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城市各处都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在“寻访上海抗战遗迹”系列稿件中，我们来到历史现场，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潘玥指出，抗战历史展现出的是上海关于“抵抗”“坚韧”“智慧”的城市品格，是一种“上海性”的真实写照。系统保护和研究抗战建筑，就是将这种独特的精神底蕴可读化、物质化、空间化，让后代能够真切理解上海为何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在上海的城市肌理中，散布着众多经历过战火的建筑，它们如同凝固的历史，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抗争和坚韧。从静安区的四行仓库，到黄浦区的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再到虹口区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仍然屹立于城市中的这些建筑都承载着抗战时期的重要记忆。

另一方面，有更多抗战时期普通人的故事、充满伤痛的记忆散落在各种记载里，如同那些承载过记忆的地方也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抗战八十周年之际，集中地聚焦于这批抗战遗址，或许也能与当下的上海城市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

在接受的采访时，历史学者苏智良与专注建筑遗产研究的建筑师卢永毅、潘玥、朱宇晖都强调了保护抗战遗迹在今天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呼吁在上海建立更多抗战主题的纪念馆，去容纳和讲述城市的这一段历史。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景

“保留痕迹”还是“恢复原貌”？

2015年，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其中，四行仓库东、南、北三侧外墙基本恢复了原先的式样，而西墙保留了曾经在战斗中被打得弹痕累累的墙体。抗战胜利后，这堵墙体曾被封堵，在修缮时，四行仓库修复团队秉承“真实性原则”，按照留下来的照片、资料，利用现代化手段，经过探测、比对、定位后将弹孔的原貌一一还原，真实复原了西墙上的8个炮弹孔和420余个枪弹孔。

1937年四行仓库西墙损毁情况。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在接受专访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潘玥解释道，“真实性原则”（Authenticity）是遗产保护的基石，由1964年《威尼斯宪章》确立，并不断被深化，该宪章是国际文物保护的基本法律文件之一。“真实性不仅仅指材料和形式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历史信息、情感和记忆的真实。”除此之外，潘玥指出，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还要遵循可识别性原则（Distinguishability）和最小干预原则（Minimum Intervention），这两条原则在四行仓库的修复中都有体现。

“‘可识别性原则’也是《威尼斯宪章》强调的，即任何修复和新增的部分，都应该能够与原始部分相区分。四行仓库没有用新的材料把弹孔补上，而是对弹孔墙体进行了结构加固和保护处理，让新与旧清晰对话。参观者可以明确知道‘这是1937年留下的’或 ‘这是21世纪为了保护它而做的加固’。”潘玥说，而最小干预原则意味着优先选择加固、保养、维护等手段，而不是动辄就进行大规模地重建或“翻新”，因此，在决定保护方案之前，必须对遗产的价值进行全面、深入地评估。“四行仓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它作为一栋普通仓库的建筑风格吗？显然不是。其压倒性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淞沪会战’和‘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因此，保留战争痕迹的方案，恰恰彰显了核心价值。”潘玥认为，遗产保护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答案，而是在一些大的共识性保护原则下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判断。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内景

“如果一栋建筑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精美的艺术，而战争对其造成的只是轻微的、非核心部位的损伤，那么在充分记录的前提下，修缮并恢复其艺术完整性，是可以探讨的。但对于像四行仓库这样，其历史事件价值远超其建筑艺术价值的案例，保留战争痕迹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潘玥补充道，“墙体上保留的弹痕是最直观的城市历史记忆。除此之外，还有蕰藻浜、罗店等当年淞沪会战的沿线地带，可能还散落着一些当年的碉堡、工事等防御设施的遗存片段。这类遗存的价值在于其物质实存的真实性，是历史的证据。”

旧时的罗店镇

理解每一处遗产的独特价值

从四行仓库出发，沿着苏州河行走，沿路还有许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建筑。“苏州河沿岸的一些老仓库和工厂在战争中也曾被征用或破坏，一些项目在当代改造时会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历史痕迹，比如墙面上的标语、建筑的特殊结构等，虽然它们可能不直接与某场战斗关联，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工业生产、战时动员等信息。”潘玥告诉记者，这种“低干预、新功能”的适应性再利用，让历史信息以一种更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抗战建筑的保护可以是恢复性的，也可以是重塑性的，更可以是融入日常生活的适应性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和评估每一处遗产的独特价值，并找到最恰当的‘言说’方式。”

2024年，金山区首个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修缮项目——枫泾镇生产街70号、油车弄2号正式竣工验收。枫泾镇完整保存着5万多平方米明清建筑群，以及近代以来水乡古镇的风貌格局。生产街70号、油车弄2号是典型的江南传统居民院落，2015年8月被列入上海市第5批优秀历史建筑。而在抗战期间，油车弄2号西侧外墙遭受侵华日军飞机袭击，共留下78处弹痕和弹孔遗迹。修缮过程保留了其中的70多处弹痕和弹孔遗迹，在保护古镇原始历史风貌的同时，保留了那一段被侵害的历史。

