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以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他们所说的误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

胡适早年曾说：文学革命“之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这更多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为什么胡适、陈独秀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

陈独秀在当时的解释是：“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且不论，但至少提示了一个从接收者一面考察以认识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

《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这个历史事实，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反之，对文学革命这一层面的了解，也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全面考察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非一篇短文所能为，本文仅试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入手，对当时的立说者和接收者进行简单考察分析，希望能对这一运动有深入一步的理解。

1917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引言：《新青年》的沟通作用

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正如胡适后来总结的，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用余师英时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而在接收者一面，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大众中的多数人，那时恐怕不看小说）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文学革命无疑给看新小说的边缘读书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而立说接受双方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与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是分不开的。盖“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两人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也颇能互补。胡适原本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所以态度平和，在发表其主张时，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而陈独秀则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气概。胡适自己也说：若没有陈氏这种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去考察立说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胡陈合作的意义尚不止此，更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discourse）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菁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胡适其实早就认识到梁所指出的弊病。他知道，要“输入新知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但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在胡适看来，这就是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的根本原因。东洋留学生的学问并不见得高于西洋留学生，就西学言肯定还要差许多，但东洋留学生都能“著书立说”，所以有影响；而不能“著书立说”的西洋留学生，在中国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中，就只能“寂然无闻”了。

梁启超所说，当然更多是晚清的现象。入民国后，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显然比前增多。问题在于，像胡适这样有意参与的西洋留学生，也常觉参与无由。他曾深有感慨地指出：“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其实杂志不是完全没有，但印数少而流传不广。胡适与朋友们的讨论，即使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也只有留学生自己看。

这样，就算有参与的愿望和行动，也多是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就是与国内的知识菁英，也没有多少沟通。从这个角度言，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无意中起到了使胡适和其他学生“能出所学以饷国人”的作用，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言说中的一支生力军。新文化运动时胡陈合作的一个重要社会意义，正在于此。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后颇得“轰动效应”，于是一举成名。对国内的人来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应是陈独秀提出的，但陈既然将胡适许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许多人也认同于这一观念。在胡适归国前，南社的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已说胡适“创文学革命”。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但胡适同时一稿两投，也将文章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却几乎无人理睬。这最能说明接收一面对文学革命兴衰的重要。

当然，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并未完全弥合。到1926年，留美学者汤茂如仍在说：“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所有。不识字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他们的言论；即一般所谓智识阶级，亦不能完全明白领会。”其原因，就在“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结果，“学者自为学者，很难与社会交换意见”。

这里区别于“一般智识阶级”的“中国学者”，实即留学生，那种疏离感仍清晰可见。而更重要的，仍是西化知识菁英与“没有资格”作听众的老百姓之间的疏离。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涵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我们”与“他们”的困扰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参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以前的人提倡白话，是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法，是要去“启”别人的“蒙”。启蒙者自身，既然不“蒙”，自然可不用白话。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为士大夫自身说法，是要“启蒙”者先启自己的“蒙”，这就与以前有根本的区别了。可以作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部分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非常厉害。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即是留学生唱主角的《学衡》派。

陈独秀

余师英时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整合“他们”与“我们”而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

实际上，胡适不过是依其认知中的“一般人”的标准（实即他自定的标准）来做出判断，他那以白话文学为活文学的主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真正老百姓的认可。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详后）。

就连新文化人中的周作人，对胡适的“活文学观”也颇有保留，并从影射攻击发展到点名批评。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出版后，周作人在1925年说：“近年来国语文学的呼声很是热闹，就是国语文学史也曾见过两册，但国语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终于没有能够明了。”因为“国语普通又多当做白话解”，所以，“凡非白话文即非国语文学。然而一方面界限仍不能划得这样严整，照寻常说法应该算是文言文的东西里边也不少好文章，有点舍不得，于是硬把他拉过来，说他本来是白话。这样一来，国语文学的界限实在弄得有点糊涂，令我觉得莫名其妙”。这里语气不像周氏通常文章那么平和，显然是在攻击胡适。周作人自己说他洗手不谈文学已两年，写这篇文章是“不得已攘臂下车”，信非虚言。

