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周处除三害》《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热映，到2025年《攻壳机动队》的重映，以暴制暴的类型片，一直在商业电影市场中占据重要角色。这些电影在现代社会备受关注的根源，是刺激了人类的暴力欲望，还是折射了一种荒诞的现实？

以学者加缪的哲学观点来看，“反抗者最初的冲动是拒绝被物化”。

这句话出自他的代表作《我反抗，故我们存在》（L'homme révolté）。要想理解这句话，或许需要先了解加缪的成长与思想历程，以及这本书对暴力的思考逻辑。

阿尔贝·加缪

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自幼丧父，被严厉的祖母抚养成人，在17岁时患上肺结核症......死亡的阴云，笼罩着他的成长之路。二十多岁时，他便觉察：由于贫穷，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

从地方新闻到法庭纪事，从专题报道到重磅社论，他笔耕不辍。他为贫民、囚徒、难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而呐喊，勇敢揭露法国殖民者对当地的残酷奴役。学者赛恩斯的《记者加缪》，曾提到加缪积极为奥当案蒙冤的小人物展开调查、仗义执言，“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普遍权利”。这些义举，让他被踢出了由法国殖民当局钳制的阿尔及利亚新闻界，也预示了他后半生追求理想、毫不妥协的“愚者”立场。

《西西弗神话》书封

1940年，加缪开始撰写《西西弗神话》。在他看来“事关如何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他青年时期的启蒙老师让·格勒尼耶看来，创作《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希望统帅他的生命与思想，与他热爱的一同度日。但他认为除非极端情况，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尼采便是这样疯的”。

加缪通过彼此呼应的“荒诞三部曲”创作序列，不断迈向自己的目标。

《局外人》书封

《卡利古拉》书封

被动式荒诞的《局外人》，结局为默尔索拒绝神父救赎，展现出反抗规训的萌芽；主动式荒诞的《卡利古拉》，结局为卡里古拉拒绝躲避刺客，展现出倒反天罡的虚无与戏谑；1942年7月出版的《西西弗神话》，则以哲学逻辑究极式求解“荒诞”——自此，渴望意义的人类、世界的无理性（“人类呼唤与世界沉默的对立”）终于完整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翻译过《西西弗神话》的袁筱一教授看来：加缪的可贵之处，或许正在于他将非理性的激情与理性的推理连接起来。如果说荒诞的命运是任谁都回避不了的，也并不因为清醒的认识就可以避开......

自此，对荒诞任何一面的否定，或何种方式的否定（如自杀），都被加缪瓦解了。

正如加缪说的“否定荒诞赖以生存的对立的两项中的一项，就是逃避它。废除意识的反抗，也是在回避问题。永恒的反抗这一主题由此也转变成了个人的经验。活着，就是经历荒诞。而经历荒诞，首先就是直视它”。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书封

1951年10月18日，《我反抗，故我们存在》（L'homme révolté）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法国《现代》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让松，甚至撰文直言这本书“首先是一部失败的巨作。正因为如此，神话也就诞生了。我们在此恳请加缪顶住诱惑，重新找回个人的风格——对我们来说，他的作品由此才显得不可替代”。

难道这本巨作，真是加缪思想的倒退或迷惘之作吗？

在我看来，关键争议在于加缪对“革命”究竟持有什么态度。

一封回应其作品《正义者》的公开信，注解了加缪的相关思考。《加缪传》的作者赫伯特·R.洛特曼也强调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让· 达尼埃尔提出的问题可表述为：（革命者）为了越狱，是否可以把拖家带眷的狱警杀死？加缪（的公开信）认为，问题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是否应该把狱警的孩子也杀了，以便解救所有的在押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极限，狱警的孩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极限......

由此可见，加缪始终拒绝将革命异化为无限暴力的仆从，强调人在一切苦难中仍需守护人性的底线。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反抗者的逻辑是要追求正义，绝不在生存状况里再增加不正义”。他始终警惕的是对于“革命”的滥用会导致屠龙者成为恶龙，而不是否定“革命”本身对于反抗的正向价值。

这本书的出现，是对“荒诞三部曲”的接续。加缪首先从文学与历史去追问“反抗”的发展脉络，将意涵丰富的“反抗”分为“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

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围绕“人对世界本质性荒诞的拒绝”展开，指出这种反抗如走向极端，则可能异化为“虚无主义”或“绝对否定”，导致反抗的自我毁灭；对“历史上的反抗”，加缪围绕反抗的本质特征与历史演进的变异，揭露那些异化的引领者如何利用“历史必然性”要求个体绝对服从，实施对人性的奴役。

回顾历史长河，会让我想到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柏克和加缪均认可“反抗”是对压迫的合理回应，其分歧点如何界定反抗中的理性。

加缪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反对反抗、矮化反抗，而是在思考如何为反抗确立方向感与边界原则，如何不让人在有意义的反抗中迷失自己作为人类的主体性。作为加缪思想的见证者，格勒尼耶在《阿贝尔·加缪：反抗永恒》也作了佐证。在他看来，加缪“试图借这本书驳斥荒唐的历史崇拜、权力意志崇拜”。

结合开篇提到的暴力电影来看，《周处除三害》、《九龙城寨之围城》、《攻壳机动队》面对的荒诞情境各有不同：《周处除三害》的男主角陈桂林，主动拒绝被黑帮身份规训，以自毁式暴力终结荒诞循环，揭示了个体反抗的道德困境；《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桩脚们，被动拒绝外来暴力组织的统治，以暴制暴来争取生存空间，而暴力秩序的本质或许并没有改变，在客观上走向虚无陷阱；《攻壳机动队》的女主角素子，通过“接纳异化”完成初步反抗，预言人工智能时代进行反抗的新可能，接近加缪“在荒诞中坚守”的生存哲学。

在加缪看来：反抗证明了它就是生命运作本身，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命，反抗每一声纯粹的呐喊，都使一个人挺立，因而它含有爱与建设性，若非如此它便什么也不是。

当然，暴力电影的局限性是艺术局限性的折射。就像加缪在书中说的：它想成为真正的写实主义，必然要描述个没完没了......写实主义冗长无趣地一一列举，我们从这一点看出它的目标不是寻求一致性，而是达到真实世界的全体性。

作为20世纪的哲学经典，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为怯懦与漠视、反抗与彷徨的人们，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武器与道德信条。但哲学不是烹饪手册或电器说明书，任何言语的留白或语义丰富，都可能产生无尽的争议。甚至可以说加缪的后半生，也活在这种令他痛苦的误读中。但任何人都无法抹除加缪在思想领域的深入思考与直言不讳。

正如加缪在书中所写的：不知晓一切的人无法磨灭一切，反抗者不将历史视为绝对，而是以他本性中所拥有的想法来拒绝它、质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