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0年，初春，居鲁士正在帕萨尔加德的花园王宫中享受着悠然惬意的闲暇时光。那时，园中花团锦簇，令人愉悦的花香扑鼻而来。他就坐在那个用石头和木材修建而成的雅致亭子阴凉的门廊下。亭子上方撑起的宽大的彩织遮阳棚，不仅帮他遮住了刺眼的阳光，还将花园和王宫连为一体。整个建筑就是居鲁士人生的写照。这些精雕细刻的石材是在向那些美轮美奂的古城—苏萨、萨迪斯、巴比伦—致敬，它们如今全都臣服于他。那个宽大的遮阳棚就像帐篷一样鼓胀着随风涌动，边缘处的流苏在凉爽的微风中翩翩起舞，这正是他自身游牧生活的痕迹。当他从摆放王座的门廊向外眺望平原时，他只能在热浪中辨认出那座用五颜六色的帐篷围合而成的“城市”，也正是这座帐篷城一直跟随着他征战四方。

居鲁士年轻时鲜少回到位于波斯腹地的故乡。在过去的20年里，他在马背上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在遥远的地方行军，不停地攻占富饶的土地。但此时此刻，居鲁士在帕萨尔加德怡然自得。春季正是来此处的最佳时节，他满意地看到，多年过去，他那美丽的花园开始显现出精致的轮廓，一棵棵高大的柏树成行成列，旁边是汩汩地流过长长的石砌水渠和小池塘的小溪。从帝国各处送来的异域植物，在花坛里竞相绽放，五彩缤纷。居鲁士时不时地瞥见公鸡红亮的鸡冠。这是只高傲的大公鸡，它大摇大摆地穿过花园，羽毛闪烁着黑色、蓝色和金色的光芒。居鲁士有十几只公鸡，它们是印度使者送来的出人意料的礼物，在波斯语中读作bas-bas。这些公鸡生性暴躁且好斗，印度使者向居鲁士演示了，在印度人们是如何驯养这种动物用来竞技的。于是，他和关系最亲密的朋友就下赌注斗鸡。但这只大公鸡不参与争斗，它被允许在帕萨尔加德的花园中漫步，同时给那些每天为居鲁士下蛋的棕色肥母鸡“服务”，这对于一个当时只知道鹅、天鹅、鸭会季节性孵化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新奇的现象。这些蛋孵化出的小鸡便成了珍贵的小鸟，居鲁士将它们托付给专人精心饲养，后者也就是bas-bas驯养师。

居鲁士征服吕底亚后不久便开始改造帕萨尔加德王宫和花园，因为萨迪斯和其他伊奥尼亚城市的宏伟壮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希腊石匠被派往帕尔斯，一起策划修建波斯的第一批石制建筑。从考古发掘来看，在居鲁士决定于帕萨尔加德大兴土木之前，该地尚未有永久性的定居点，尽管数个世纪以来，该地一直是重要的部落集会场所。米底人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在他们攻占波斯期间，帕萨尔加德成了他们的驻军哨所，被他们称为Badrakatash。但对波斯人来说，它叫作Pathragada，意为“挥舞重棒之人的居所”。居鲁士认为，他的新帝国值得，也需要一个仪式性中心，尽管他从未筹划将帕萨尔加德建造得像波斯波利斯那般规模壮阔，但也计划将它打造为波斯帝国新树立的王权中心。帕萨尔加德地处穆尔加布平原（Dasht-e Morghab，意为水鸟之原），在设拉子以北约55英里处，靠近普勒瓦尔河，在昔日来往于埃克巴坦那和波斯湾的繁忙商队路线上，海拔超过2000英尺。今天，它是一处安静、偏远的考古遗址，参观它的游客需要具备充沛的想象力。它的遗迹稀少而分散，我们很难深入了解它。尽管我们对用石材修建、大理石装饰的王室宫殿多有记录和研究，但事实上我们尚未解开波斯帝国这个宏伟、庞大的遗址的全部谜团。如今只有几根断柱和一些开裂的石板依稀可以显现出居鲁士王宫中那座雅致亭子的位置。亭子的废墟旁矗立着一道过去肯定十分辉煌的丰碑式大门。它是整个王宫建筑群的唯一入口，但它昔日的恢宏如今只能从一根饰有高浮雕的立式门柱上窥见一二。这根门柱上雕刻了一名男性，他背生四翼，身着埃兰式长袍，头戴精致的埃及式王冠—一件高耸的“女神游乐厅”（Folies-Bergère，法国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音乐厅）风格的精致工艺品，由鸵鸟羽毛、猎鹰羽毛和弯曲的公羊角制成。数个世纪以来，这个奇特的复合人物形象一直被认为是居鲁士大帝本人的形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天使般的翅膀表明，他是亚述的守护神，被称为“阿普卡鲁”（apkallu）。这种天使般的存在通常出现在新亚述王宫的城墙和门柱上，扮演神圣的监督者或某种天界守卫的角色，负责阻止天界的不速之客进入王宫，防止宇宙中不受欢迎的存在给王宫居住者带来伤害或麻烦。当他被移交到帕萨尔加德，进行波斯化改造后，带翼的阿普卡鲁便成为一个尊贵但令人敬畏的神灵，是帕萨尔加德防御系统的一部分。阿普卡鲁会确保居鲁士不受任何邪恶力量的伤害。