周氏更进而论证说：“古文作品中之缺少很有价值的东西，已是一件不可动移的事实。其理由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未必是由于古文是死的，是贵族的文学。”实际上，“古文所用的字十之八九是很普通，在白话中也是常用的字面。你说他死，他实在还是活着的……或者有人说所谓死的就是那形式——文体，但是同一形式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好的；有些东西很为大家所爱，这样舍不得地爱，至于硬说他是古白话，收入（狭义的）国语文学史里去了。那么这种文体也似乎还有一口气”。这虽未点名，已明确是专门针对胡适而言了。

在文章最后，周作人用一句话“警告做白话文的朋友们”，要大家“紧防模拟”，并进一步点出了攻击胡适的主题。他说：“白话文的生命是在独创，并不在他是活的或平民的。一传染上模拟病，也就没了他的命了。模仿杜子美或模仿胡适之，模仿柳子厚或模仿徐志摩，都是一样的毛病。”的确是“攘臂下车”了。到1932年，周作人在其系列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仍就以上诸点正式提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语气反较平和；盖那时已事过境迁，与胡适的关系也改善了。

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一，周作人也面临与胡适相同的“我们”与“他们”问题。在有意地层面，他也像胡适一样强调新文化人与清季人的区别，故指出：清季的“白话运动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在下意识中，周作人自己也仍有明显的“我们”与“他们”之分。他说：对于国语，一方面要“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再依这个标准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国民能够理解及运用这国语”。这意思，也就是先由“我们”来提高，再普及给“他们”。

普及与提高孰先孰后，是文学革命发展到更具建设性的国语运动后越来越受到注意的问题。主要的趋势显然是先要普及。周作人在1922年观察到：那时已有人认为民初的白话文仍“过于高深复杂”。他认为，国语运动中这种专重普及的趋势看上去似乎更大众化，其实正体现了清季白话运动由菁英面向大众这一取向的遗绪。那种“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的态度，恰是仍在分“我们”与“他们”的心态，以为国语也不过是“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用一句大陆二三十年前通行的话说，这很有些“形左实右”的味道。

周氏提出，国语更主要是作为“建设文化之用，当然非求完备不可”。而民初白话文的缺点，正“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要建设，就要改造，而改造的主要方向仍是提高。他说：“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语言，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简单，不能叙复杂的事情，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因此，“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除民间现代语外，还要“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

到1925年，周作人的心态仍徘徊于既想要不分而实则仍在分“我们”与“他们”之间。他说：“我相信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这当然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不过，周氏强调，文章语要“长保其生命的活力”，其“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的。

观此可知，胡适、周作人那辈新文化人，一方面非常认同于“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观点（这里仍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一方面又要保留裁定什么是“活文学”或“国语文学”这个裁判的社会角色。关键是，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换言之，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菁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的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人——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人——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人似乎都不准备放弃；但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人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是努力面向大众的知识菁英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新文化人中一个看上去比较统一而实则歧异甚多的问题。鲁迅似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

这里还有着更深层的因素——“文学”本是一个近代才引进的新概念，那时正发生着双重的改变。如朱维之所说：“从前的小说与戏剧，不过是消闲品或娱乐品；而今却于娱乐中发扬时代的精神，以艺术为发挥思想与感情的工具，且批评人生、指导人生的工具。其使命之重大，和从前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计了。”进而言之，“从前的文字是贵族的，是知识阶级的专有物，平民不能顾问”。现在刚好反过来，大家“不重视贵族文学，而重视平民文学了”。

中国传统最重读书，对读书识字的推崇，几乎已到半神话的“敬惜字纸”程度：凡有字之纸皆具象征性的神圣地位，不能随便遗弃，须送到专门的容器中焚烧，而不是作为“资源”回收。今日已不多见的“字纸篓”，在民初是个与“故纸堆”相关联的概念，常用来指谓“落伍”；其实也是“敬惜字纸”传统的延续，即“字纸”必须与其他废弃物有所区分。这样对文字的推崇，透露出对学问（或今人爱说的知识）的特别尊重。高本汉（Bernhrd Karlgren）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中国人“对文字特别的敬爱”，是“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这是因为，“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而“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当文学是文字之学甚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的时候，它既是“载道”的工具，也常常是读书人身心的寄托。到近代成为literature意义的“文学”时，其社会地位已大不相同了。以前广义的文学还可能是贵族的，同时也可以具有某种指导性的功能；当文学从广义变为近代西方那种狭义时，排除了贵族性，也扬弃了曾经的指导功能。

