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下一个硅谷：美国的知识之城》，玛格丽特·奥马拉 著，邓磊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20世纪下半叶，一种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集科学生产、高科技产业聚集和宜居社区于一体的新型社区——知识之城，在美国崛起并成为典范。它不仅是科学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更凭借财富创造能力和对高端人才、产业的吸引力，重塑了美国都市圈的经济格局。

尽管人们更熟悉“高科技中心”或“科学城”的称呼，但其核心本质是知识与空间深度融合的特殊社区，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知识之城的诞生，与冷战及郊区化运动密不可分。

冷战时期，美国国防政策推动了科研机构和尖端技术的迅猛发展，联邦政府的巨额研发经费涌入研究型大学，使其从传统教育机构转变为“大科学”体系的核心。

同时，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工业分散”计划，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向郊区迁移，加速了高科技产业的郊区化。郊区化运动则为知识之城提供了理想的空间载体：这里远离城市中心的喧嚣，拥有低密度的办公园区、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优质的居住环境，契合了高科技从业者对工作生活平衡的追求，也为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构建新的合作网络提供了空间。

研究型大学是知识之城的核心引擎。它们不仅承担基础研究任务，更在联邦与地方的政治经济网络中发挥关键作用。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其利用大片未开发的捐赠土地，毗邻国防机构的区位优势，打造了科研园，吸引高科技企业聚集，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生态。大学的治理传统和科研实力影响着区域政策，而联邦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又反哺大学发展，形成双向互动。这种模式在硅谷表现得尤为显著，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科研园成为“产业创新的顶级培养皿”，其成功引发各地模仿，试图复制“大学+高科技产业+郊区化”的发展路径。

然而，知识之城的形成并非偶然或可简单复制。冷战时期的政策倾斜和地域偏好，塑造了其独特的地理分布。阳光地带（如加州、得克萨斯州）因大规模郊区化和国防经费集中投入，成为知识之城的沃土；而东北部老工业城市，则因产业结构陈旧、基础设施老化面临转型困境。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依赖于特定条件——充裕的土地、创新的管理团队、优越的区位，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实践则表明，城市社区的种族冲突、机构资源差异等因素，会显著影响知识之城的建设成效。

知识之城的崛起改变了美国城市的面貌。20世纪中期以前，中心城市是经济活动的核心，而知识之城的出现激活了郊区的经济潜力，使其从单纯的居住区转变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基地。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加速，逐渐具备传统城市的经济多样性和自足性，成为新型知识型城市。这种转变不仅是空间布局的调整，更是政策、经济与文化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联邦政府通过国防支出和区域规划引导产业布局，大学作为创新枢纽凝聚资源，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和区位条件决定发展成效，而郊区化的生活方式则吸引了高端人才聚集。

从本质上看，知识之城是美国联邦制与私有制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冷战时期“强中央政权”与“弱政府传统”的平衡。联邦政府通过向大学和企业赋权，构建了多方协作的政策网络，在避免直接干预的同时，通过激励机制和隐性支持塑造了高科技产业的地理格局。这种模式既催生了硅谷等成功案例，也暴露了模仿战略的局限性——忽视地方差异和制度前提的复制往往难以奏效。

回顾知识之城的发展历程，可见其影响力远超科技领域：它重塑了美国的城市景观，推动郊区从附属地带升级为创新中心；改写了大学的社会角色，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揭示了公共政策与私人机构互动的深层逻辑。尽管冷战背景下的特定条件难以复制，但其核心理念——知识、人才与空间的有机结合，仍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启示。当我们审视21世纪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时，依然能看到知识之城的影子：它们既是政策设计的产物，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更是人类对创新生态与宜居环境的持续探索。

知识之城的故事，本质上是一部美国战后城市与科技发展的交织史。它证明，在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制度创新、空间规划与知识资本的深度融合，能够催生改变时代的经济奇迹。而揭开其神秘面纱后，我们更能理解：所谓“下一个硅谷”的诞生，不仅需要资本与技术的积累，更依赖于对历史脉络、政策逻辑与地方特质的深刻洞察。

（作者玛格丽特·奥马拉为美国历史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本文摘自《寻找下一个硅谷：美国的知识之城》一书，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出版，澎湃商学院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