长有四翼、头戴王冠的阿普卡鲁（守护神），这块浮雕来自帕萨尔加德的居鲁士大帝花园王宫的大门处

这道城门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它没有与之相连的城墙，不同于西亚、北非的其他宫殿遗址，帕萨尔加德四周没有防御工事环绕。因为该城地处波斯内陆深处，居鲁士遂坚信它不可侵犯。然而，防御工事的缺失只会加强城门的象征力量，它既是神秘之门，又是仪式之门，外国使臣、请愿者和进贡者都将经过此门进宫拜谒国王。但是帕萨尔加德并非完全没有防御措施，因为在一座山丘之上有一个被称为“塔勒塔克”（Tall-e Takht，意为王座之山）的大型防御高台，站在那里便可俯瞰整个建筑群。在后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的统治下，这座山丘发展成了一座庞大的城堡，有着用大量泥砖筑起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被用作军事要塞。

城门附近是居鲁士及其朝臣活动的主要公共场所，它被称作“S宫”（一个平淡无奇、毫无想象力的考古标签）。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多柱式大厅，大厅中共有八根圆柱分列两排，四扇大门分别通向环绕宫殿的柱廊。殿内装饰（从幸存的遗迹来看）有用高浮雕和彩绘手法创作的取材于亚述和巴比伦的图案。这些图案包括罕见的双腿直立的公牛，它们摇摇晃晃地行进在队列中；还有身披奇特的鱼皮斗篷的祭司，他们戴着鳟鱼头面具。这些色彩丰富、亚述式的石雕虽然主题奇特，但细节翔实，与质朴、优雅的希腊石柱及门廊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建筑和室内装饰都展现出了奇特的混合风格，按理说这本不应该有任何美学效果，但实际上是有的。波斯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即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希腊等地的风格进行奇妙且全面的融合。这些风格融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在视觉上引人注目、和谐美好却又与众不同的“波斯”风格。这种独特的混合风格还在帕萨尔加德居鲁士的陵墓及其周边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居鲁士的陵墓与王宫相距较远，它位于穆尔加布平原的一个偏远之地，距帕萨尔加德的仪式中心1英里远。寇松勋爵曾狂热地歌颂道，它的墓墙“就像一片灰暗风景中的白点一样闪闪发光”。这座陵墓是在帕萨尔加德修建的第一座建筑，由两个独特元素构成。首先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室，顶部呈三角形，坡度陡峭，属于伊奥尼亚墓葬的传统形制。其次是一个阶梯式的基座，旨在让人想起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特别是苏萨附近的恰高·占比尔。这是一座伟大的埃兰建筑，即便它在居鲁士所处的时代不再发挥应有的作用，其轮廓依然清晰可见。尽管陵墓整体的戏剧性视觉效果是由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元素奇特却成功地并置融合而来的，但对陵墓石雕的考察证实了，吕底亚人也积极参与了陵墓的建造。因此，在居鲁士建造王宫之前，居鲁士的陵墓就已定义和确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与建筑特征。