油车弄2号西侧外墙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朱宇晖将这样的遗产保护风貌形容为一种“历史的层理”，展现出的是历史的“叠合感和扭挫感”。“四行仓库原来是四所银行共同出资所建设的一所大仓库，所以特别结实，潜在地具有了被填充军事功能的可能”，朱宇晖告诉，“它是一种叠合——原本是和平时代国家的金库和宝贵物资的储藏库，在战争时代成为了战场。历史是一层层累积的，所以要把这种层理告诉大家，不光是要展现它曾作为战场的一面，也要展现它本来是什么。”

保留建筑的伤口和伤痕，也是在留住一段集体记忆，战争的历史和伤痛不应该被掩盖。苏智良在采访中说到，在浦东钱仓路350号，有一幢陈氏民宅，是“当年浦东最好的民居”。根据记载，有五间二厢房，三合院式，前面石库门，二层有半圈“走马楼”。上海沦陷期间，陈氏民宅被日军强占，成了慰安所。此外，“东宝兴路125弄（包括123弄的两幢房屋）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目前房子被保留空关着，如果可以走进去，会看到里面还有一些当时的东西，比如富士山的木雕。”苏智良呼吁可以在此建立一座纪念馆。

“劫掠与创伤纪念地，这是一类特殊的‘负向遗产’，见证了侵略者的暴行，如‘海乃家’、东宝兴路125弄等。正视这类建筑的存在，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完整地理解战争引发的后果，从而警示后人。”潘玥说。朱宇晖则认为，对于这些承载了历史创伤的建筑遗产，“今天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冷静和自信来对待它。”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同样认为，日军侵华战争改变了上海的城市发展轨迹，上海关于抗战历史的记忆的丰富性也是非同寻常。期待还会有更多抗战题材的纪念馆建起来，留住这个城市更多的历史记忆。

寻访抗战旧址的意义

潘玥从“空间-事件-记忆”的复合视角出发，将抗战建筑分为战场与军事遗址、政治与指挥中枢、文化与宣传阵地、社会与民众生活空间、劫掠与创伤纪念五类。“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完整、多维度的上海抗战建筑图景。它不仅仅是几个英雄地标，而是一个由不同功能的建筑与空间交织而成的、遍布全城的历史网络。”她说。

“上海抗日战争是上海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苏智良认为，“今天缅怀先烈，去寻访抗战旧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中可以弘扬抗战精神，为把我们这个民族和城市建设得更美好而努力。”

苏智良在采访中推荐了两条上海抗战建筑的行走路线。一条是抗战时的南市安全区，位于今天城隍庙一带，还有一条是从黄浦剧场出发，到贵州路上的中国饭店（现铁道宾馆）——那里是当年周恩来向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作抗日斗争等重要指示的地方，然后往苏州河的方向，过了桥走到四行仓库，之后还能走到山海关路上的田汉旧居等等。

铁道宾馆现状鸟瞰

潘玥建议，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设计出有深度、有故事性的“City Walk”路线。“例如串联金城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国泰电影院，以及鲁迅、巴金、柯灵等文化名人故居的文化抗战路线。以四行仓库为核心，向北延伸至蕰藻浜、吴淞口的淞沪战场遗迹路线。以地下组织活动据点、秘密电台旧址、进步书店等组成的地下斗争路线，展示隐蔽战线上斗智斗勇的故事等等。”与此同时，可以为每条路线开发配套的手机App或小程序，利用AR、VR技术，在现场重现历史场景，并为路线录制高品质播客，讲述沿途故事；还可以通过与中小学合作、定期举办读书会、电影放映会等形式，探索形成一个围绕抗战历史的公共文化氛围。

卡尔登大戏院旧影（今长江剧场）

在此之前，“可能第一步是系统性普查与建档，这是基础工作，需要由政府部门牵头，联合高校、研究机构，对全市范围内的抗战建筑遗存进行普查。范围不仅仅是挂牌的保护建筑，还要包括散落在里弄、郊区的未定级遗存。为每一处建筑建档，包括历史沿革、空间状况、历史事件、相关人物、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形成综合性数据库。”潘玥说。

在她看来，长期以来对建筑遗产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美学”和“风格”上，而对“战争遗产”“创伤记忆”这类承载着负面或复杂情感的建筑，大家的认识和保护实践还相对不足。系统地研究抗战建筑，可以有力拓展我们对文化遗产内涵的完整理解，推动保护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上海的实践可以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经验和范式。”潘玥指出，抗战的历史中展现出的是上海关于“抵抗”“坚韧”“智慧”的城市品格，是一种“上海性”的真实写照。系统保护和研究抗战建筑，就是将这种独特的精神底蕴可读化、物质化、空间化，让后代能够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理解上海为何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基于本土历史的身份认同感，对于上海而言将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