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理据是数字媒介条件下的大众化创作，这种创作往往意味着普及。这带来一种思考：新大众文艺能否从普及到提高？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一直存在着普及和提高的艺术辩证法。我们认为，以新时代文艺生产力为保证，加强对已有新大众文艺优秀作品艺术经验的总结，加强对新大众文艺的研究和引领，新大众文艺有可能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提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有大众化创作和普及提高的理论愿景和实践探索

五四时期我国就有大众化创作的主张，当时主要指相对于贵族文学而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作家的创作。真正的大众化创作理念是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的。左翼文艺运动理论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一直鼓励工人农民书写自己的生活，从办《火星报》起就非常重视工农通讯员，《真理报》最高峰时一半的稿子来自工农通讯员。左翼文艺运动受此影响，在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有两种路径设想：一是直接创造无产阶级作家即工农兵作家，二是依靠小资产阶级作家（一定程度上也涉及思想改造问题）。而且一开始更为重视第一条路径，“左联”成立之初即设有专门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起工农通信员运动，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等任务。

到了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通过改造小资产阶级作家世界观来创造人民大众文艺的路径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在普及和提高的艺术辩证法中也留下了对大众化创作和“高级艺术”的更多期待。“高级艺术”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相关文本群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和范畴，毛泽东说：“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在该文本群中，毛泽东对“高级艺术”的基本内涵、大众化本质、艺术性指向、“低级艺术”和“高级艺术”（即普及和提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系统的论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大众化创作不现实，所以毛泽东在“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的时代对大众化视野中的“高级艺术”充满期待。

新时代文艺生产力为大众化创作发展提升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对大众化“高级艺术”只能期待，这是由当时低下的文艺生产力所决定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群诞生时，即便在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也是普遍低下，受教育人群少，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生活匮乏，连春联这样的文化产品都不能普及。

但今非昔比，进入新时代后，人民大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这使得艺术创作面临着新的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今天的艺术创作，不仅是服务性的普及，就是一般性的提高有的也开始过时，许多之前看来是高级形式的艺术早已成为了普遍形式，比如摄影、电影；曾经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相声、小品和文艺晚会等艺术形式都面临着发展瓶颈。如何突破这个局面？在全民中高等教育几乎普及的情况下，新媒介以及各种高科技为新时代文艺生产力提供了新的动能，为普遍化的大众化创作创造了各种主客体、物质和技术条件，如大规模的高知人群和普及的移动互联网等，而大众化创作又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文类和新的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也就应运而生。

相比过去以工农兵、服务型的专业作家为主体的大众文艺创作，新大众文艺具有更高的技术性和艺术性门槛，这主要体现在主体之变与本体之变。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界限已经模糊，新兴数字媒介的普及使得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众能够更容易地通过社交媒体和各种文艺平台，直接参与文艺作品的创造、传播和讨论，成为文艺创作与评价的重要主体之一，而不再仅仅是文艺作品的消费者、接受者和鉴赏者。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新大众文艺中，人民大众正是新历史语境中的“剧中人”和“剧作者”。而新大众文艺的主体之变是和新媒介的本体化深度融合的。新兴数字媒介的普及和发展已经由单纯的文艺载体与传播工具逐渐转变为文艺创作与生产的本体性因素之一，它不仅决定着文艺的传播形态，而且反过来决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和想象力形态，更决定着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和表现形态，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样态和文艺现象。而这两个转变在之前民众普遍文化水平低下、整个社会文艺生产力和消费能力低下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说，新时代文艺生产力为新大众文艺发展成为一种“高级艺术”奠定了主体和本体、技术和物质基础。

根据阿耐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剧照

新大众文艺应该自觉追求艺术性、思想性、历史性

在具备所有条件之后，新大众文艺还需要致力于成为“高级艺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低级艺术”和“高级艺术”主要指的是艺术性程度高低不同的人民文艺，或者说是人民文艺的两种形态。早在1942年，周扬就说：“所谓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本是同根生’，它们的分别仅仅是艺术性的程度的分别。”（《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低级艺术”主要指的是普及型艺术，并不是低级趣味类艺术。那什么是“高级艺术”？回到理论史，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到，“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是未来的理想的艺术，恩格斯认为这种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艺术，“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显然，“两个融合”的艺术就是理想艺术、“高级艺术”。也就是说，“高级艺术”在人民文艺内部更为强调艺术性维度，在思想性、历史性上也有很高的要求。新大众文艺创作和专业作家、专业机构创作都应该遵循这种高要求，且应自觉避免审美降级、“饭圈”乱象等泥沙俱下的情况。

因此，致力于大众化创作和“高级艺术”两种理念的真正实现，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值得期许。为此，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在发掘、传播、评论新大众文艺优秀作家作品等经典化方面加强工作，推动和引领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艺见”专栏。刘永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