然而，帕萨尔加德最重要的瑰宝还是那座布置井然的花园。一片广袤富饶的园林将城门与宫殿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宫殿、亭子和觐见大厅之间点缀着郁郁葱葱的绿植，这种布局成了波斯园林设计的典型特征。经过精心规划的几何布局，石砌水渠将花园一分为四，形成优雅的四重设计（chaharbagh），显得对称而规整。这一独特的设计注定会成为从撒马尔罕到塞维利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园林设计的主要特征。通过错综复杂的四重设计，帕萨尔加德的花园生动地反映了居鲁士在巴比伦的圆柱上强调的王室头衔：“我是居鲁士……世界四方之王。”

在古波斯语中，“花园”一词是paridaida。希伯来人听成了pardes，希腊人将之转写为paradeisos，英语中的“天堂”（paradise）一词就由此而来。严格说来，“天堂”是指有围墙环绕的绿色空间，“内部”可耕、可驯，“外部”则不可耕、不可驯，内外界限分明，这一概念也可以在《圣经·创世记》中找到。在波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工作的犹太祭司和书吏，可能以波斯花园为原型，描绘了伊甸园，即“上帝的花园”。

在整个帝国，精心打理的花园和公园是波斯统治的生动象征。国王和王子们会夸耀自己作为园艺师的成就：“我有伟大的功业：我为自己新建屋所，搭建葡萄园；我为自己打造花园和公园，在那里种植各类树木；我为自己挖掘池塘，浇灌那些长势茂盛的树木。”王家公园是帝国的缩影，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象征着君主统治的疆土幅员辽阔。居鲁士及后继的统治者用异域的灌木和果树充盈他们的花园，聘请园艺师在黎巴嫩修整珍贵的葡萄藤，然后移植到波斯的土壤中。修建和维护美丽繁荣的花园是波斯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渴望与痴迷是缺乏想象力的希腊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因为对雅典人来说，花园不过就是个种萝卜的地方。

国王能够修建对称有序的繁茂花园，这是君主权威的有力证明。因此，帕萨尔加德的规划和修建是一项庞大且重要的事业。这项事业能顺利竣工，表明了一个成熟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存在，它处理的是这项重大事业的组织工作。总而言之，帕萨尔加德展示了居鲁士对王权装饰的精致审美，在整个帝国存续期间，帕萨尔加德一直是重要的王家仪式中心。后续每一位波斯国王的登基仪式都在此举办，因为这里可以通过仪式将他们与帝国的创建者联系在一起。

