言摆到极高的位置，无论早期还是晚期，他都把语言批判当作哲学的唯一任务，那简要提下威廉斯对维特根斯坦的观感也不算离题。

威廉斯一边跟着大伙说维特根斯坦太独了，做哲学竟然不形成论证，一边又长篇大论写维特根斯坦，时不时透露出对他的一点好感——相较奥斯汀而言；他本人自始至终是个坚定的反理论者，但他既对维特根斯坦的反理论取向颇有微词，又排斥维学家基于维特根斯坦的反理论取向做出各式理论。

针对第一点，威廉斯在对谈里讲得很直白：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里几乎都是简单明了的句子。这些句子既没有模棱两可的语法，也没有晦涩难懂的名词。我认为，它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是，它在多大程度上牵连在一个论证当中，这一点上存在着模糊性，一种很深的模糊性。在奥斯汀那里，或者在我们可以提到的许多其他语言分析哲学家那里，都有明确的论证……这部著作包含了种种奇特的自言自语、警句、提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和他认为哲学跟证明或论证毫无关系这一激进的观点有关。他曾说过，我们应该通过收集我们通常的行事方式的提示物来做哲学，因为哲学往往会让我们忘记我们通常的行事方式。（《思想家》，203页）

这段话精准道出了大部分人对《哲学研究》的直观印象，但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维特根斯坦没有提供论证的结论，恐怕有待商榷。也许所谓“通过收集我们通常的行事方式的提示物”恰恰就是维特根斯坦的独特论证方式，就此而言，没准是他调整、改变了我们对论证的刻板想法也未可知呢。

和第一点的直截了当比起来，第二点就相当迷惑人了。先来看看威廉斯怎么说：

维特根斯坦的遗著，虽然并非有意表达或鼓励理论，实际上却没有在其中埋雷以抵制从中抽引出理论。与此相反，尼采对以通常方法来延续哲学的抵制是内嵌在文本中的，它埋有地雷，不仅反对从文本中找回理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反对任何将文本同化为理论的系统性注解。他的写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在于其对主题的选择，部分原因在于其表达的方式和态度。（Bernard Williams, “Nietzsche’s Minimalist Moral Philosophy,” 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5-66）

依这段话，威廉斯对维氏的反理论取向有意见，主要是因为尼采哲学抵制人提取理论，而维氏则否，所以大批打着反理论旗号的维学家会做出那么多理论。另一处文本与此遥相呼应。在给《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法译本写的导言结尾，威廉斯认为在抛弃柏拉图式形而上学模式后，尼采有望成为道德哲学的思想资源，理由如下：

尼采尤为有价值之处在于，他（大多数时候）关心的是写出一部甚至看起来都不像是阐释性形而上学著作的文稿，一部武装起来以抵御那些想把它变成一个体系的人的文稿：一部真正能防理论家的文稿。维特根斯坦没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生前没有出版他后期的任何作品。事实证明，后期作品出版之后在产生我认为他所憎恶的那种理论方面硕果累累。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诸如意义等一些确实正当地招引哲学理论的话题；与这一点相关，另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不应该有理论。尼采在他最关心的事绪上，有不止一种这样的说明。（Bernard Williams,“Ethics, A Matter of Style? Introduction to the French Edition,” Philosophical Inquiries 9 [2]: p.281-282, 2021）

说从尼采的哲学抽取不出理论，其中的道理不难猜，众所周知，尼采的文字极有冲击力，很多话有时候说得很猛，有时候语带反讽，有时候是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东一下西一记。威廉斯也许认为尼采这么写作的用意不在于让读者接受他的各种论断，而是让读者尽量摆脱哲学传统一向默认的视角。但说维氏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如尼采，这话就很让人困惑了，倒是威廉斯对尼采情有独钟人人都看得清楚。

（三）独独关注形式的道德哲学：远离实质议题和伦理经验

语言转向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向，作为哲学分支的道德哲学自然也不例外。总的来说，威廉斯将当代道德哲学划分为两个阶段，上半叶为一阶段，下半叶为另一阶段，前者关注道德判断的性质、道德知识的地位及其可能性等元伦理学问题，其主要问题是忽略了一阶的伦理问题；后者虽不像前者那么热衷于元伦理学问题，转而更多关心诸如堕胎、女权运动和饥荒等一阶议题，但这些讨论都假定和预设，日常伦理思考可以借助伦理学理论达致系统化。（参见[英]伯纳德·威廉斯：《道德：伦理学导论》，魏犇群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iii页。威廉斯反对伦理学理论人尽皆知，但他的反理论趣向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仍需沉下心仔细辨析。）所谓伦理学理论，一言蔽之，就是力图以概括和有序的方式呈现伦理思考内容的一套结构，依威廉斯，其主要问题在于，凭什么认定这项事业对我们的情感和生活拥有权威性呢？两个阶段共同的问题都指向无视活生生的伦理经验和感知，只关注伦理思考的形式层面。威廉斯在发表于1990年的《论怀疑的必要性》一文开头直击语言分析进路的要害：

