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张冠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出版，430页，79.00元

1938年，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为其得意弟子费孝通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又名《江村经济》）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孝通：《江村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序言，19-20页）

马林诺夫斯基的此番评论实质上引出一个核心问题：面对中西之间的互动、碰撞和融合，如何才能构建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知识？

而张冠生关于费孝通（1910—2005）的传记《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通过描述这样一位根植乡土的知识分子的漫漫人生，由此也启发人们，唯有扎根于足下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这也正如费孝通关于自己人生志业的说明：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为的是想解决中国的问题。

大转型时代

要理解费孝通的这一志业，无法脱离于近代中国的大转型。

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那是一个秩序不断发生变动的时代。自“戊戌变法”至民国初年政治动荡，传统秩序趋于解体，新秩序并未建立，不断变动的秩序对现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关于这段历史的特征，张灏曾将其概括为“深层危机”：在政治上，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体制“普世皇权”由动摇而瓦解，中国由此陷入空前的政治解体危机之中；在文化上，代表传统中国人基本公共信仰与价值取向的儒家思想逐渐解体，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深层危机”。（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第77期）“深层危机”带来的结果就是普遍无方向感，传统中国的主导性价值开始解体，中国将往何处去？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希望移植西方体制和政治革命实现国家富强，然而现实却是一片混乱。

大转型时代会出现混乱，主要是因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既定权威逐渐瓦解。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来，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扫盲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一方面扩大了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另一方面，这些变革又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从而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以及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依据中国实际探寻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下”，他们重视社会大众的力量，关注社会革命。比如，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他会见了当时中国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李汉俊，对李汉俊的印象和谈话的情景，芥川记载：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章，第1-4页）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变，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更加具有主体意识：要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是要重视中国社会大众的力量。

根植乡土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

费孝通正是这样一位坚持从中国实际和社会大众利益出发，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知识分子典范。

张冠生认为，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可以分为三个段落：从瑶山调查起步，以江村调查资料为素材，写出博士论文，实现人类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留学归国后在昆明、北平执教、研究，作“云南三村”调查，进入学术高峰期；从1949年到1979年，怀抱富民强国愿望，热忱参与新中国筹建，接续实地调查，继续书生议政，然而连续经历政治运动和社会震荡，失去正常教学和研究条件；从1980年“改正”到2003年实地调查收尾，“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学术研究和政治参与并行。主持社会学重建，恢复实地调查，见证“草根工业”成长，追踪农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撰写系列报告，参与国是咨询，思索全球问题，呼吁文化自觉。（第1页）而费孝通的学术人生，不能绕过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乡土”，费孝通自己晚年也曾说过，中国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自己则被乡土束缚。（11页）费孝通所说的乡土并非单指农村，而是在尊重中国传统和以民为本的立场上，积极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从该书中能够看到，这种根植乡土的情感和风格贯穿着费孝通的整个学术人生。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对传统中国的秩序和伦理充满一种敬意。幼年的费孝通对“乡土志”课程的喜爱，则是他乡土情感的早期萌芽和流露，后来写出经典之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都来自他沉潜其中的乡土情感，晚年关于自己毕生的观察和体验时说，传统生活方式是自己一生遵循的生活方式主流，传统的思想模式是其进行思考的基础。（11-12页）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厚的情感认同。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领导蚕农进行丝业改革，这对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曾有重要影响。他到开弦弓村养伤，被村里的现代缫丝机器所吸引，进行实地调查，本属无心插柳，却成为国际汉学人类学领域的开山之作。费孝通自己曾说，他的一生一直跟在姐姐后边走，姐姐是为民众做事情，自己则是将姐姐做事的意义讲出来，姐弟俩共同关怀的则是如何为中国农民谋福利，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20-21页）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注重从中国的社会实际中总结道理和经验，并能以清晰质朴的语言将这种道理讲清楚。从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吴文藻、派克（Robert Park）以及史禄国（Sergei Shirokogorov）和马林诺夫斯基等诸位名师的指导下，这种乡土情怀则转化为如何以系统的现代学术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吴文藻当时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派克则主张从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中获得关于社会的知识。在他们的影响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多师生走出校园，接触真实、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费孝通和同学们跟着派克，他们在永定门一带，在天桥的地摊、戏棚和酒楼，观察市井社会的流浪艺人、贩夫走卒的真实人生，他们也到过八大胡同、清河监狱，看到了社会角落和高墙里的囚犯生活。这种根植乡土的情怀并非只是对人民大众的关怀，同时也意味着如何以清晰朴实的语言将道理讲清楚。费孝通曾说过，自己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所体会的道理则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所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30-35页）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和他在情感和理智上根植于社会实际和人民大众紧密相关。

根植乡土，意味着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紧密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在他人生晚年，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他要求自身的研究跟上去，希望动员更多的学术资源及时研究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无论是职业人口流动、新经济组织成长，还是外来劳动力增加以及居民生活区重组等。除了关于乡镇企业的调查，在他最后一段实地调查中，社区调查研究相当频繁，他曾讲过，如果说乡镇企业是草根工业的话，那么社区发展就是草根民主。（350页）可以看到，根植乡土探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乃是他一生探求真理的学术风格和动力。

