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学者广泛热议。

关于石刻真伪、年代等问题，学界、社会舆论纷纷参与讨论。《光明日报》围绕石刻真伪广泛征集文章，在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连续辟出专版“学术争鸣”刊登多篇不同观点的论述。

石刻照片  光明文化记忆微信公众号 图

《文史哲》加入讨论

记者注意到，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近日也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7月2日，“文史哲杂志”微信公众号刊发了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生的文章《秦昆仑刻石考》，该文章原载于《文史哲》2025年第3期，封二、三、四。

姜生的文章在介绍了扎陵湖畔“昆仑刻石”的基本信息后认为，“其石在扎陵湖北岸海拔约4308米的一处凸出沉积岩上。周遭所及，唯此山岩立面较大较平整，堪为其用，且其立面坐北朝南，不独符合‘负扆南面’的君位座向要求，更可避冬季北风携雪之强击，有利于石面文字之保存。其岩立面上下皆有亡脱，而关键内容尚存，史料意义重大。”

对于刻石内文出现的“皇帝”一词，姜生的文章认为，刻石只写“皇帝”而不指出具体哪一位皇帝，正是秦始皇刻石独有的特征，因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皇帝，如此书写并不会造成混淆。

不过，该文也指出，尚需虑及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先秦时期，昆仑乃是时人信仰的可令人不死的神圣仙山，《山海经》《庄子》《离骚》等皆有记载，求仙自是时人心向往之的大事，有人曾寻找昆仑的所在自当无疑，唯其资源力量有限。二是战国以来，先民的科技和地理空间探索能力大为提高，《禹贡》《山海经》即其典型代表。寻找昆仑山，正是这一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的产物。三是我们对于秦汉人的探索能力和探索精神应有充分的认识。

对此，姜生的文章在结尾处认为，“秦人对昆仑有一定的探索和认知、秦始皇派遣使者采药昆仑，正与秦汉时人勇于进取的精神面貌相合。上引仝文称使者具有不畏艰难、勇于探险的冒险精神，诚是。由昆仑刻石，吾辈竟可再睹秦汉帝国醇厚之信仰、灿烂之文化与强劲之国力，不亦幸哉！”

公开资料显示，姜生，1964年生，哲学博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

姜生在学界倡导“从宗教理解古史”的历史学新理论、新方法。先后出版《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等代表性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中外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石刻所在崖面

真伪？时代？各方学者激辩昆仑石刻

稍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文宣布，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所刻内容大意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仝涛表示，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他还提到，相较于此前已知的七块秦代刻石，黄河源石刻不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进入舆论视野后，围绕这处石刻的各方说法纷至沓来。比如，有学者质疑其中的日期有误，推算采药出发时嬴政还未称皇帝号，何以石刻中有“皇帝”二字；按石刻推算出发时间可能是冬季，而冬季前往高原不符合常理；此外，像“采药”二字不常见于先秦典籍。甚至还有网友猜测，这是“为旅游开发造了个石刻”。

其中，坚持质疑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6月11日在个人微博上表示，很多人用缺乏造假动机、造假条件为理由为石刻辩护，大家不至于这么天真吧？不说别的，石刻一出，光明日报发文，舆论轰动，引衮衮诸公竞折腰，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说不定还可以拿来申报一个重大课题、冷门绝学之类，造假从来不缺动机。造假不需要考古学家亲力亲为，有了舆论和需要，自然有人给你造出来。至于造假条件，真把黄河源当火星了？说的现在去趟河源有多大困难似的，“我去年夏天跟着当地朋友在海北州转了一大圈，去了很多人烟罕至的地方，还专门探访了一座台湾商人在青海湖附近造的一座假西王母石室，那可比造一块假刻石困难多了。”

6月12日凌晨，刘宗迪又写道，有位研究书法的朋友指出，秦代刻石界面都极为讲究，体现出秦人对铭字立传的严肃性，而河源刻石如此精美的小篆却刻在粗糙不平、坑坑洼洼的天然石壁上，文字书写的刻意求工，与石材处理的粗枝大叶，很不相配，有刻字的那般用心，却不把石头打磨平滑？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教授团队曾于2020年发现该处石刻。至于石刻年代，他起初偏向于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国家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河源地区成为管辖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绘制地图，或者派官员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现实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区风蚀强盛，过于久远难于保存”。但其近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当时做出“元代或清代”的推断“比较浅薄，还缺乏认识，后期还需要继续研究”。

《甘孜岩画》专家组成员周行康曾在青藏高原实地考察上百处独立岩画点，他从高原石刻的风化痕迹角度给出了意见。

6月11日晚间，周行康在个人公众号上发文表示，“秦代昆仑石刻”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附近，该区域属于大横断区域“印度洋水汽走廊”末端的江源区域，其年降水量，高于羌塘、可可西里两大区域，略低于玉树区域、也低于大横断区域。本文选择降水量和气候相近的昆仑山脉岩画、玉树岩画、甘孜北路岩画，海拔相近、降水量稍小的阿里日土岩画，进行直观比较。其中，嘎青岩画是一处典型的史前狩猎时代岩画，其刻划时间，初步判断大于距今2500年，从中可以看出，虽说刻划工具不同，但在这个海拔和气候条件下的长期风化，会在刻痕中形成一些深色的风化物。同时，刻痕与岩面的交接边缘，相对柔和。这一点，与“秦代昆仑石刻”某些局部形成的风化痕迹，较为相似；布由岩画上的图案为早期佛塔，青藏高原历史上，外来佛教普及到基层，在距今1000年内。从该处图案的刻痕风化中，可以看到刻痕底色与岩面颜色，存在比较明显的反差。这一点，“秦代昆仑石刻”则刻痕反差表现的更加一致，说明其风化时间要长得多。