2015年，在伊朗法尔斯省一个名叫菲鲁兹（距离波斯波利斯非常近）的村庄附近的一处遗址Tol-e Ajori（意为砖块小山），伊朗和意大利联合考古队有了一项惊人的考古发现。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巨大城门的遗迹。城门呈正方形，边长30米，厚10米，墙上饰有彩色釉面砖，它们组合成了生动形象的图案。发掘者在城门周围还挖掘出了小亭子，而且与帕萨尔加德一样，他们发现了明显的规划齐整、对称的花园的痕迹。有趣的是，对釉面砖的研究发现，它们与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巴比伦修建的建筑釉面砖上的图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著名的伊什塔尔城门上的神奇动物图像。这座嵌满蓝色釉面砖的巨大城门几乎是著名的伊什塔尔城门的复制品。而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帕尔斯的其他建筑物相比，此座城门在设计、修建、装饰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这座巨大的巴比伦式城门无疑是居鲁士的杰作。事实上，一块砖头碎片上包含有一段楔形文字铭文的开篇部分，其中包含了阿卡德语“国王”（sharru）一词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确定，该建筑归属于居鲁士。居鲁士城门离波斯波利斯如此之近，这一发现意味着，阿契美尼德王朝后续的关键遗址的历史近年来很有可能要经受彻底的修正。过去，人们认为，在约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一世大兴土木之前，波斯波利斯这片处女地尚未被触及，其实在那之前，它就已经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王家中心了。如果居鲁士早在公元前538年，也就是在他刚攻下巴比伦后不久，就将巴比伦的工匠派到了帕尔斯，那么这座城门的建成时间至少要比大流士的宫殿建筑早20年。但是，居鲁士为什么要在波斯中心建造一座如此引人注目的异域建筑呢？帕萨尔加德的建筑向人们展示了，居鲁士是如何热衷于将他新征服的领土的视觉“外观”融入“波斯”风格的新标准中的。在帕萨尔加德，建筑形式主要采用吕底亚风格，但在波斯波利斯，他选择了更为宏伟壮观的巴比伦式建筑来留下自己的印记。更有可能的是，居鲁士想要在此建立一个新的巴比伦，一座比以前的“众城之母”更加耀眼的波斯城市。他的野心是将他那四方帝国的中轴线重新对准帕尔斯，从而将波斯置于文明的中心。而随着他在战斗中意外死亡，这一宏伟计划也戛然而止。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在帕萨尔加德想要发起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他决定冒险向东北远征，渡过阿姆河，去征服不断挑事的马萨革泰人。马萨革泰人是住在里海和咸海之间大平原上的一群斯基泰人。他们在此之前不断骚扰、袭击波斯帝国的东北边境，不过只进行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掠夺，没有造成长期的破坏。然而，居鲁士决定对他们采取有力而果断的反击。他御驾亲征，不得不说，这有些小题大做了，因为马萨革泰人不过是想偷些牛罢了。我们难以粉饰居鲁士对马萨革泰人的好战态度，也很难不把他看作以征服马萨革泰人为使命的侵略者。即使他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他开疆拓土的欲望仍未得到满足。

居鲁士急于在出征前解决王位继承问题，遂将两个儿子召集到帕萨尔加德。从巴比伦尼亚的西帕尔迅速归来的冈比西斯被正式任命为他的继任者，并在他东征时受命担任摄政王。小儿子巴尔迪亚因错过王位而获赐了中亚的大片领土作为补偿。而且，当居鲁士宣布对巴尔迪亚的土地免征税款，并且在那里筹集的任何贡品都归巴尔迪亚自己所有时，这份礼物就变得更加合心意了。

或许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正式的王位继承人冈比西斯举行了一系列婚礼。他先是迎娶了强大首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据说，欧塔涅斯是波斯最富有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随后娶了同父同母的妹妹，即居鲁士和卡桑达涅的女儿阿托莎，之后又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克珊娜（“近亲通婚”的概念在建立王朝时无足轻重）。这些婚姻首次证明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对内婚制—在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等级内通婚—的重视。这个概念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都通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通常与波斯大首领的女儿或姐妹联姻，或者与家族内部的堂姐妹、侄女或外甥女、同胞姐妹或同父异母的姐妹通婚。

王储既定，居鲁士在公元前530年春末率军从帕萨尔加德开拔。冈比西斯护送父亲至锡尔河后又回到波斯，履行摄政和王储的职责。同时，居鲁士率军向东进击。

居鲁士最后几年的生活细节很难拼凑起来，尤其是他在东部的战役的情况，大部分内容都模糊不清，逐渐转变成了传奇故事。希罗多德的著作是现存的居鲁士生前最后几场军事行动的主要材料，但他的叙事并没有说服力。他讲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希罗多德说，居鲁士率军进入马萨革泰人的领地后便下令扎营，命令士兵生火做饭、摆放食物、燃起篝火、铺设地毯，如同举办豪华宴会。接着，居鲁士将大部分士兵撤到周围的山上，只留下了一支小分队。而马萨革泰人就像飞蛾扑火一般，迅速聚集到波斯人刚刚弃置的营地里，掠夺波斯人的财物，吃他们的食物，喝他们的酒。突然间，波斯人大喊大叫着骑马奔回营帐，屠杀了半醉半醒的野蛮人，并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即亚马孙女战士式的马萨革泰女王托米莉丝之子斯帕尔伽皮西斯王子。这位年轻的王子因为自己竟被如此卑劣的伎俩迷惑而深感耻辱和羞愧，恳求居鲁士释放他，而居鲁士也同意了。但斯帕尔伽皮西斯获释后立即自杀身亡。