1957年5月，费孝通在苏州吴江县开弦弓村考察时与合作社青年干部在一起。

中国乡村工业化：费孝通之后

在我看来，此书最引人思考的乃是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化的认识，即中国农村工业化乃是一条明显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中国工业化已经进行将近三十年，但是依然还有近8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而且其中大约3亿人还处于贫困线以下，这一基本事实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明显不同。

首先，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并未带来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反而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中国工业体系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且忽略服务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不大。从1952年到1978年，全部劳动力增加1.91亿人，但现代企业和服务部门的增长仅吸收增长劳动力的37%，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但可耕地却因工业化的持续进行而增长有限，农村失业人口数量庞大。（[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71-72页）与西方工业化不同，中国的工业化通过行政指令压低农产品价格并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利用这种“剪刀差”而将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入工业，其结果自然是农业领域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当时中国大量人口还在为温饱而发愁，那种否定存在剩余劳动力的认识显然和真实世界相距甚远。由于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增长低于人口增长，农村可耕地面积的有限增长根本无法吸收新增人口，农业长期处于糊口和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这是因为，国家通过集体化生产队接管了家庭经济决策权，以极其详细的生产和征购指令来指挥生产队，传统人力以及化肥、拖拉机、电泵等密集使用，带来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大幅度增加，这些投入原本有可能使单位工作日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然而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加，阻止了这种增加的实现，边际劳动力的净收入因此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其典型表现是，每个工分的现金值在六七十年代始终在同一水平徘徊。（[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238—242页、315—317页）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有限，无法吸纳大量新增人口，大量劳动力剩余带来的结果则是劳动力边际使用价值递减，其典型表现就是工资值或人均报酬无法实现明显持续增长。

因此，乡镇企业的重要贡献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关于此点，其实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Martin Mulroney）时就明确谈到：通过农村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414—415页）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变化。从1978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明显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800万人增长到1996年的1.35亿人的峰值，年增长率达到9%，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从1978年占不到全国生产总值的6%，迅速增长到199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304页）总之，乡镇企业为吸纳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渠道，同时也深刻改变中国农民的生活。

但是，当时如火如荼的乡村工业化虽然吸引海内外诸多学者的目光，并且已然积累众多经典文献，然而，多数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乡镇企业产权创新，因为他们希望回应一个基本问题：为何没有采取私有化的中国经济改革带来城乡迅速发展？按照西方主流理论，产权清晰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乡镇政府或县政府经营的企业类型与主流预设明显不同，他们希望解释政府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机制，这也说明西方理论的强势支配地位。

此方面代表性解释乃是戴慕珍（Jean Oi）的“地方法团主义”。戴慕珍长期在山东邹平县展开田野调查，主要是与县、乡、村一级的干部和地方政府所属企业的经理进行细致访谈。在她看来，中国的改革没有像苏联和东欧那样采取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地方政府官员对发展经济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动机，这带来中国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比如在农村经济增长方面，1978年至1990年，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为6.04%，农民人均净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629.79元，年平均增长41.4元，而前二十年平均净收入仅增长3.2元。戴慕珍认为，经济增长奇迹是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的结果，她将这种特征概括为“地方法团主义”，这种模式意味着：中国财政改革提供必要激励措施，中央财政改革为地方干部追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地方政府具有商业公司的许多特点。戴慕珍希望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与繁荣的市场经济共存的基本事实，从而展示财政改革是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经济发展。（Jean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Vol. 45, No. 1, 1992, pp. 99-126.）戴慕珍属于较早对中国经济改革意义进行总结的学者，她的这一解释也在中国研究领域引发较多关注和讨论。

如果将目光从乡村工业的产权问题转移到实际效果上，就会看到乡镇企业的真正意义：它们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由此提高农民收入，乡村工业化才是中国农村变化的关键，而不是激励机制的调整。

费孝通1983年就曾以上海郊区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说明乡镇企业在吸收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根据1982年的资料，在这些社办工厂中，年产值超过百万元的企业有3家，队办企业有57家，务工社员2098人，占全社劳动力17%。从农副工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分配结构来看，莘塔公社总产值中农业占33%，副业占13%，工业为54%。而在社员人均分配水平的327元中，农业收入为190元，工业收入为49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是88元。这些企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吸纳了近五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行行重行行》（1983—198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46—48页）费孝通提到莘塔公社的情况在苏南地区较为普遍，当时各个公社在介绍社队企业时都集中在吸收劳力、增加收入和发展公社集镇建设的重要作用，而乡村工业化则代表一种新路，这种新路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是充分考虑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

事实上，这种思路在他早年学术生涯中就已开启。费孝通曾说过，《江村经济》是自己关于农村问题认识的重要起点，在那部著作中，他关注到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而他的姐姐用一生的岁月想通过改进农村的副业和工业，帮助农民提高生活，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进一步认识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费孝通：《三访江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江村经济》附录，320页）对费孝通而言，乡村工业代表着农民主动性，这与西欧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巧取豪夺明显不同，中国的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适应自己。（307页）