“语言分析”，那个如今已然远去的哲学流派，曾经因为它对伦理学的奇特态度而招致恶名。在每一个领域中，对它的指责都在于它忽视了传统的严肃哲学问题；对于伦理问题，在上述想法之外还要加上一条，即传统的哲学关切不仅在哲学上是严肃的，并且它一般而言就是严肃的，因此语言分析的道德哲学的论敌认为它不仅在学理上很空洞，而且在人类问题上故弄玄虚。这类一般的指责总是乏善可陈，但在伦理学领域内的指责是有力的。那种哲学的很大一部分所致力的目标，即完全成为高阶的思考，只关心道德思维的形式而非其内容，是注定要失败的。（《论评集》，414页）

那么，语言分析在当代道德哲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者说，语言分析和形式化的伦理思考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这就不能不提到英国伦理学家理查德·黑尔（Richard Hare）。

在众多伦理学家里，威廉斯在学理层面与其本科导师黑尔针锋相对。据他本人透露，他和黑尔属于俄狄浦斯式的关系。据曾在牛津求学的学生回忆，黑尔对论敌是出了名的毫不留情，其中就包括彼时还是本科生的威廉斯（参见C. D. Herrera &Alexandra Perry ed.,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p.21）。黑尔生性好辩，威廉斯迎难而上，几乎每周都要与他交手，并试图改变他的立场，但次次落败。克里希南在书里有记述，“威廉斯与一群才华横溢的本科生组成学习小组，一起写论文，设计愈发复杂的论证来反驳黑尔——这些论证被逐一写进他们每周提交的论文中。威廉斯总是小组中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承担着给出‘致命一击’的任务，寄望以此彻底推翻黑尔的立场。然而，黑尔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想法。”（A Terribly Serious Adventure, p.183）不熟悉黑尔的普通读者不妨留意下《思想家》第八篇对谈，直观感受下他的清晰、犀利和连贯。

在黑尔的哲学版图中，道德哲学从属于逻辑学，并且他将形式部分也即道义逻辑看作是整个道德哲学其余部分的基础。黑尔的哲学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分析诸如“应当”等道德概念，阐明其两个基本逻辑属性——可普遍化性和规定性，从而确立某些理性行为者经充分考虑事实后会选择的原则，遵从这些原则能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最佳结果。威廉斯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第五、六、七三章中针对黑尔的这套理论多角度展开了精彩辩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不过如此了——当然没那么爱，但威廉斯也绝不是刻意找茬，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和这本书本身的需要去批评黑尔的理论。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推论：黑尔系统且彻底地做了道德语言至少是某些道德语词的分析，由这种分析推导和论证了他那个版本的功效主义，但做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富有成效，这导致威廉斯不看好语言分析这种思路在伦理学中的应用。不看好的缘故在于，一方面，黑尔心心念念道德哲学能对人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他始终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语词、道德推理乃至道德哲学，这两方面天然相抵牾。黑尔凭什么笃定，依逻辑学所确立的概念的纯形式属性能讲通实实在在的伦理生活呢？

当我们说语言分析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结合前述分析不难看出，在威廉斯对语言分析哲学的态度中，几个层面的东西同时存在：对具体人物的观感，对这个人所造就的时代气氛的感知和反应，对他一些说法的意见，对他特定作品的批评。加之威廉斯有自己的追求和关切，他在哲学中想解决的根本困惑不怎么涉及语言，这种困惑也不大可能因为读了谁的文著而骤变——所以他对作为哲学分支的语言哲学问题不感兴趣很可以理解，他对奥维二人的偏见和苛刻即是印证，尤其对奥斯汀。

当然，事情总有另一面，威廉斯也因此错失了从深处把握二人哲学思考的基本路线和重要景观的机会，从而忽视了“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这一点上，他追随流俗见解，将语言转向带来的结果理解为把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不止威廉斯，对谈集中的其他哲学家也持有与威廉斯一致的看法，包括主持人麦基。比如在和艾耶尔的对谈中，麦基说：“哲学很快开始呈现这副样子，仿佛他就是关于句子和语词的。的确，可以这么说，很多非哲学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哲学家只关心语言。”（《思想家》，177页）

真正引使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分析趣向的，其实是威廉斯对分析进路的元伦理学和伦理学理论的批评，首当其冲的是黑尔的理论。黑尔的思考取了道德语言纯形式的那一面，意欲以此为基础通达实际伦理生活。细细想来，黑尔所说的道德语言跟我们平常对语言的理解有很大出入，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没沾过地，所以威廉斯才忿忿不平：“我们若要弄懂伦理概念是怎样起作用的和怎样变化的，我们必定要探究这些概念在其中起作用的社会组织形式，由此获得某种识见……语言进路至少潜在地比较接近于对伦理思想的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的理解。”（参见[英]伯纳德·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158-158页）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威廉斯提出的“厚概念”视作在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上理解道德概念的一大努力。

伯纳德·威廉斯著《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但回过头来想，这一纠偏性质的努力和奥斯汀的工作有拉开那么大的距离吗？

许是预见到了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招致某些误解，奥斯汀特将通过语言分析来处理传统哲学问题的方式称为“语言现象学”。在《为辩解进一言》一文中，奥斯汀声称，日常语言分析的确要检查我们在这样那样的场合都是怎么说话的，但“这时我们重新审视的却不只是语词，我们同时也重新审视我们用语词来描述的实际情境”（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p.128）。无独有偶，艾耶尔也有类似说法：“‘关于语言’和‘关于世界’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分明，因为世界就是我们所描述的世界，是呈现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世界。在探索我们的概念系统的同时，你也在探索这个世界。”（《思想家》，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