听到噩耗的托米莉丝既悲痛欲绝又怒火中烧，她披上铠甲，骑上战马，气势汹汹地向波斯军队疾驰而去，马萨革泰战士几乎跟不上她。飞箭如蝗虫般掠过头顶，遮天蔽日。托米莉丝率军长驱直入，奋勇战斗。长矛、匕首、长枪等交相碰撞，劈砍、割裂、撕扯，鲜血如河流般淌过山谷，染红了岩石。两军交战一整日，战况激烈。待一切结束之际，居鲁士已然阵亡。得胜的托米莉丝一边将居鲁士的尸体绑在马后拖回营地，一边发出悲喜交织的哀号声。她砍下居鲁士高贵的头颅，对着这位波斯国王说：“嗜杀的居鲁士，既然你对血这般贪得无厌，我就让你喝个饱！”说完，她就将这个战利品（砍下来的头颅）扔进了一个装满人血的酒囊里。

在居鲁士死后的几年里，关于其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希罗多德坚持认为，托米莉丝的故事是最有可能的。这个故事可信吗？当然，托米莉丝和斯帕尔伽皮西斯这两个名字肯定是源自古代伊朗语言。希罗多德可能借鉴了真正的波斯传统故事，即居鲁士死于那场与东部战士女王的战斗。但是，希罗多德塑造这个故事的方式受到了那些与波斯敌对的希腊人观点的影响。毕竟，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时并不追求确切的事实。他关心的是要创造出一种可以贯穿整部作品的文雅的逻各斯（logos，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种历史性“对话”形式。在这里，主题就是波斯国王们不自量力的帝国野心。希罗多德写的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堂道德课：“了解自己的极限。”

关于居鲁士之死的真实事件一直不为人所知。没有相关的波斯文献记载，唯有传说流传于世。但是，甚至这些也是源自希腊传说，并且相互矛盾。色诺芬记载居鲁士死在病床上，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们召于身前，逐一分封疆土。根据克特西亚斯的记录，居鲁士在讨伐萨卡人之战中受伤，但他最终回到了波斯，上演了另一幕感人的临终场景。就常理而言，历史上的居鲁士不可能既死于病榻又战死沙场。上述三个希腊版本的居鲁士之死确实包含了真正的波斯故事的内核。然而，每一个版本都不过是故事初始传播者的一种宣传形式。居鲁士在波斯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不能被遗忘。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出生、生活经历和逝世都被编入了民间故事，然后形成传说，最终演变成了神话。每一次复述都使他的故事有了新的侧重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波斯帝国世世代代流传着诸多不同版本的有关居鲁士的出生及童年的故事。鉴于波斯人在创作优美诗歌及歌谣方面有着悠久且荣耀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猜测，居鲁士在他们的叙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英雄角色。阿契美尼德家族珍视诗歌，就像珍视他们的骏马一样，用诗歌讲述居鲁士故事的传统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还出现了歌颂居鲁士英雄事迹的歌谣。色诺芬在居鲁士逝世近150年后写道：“直至今日，波斯人仍在故事及歌谣中颂扬居鲁士，赞颂他是世上最为英俊慷慨之人，他充满智慧且心怀大志，为建不世之功历经了重重险阻。”