到了晚年，费孝通依然为如何实现乡村工业化付出了很多精力。他为发展乡土工业曾大声疾呼，后来这种草根工业获得正名即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推动农民收入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从1984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从千亿产值发展到万亿，约有一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这相当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309—310页）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创造千百万计就业岗位的乡镇企业却面临诸多困境，到新世纪之初，乡镇企业大量破产或纷纷改制为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由盛而衰的变化，和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紧密相关，而这就不得不提到黄佩华（Christine Wong）的经典研究。

首先，地方政府为乡镇企业崛起提供政策支持，一旦政策红利消失，乡镇企业的优势随之不复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企业贷款占农业银行贷款额度的60%以上，甚至连家庭储蓄也被耗尽以资助乡镇企业投资，但是，1985年国家实行信贷紧缩政策，银行要求其分支机构限制贷款增长，规定乡镇企业60%至70%的工作资本来自自有资金，自那时起，乡镇企业工作资本的短缺问题进一步恶化；第二，地方政府随意干预企业经营，权责不明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处于生产等级结构的底层，它们受制于所有上级行政机构的命令和规定，虽然乡镇企业的总体税收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但是各省、市、县甚至乡镇都有调整税率和提供减免的某些权力，各级政府都可以向乡镇企业征税，乡镇企业的税收制度相当混乱，企业有时需要多种税收，除一般税收外，还有中央、省市以及县政府征收的预算外的税收以及各种隐性的地方税。（Christine Wong, “Interpreting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Post- Mao Period”，Modern China, Vol. 14, No. 1, 1988, pp. 3-30.）

而黄佩华没有分析但同样关键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型，之前那种较为低廉的产品就不再满足人们的需求。傅高义（Ezra Vogel）就曾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数乡镇企业只是一些简陋的食品加工厂和生产低品质砖块的砖窑厂等，它们生产的产品有助于满足当时尚不富裕的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因为交通体系落后，乡镇企业就要自己修理拖拉机，维修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泵，还有一些小铸造厂和机床厂制造犁锄等简单农具。（[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434—435页）随着市场转型的不断深入，那些在创新能力和资金基础都较为薄弱的乡镇企业，显然难以适应新的情形。

乡镇经营的企业虽然大量消亡，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乡村工业化解体，恰恰相反，伴随互联网和物流体系的迅速发展，今天中国乡村工业化形成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淘宝村的大量发展。按照阿里研究院的相关统计标准，全国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正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分析的那样，这些淘宝村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专注于大众市场，发展出具有特定需求的单一廉价产品，在不同细分市场中提供有特色的和有价格差异的商品。除了地理位置，一个家庭只需要一个互联网链接，以及返乡农民工可以提供的一点点数字技术知识，就可以开展网络销售业务。阿里研究院公布的《1%的改变—2020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已有5425个淘宝村、1756个淘宝镇，比上年增加1115个，总量约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覆盖二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淘宝村交易规模超过一亿元的“亿元村”达745个，占淘宝村总数的13%，网店总交易额达到一万亿元，全国每年新增的淘宝村和淘宝镇还在迅速增加。可以看到，乡村工业化越来越多地和数字经济以及全球贸易紧密融合。

因此，无论是所有制还是经营模式等方面，中国乡村工业化已经发生诸多变化，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费孝通的认识过时了？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随着时代发展，他的一系列思考反倒显示出更多洞见。其核心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如何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农村凋敝和农民流离失所的代价？

费孝通晚年一直执着于探索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实质上也是在回应这一问题。这种小城镇战略就是主张农村中大量富余劳动力就近在小城镇就业和安居，由此进入都市生活，避免大城市过分臃肿和无限膨胀。费孝通将小城镇比喻为“农村人口的蓄水池”，搞好小城镇建设，可以为第三世界探索出一条新路。（313页）而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化认识的重要启发在于：乡村绝非是现代化必须克服的障碍，恰恰相反，广大乡村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多种独特的优势。

问题在于，如何充分释放这些优势。事实上，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无法脱离中国的自身传统。就像诺顿（Barry Naughton）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事实表明，传统中国诸多经济特征依然有效，无论是人口稠密且商业化的中国乡村遗风，还是中国特有的地方创业型政府官员和地方企业的结合，乡村工业的发展所需要的则是制度的持续灵活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2版，321页）在人口逐渐呈现老龄化趋势和国际贸易领域不断出现的逆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更加重要，尤其是要尊重中国社会大众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从认识论层面而言，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化的思路和西方形式主义认识论明显不同。西方依据的乃是一种理性主义传统，这种认识论乃是从主观假设出发，将真实的经验世界纳入普遍主义框架中，以此希望确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之相比，费孝通的研究显然不是要确立某种普遍真理，而是坚持从实践中获得新知，并将这种知识再放回实践进行检验，最后将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应用于实际，从而推动实践的发展。而这也是费孝通的人生志业“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为的是想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