周行康表示，经对比，个人初步认为：从“秦代昆仑石刻”图片的风化特征来看，绝非近百年内的创作，符合距今两千年以上的观察经验。他还提到，在本人实地调查过的青藏高原一百多处石刻类岩画中，存在大量随着石面画幅形状，而满铺刻划的现象。并非一定要先画个框框，再在其中刻划。那么，作为秦代来到此处的使者，其自身条件，恐怕也不允许先刻一座石碑，再搬来此处竖立。就地取材，因形而刻，实为情理之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刘钊教授也加入了讨论。

他首先表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如“皇”字上部从“白”，“大夫”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手臂下，“方”字下部先向右转再向左迴的形态，“翳”字所从“医”字左旁竖笔出头，“以”字从“人”的写法，“己”字下部右曳，“年”字所从“禾”头左斜穿透笔画，“到”字所从“至”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此”字所从“匕”旁下延等，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写法。此谓时代特征明显。所谓风格统一，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拱起状，这在“皇”字所从“王”旁和“廿”“六”“三”等字上都有体现。设想如果是伪造，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且能保证文字结体不误，书写风格统一，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

刘钊还提到，从文本看，文字简洁，语法规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将+人名（或职官名、书名）”“采药+地名”“以+年月”“车到此”等简洁准确的表述，与传世秦汉文献中类似的文句对比，毫无违和感。这样的古汉语表达，显然也不是现代一般的作伪者所能具备的。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简单的文句，并不难造，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种质直简略，但表达准确的文字，更为难拟。

不过，对于从昆仑刻石确定昆仑地点一事，刘钊觉得为时尚早。

在他看来，刻石的性质应与今日“到此一游”的刻划相近，或是表明此地重要，乃行程中休憩之地，类似驿站；或是为重来或后来者提供的标识；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风景佳丽，值得驻足并刻石留念。至于铭文中的“一百五十里”，有人认为应为“二百五十里”（若是一百五十里，一般会说成“百五十里”），并未表明是终点，也未表明是昆仑山，也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等。

石刻拓片及线描图

质疑者连续从历史学、地理、书风等方面提出破绽

针对《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所引发的巨大学术争议，7月1日，首次提出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刻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就此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回应学界对石刻年代、文本释读及历史合理性的质疑。

仝涛认为，学术研究中存在争议是学术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研究是复杂的、多面的，需要研究者从多维角度进行推测和论证，并且对同一研究对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这一石刻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诚感谢广大学界同仁和网友提出的各种专业见解，使我们对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同时，通过这些争议和开放的讨论，大大提升社会各界对于这片高原无人区的关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护这一珍贵文物。”仝涛说。

仝涛希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希望在石刻所在区域进行更深入的考古发掘，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此外，希望加强对石刻的保护工作。

《光明日报》围绕石刻真伪广泛征集文章，在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连续辟出专版“学术争鸣”刊登多篇不同观点的论述。

微信公众号“光明日报”发布的编者按称，“提倡学术争鸣，是光明日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明日报曾进行过多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学术争鸣，如《兰亭序》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古人‘胡子’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吸引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学术普及的作用。”

编者按强调，“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勉旃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

古文字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刘绍刚7月2日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从昆仑石刻行款、字的疏密大小以及用笔的笔势等方面看，这件石刻属于作伪的可能性极大。

北大教授辛德勇则在7月1日与7月2日发文，从历史与气候地理等方面对仝涛观点继续提出质疑。书法学界一些学者结合书风对比存世的秦石刻，认为其书风、章法，都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是伪刻的可能较大。

辛德勇在7月1日发文表示：“还是那句话，我读了四十多年《史记》和《汉书》，因为这个，我就知道它必假无疑。”7月2日，他再次发文《DeepSeek:从西安到青藏高原扎陵湖不走道路 坦克完全越野能不能到?》，质疑从秦代都城不可能到达青藏高原的这一石刻所在地，“答案很明确：在现实世界中，仅靠坦克完全越野从西安到达扎陵湖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是执行最艰巨任务的军队，也不会尝试这种近乎自杀式的行动。”

书法研究者、曾创办山东艺术学院书法专业的衣雪峰教授则撰文从书风考察论证其为伪作，“可信的秦代刻石书，都具有庄严、郑重、典雅的风格。其章法，无论纵横，都有比较严格的界格秩序。”他认为，在面对“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的刻石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这个纵横界格就是国家的尊严、秩序与合法性的象征。昆仑石刻的根本的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刻石、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甚至近代篆书的一件伪刻，甚至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