在古代，伟大领袖的诞生故事对他们形象的传播发挥了极大作用。不难想象，一些统治者，比如居鲁士本人，可能会鼓励创作和传播超凡的诞生故事或不寻常的童年逸事。这些都有可能是有用的宣传。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反复出现的梦境预示了居鲁士的出生。在睡梦中，他梦见女儿曼丹尼的子宫里长出了一棵葡萄藤，长出来的藤蔓爬满了整个亚洲。它们爬进了每一个山谷，攀上了每一座山峰。阿斯提阿格斯还经历了另一场更糟糕的噩梦，他梦见曼丹尼排了大量的尿，淹没了整个亚洲。祭司们为阿斯提阿格斯解梦，并警告他，曼丹尼即将出世的儿子将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统治者，此子身披荣耀和名誉，会将他取而代之。出于对未来的恐惧，曼丹尼刚一分娩，阿斯提阿格斯就命心腹哈帕格斯将婴儿居鲁士带到荒野杀死。但哈帕格斯听着婴儿无辜的哭声，心生怜悯，下不了手，就将他遗弃在山腰，希望有农民能找到他。这也就有了后续所发生的故事。居鲁士在慈爱的牧羊老翁及其妻子的照顾下平安地成长为一名少年，直到那时他们才将他的身世告知于他。待他成年后，他重新夺回了应有的地位，成为米底之王。这个故事细节丰富，字里行间满是流行的民间故事和童话的主题。它毫无疑问创作于米底，以此为居鲁士征服米底、推翻阿斯提阿格斯的统治创造合理性（在这个故事中，阿斯提阿格斯被描述成了像宙斯、希律王，以及《圣经·出埃及记》中的法老一样屠杀婴儿的恶棍）。作为一个巧妙的宣传作品，这个故事证明了波斯—米底合并的合理性。

其他故事则源于伊朗的其他地区，折射出了不同的宣传思路。其中有一个故事完全忽略了居鲁士的米底血统，反倒认为他是波斯穷人、强盗阿特拉达茨与卑微的妻子阿尔戈斯特（牧羊人）的儿子。尽管居鲁士出身卑微，但因为受到米底王宫里一名太监的善意照拂，居鲁士从王室仆人晋升为阿斯提阿格斯核心圈子里的一员。居鲁士注定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他推翻了阿斯提阿格斯的统治，并通过迎娶米底公主阿米蒂斯，在米底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个故事也许起源于帕尔斯，故事中的居鲁士出生于波斯，是这片土地养育的子民：一个坚强、勇敢的波斯人凭借智慧和雄心推翻了米底人的暴政，带领波斯走上了通往帝国的道路。还有另一个据称是居鲁士家人为官方宣传而传播的他的诞生故事。故事中，居鲁士出生在阿斯提阿格斯的宫廷里，他确实是被人遗弃在山腰，任其自生自灭，但他被一只狗救了。这是一只刚生下小狗的母狗，它给他喂奶，救了他一命。关于居鲁士婴儿时期的这种叙事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故事非常相似，因其神话性而吸引波斯人，如果说有谁配得上这样一个奇迹故事的话，那便是居鲁士。

举办完合宜得体的葬礼后，这位“波斯人之父”被安葬在帕萨尔加德的拱顶墓里。他的遗体躺在黄金卧榻上，上面盖着巴比伦的织锦毯子。他的身旁随葬有一件带袖长袍、几条裤子、许多色彩鲜艳的长袍，以及项链、手镯和镶嵌半宝石的金耳环，以供他来世穿戴。冈比西斯为死去的父亲举行了宗教祭拜仪式，此类仪式由在墓前服务的祭司监管。

居鲁士是一位非凡卓越的统治者。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也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在短短20年里，他带领小小的波斯王国走向了主宰世界的地位。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地区在他的权威下得到统一治理。关于他宗教信仰虔诚、仁慈的政治家风度的宣传（主要是通过巴比伦的圆柱铭文、《圣经·旧约》和希腊历史学家）广为流传，加上关于他出生和掌权的英雄故事，这些都有助于他塑造公平、公正且富有同情心的君主形象。那些盛行的传说和故事可能淡化了他阴暗、不那么吸引人的一面。毕竟，传说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真相。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它们，居鲁士的成就不仅在过去令人惊叹，也将一直令人惊叹。

（本文摘自劳埃德·卢埃林-琼斯著《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冯丽平译，后浪｜世界知识出版社，2025年5月，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