问题是，在文学从广义变为狭义的同时，它的功能却又在发生根本的质变。小说、戏曲一类狭义的文学，乃是过去上层读书人不齿或虽参与（包括创作和欣赏）却不标榜的内容；如今其功能又从消遣上升到指导，转变不可谓不大。而这类“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又都在发生类似的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变。且此转变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也表现在思想和社会层面。

胡适曾自称他的新诗像一个缠过脚又放大的妇人，后来也多次引用这一比喻。则其对自己的文学定位，似乎也有所自觉（虽不一定方位准确）。他在推动文学“革命”的同时，潜意识中确实暗存传统的菁英观念。朱维之就注意到，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严复、林纾、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作为“近二十年来文学史上的中心”。其实“他所说的文学，不过是‘文章’而已”，并不是“近十年来一般青年的文学观念”。

这里“文学观念”的不同，正隐含甚至明示着代际的差别。胡适比喻中的那些“天足”女子，其实已是另一代人。很多白话文的作者，从思想到社会的认同，都更接近“平民”，并有自己的“文学观念”。他们一面追随着“贵族”，一面又对其“指导”心存疑虑。其结果，就像梁启超当年所说的“新民”——“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既不很愿意接受“贵族”的“指导”，便只能自己指导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转变中的文学，又遇到了革命，其多重的尴尬，还不止此。所谓的新“文学观念”，正像胡适等提倡“国语”，本受到外在的影响。胡适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思想资源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国语促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先例。但他在具体的论证中，明显是重“白话”而轻“文言”。朱经农看出了其间的紧张，以为“‘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字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

当年意大利的方言，针对着大一统的拉丁文；而中国的“白话”和“文言”，却皆是本土的。朱经农看出胡适因新旧之争而无意中带有些“去国”的意味，故强调应把“国”置于新旧之上。当“过去是外国”时，学文言略近于学外文。这“外文”确有非我（非当下之我）的一面，也承载着某种超越特性。且其“非我”仅体现在时间上，那异己程度远非真正的外文可比。这样，以前中国人的教育，类似于从小学外文，又借助这超越的文字，克服空间和时间之方言的隔阂。如高本汉所说：在中国“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中国历代“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

在士为四民之首时，读书人本是社会的榜样，于是通过能够运用此“超越文字”的群体，形成思想和社会的重心，以凝聚整个的民族。近代民族主义学理传入，基本在读书人中讨论，因早有书面文字的一统，中国不像欧洲那样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口语。但当一部分士人想要跨出传统论域而诉诸菁英以外的追随者时，白话和国语（统一的口语）的重要性随之而增；而白话和国语的兴起，又进一步使民族主义走向下层。然从更具体的层面细看，更本土的“国语”，功效反而不如带有欧化色彩的“白话”。因前者面向大众，而后者更多针对边缘知识青年。那时颇具理想主义且真想做点什么，是边缘知青而不是大众。换言之，新文化人想要生出交涉的“一般人”，并非一个整体。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晚年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

从销售的数量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

新文学作品的实际读者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如鲁迅所曾见的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学生。

新文学作品的实际读者群，就是处于大众与菁英之间的边缘读书人，主要是年轻人。前引陈独秀所说“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一段话，余师英时已用来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指谓那些向往变成菁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这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菁英层次的边缘读书人的需要。

胡适

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而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人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那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后来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所以他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读书人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作那白话文，恰是他们有能力与新旧上层菁英在同一起跑线竞争者。一夜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学生运动后，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层面看，新报刊也是就业机会，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自己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他们当然支持白话文运动。

胡适曾指出，外界对文学革命的一个误解，是他本人“发明了一种简单化的中国语”（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不过这误解其实只在“发明”二字。使中国语言“简单化”，正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如胡适自己所说：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很容易取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

胡适自己写文章，素来“抱定一个宗旨，作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我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与一般作者不同，他作文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这样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也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前已引述，胡适曾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提高“大众所酷好的小说”的地位；而看小说者的地位，当然也随之升高。如今不仅读者的地位提高，作者的门槛又大幅降低，能写字者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这样的主张既然适应了近代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人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

但边缘知识人虽常常代大众立言，却并不是“大众”本身。从接收者一面整体看，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菁英知识人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菁英分子说法的“文言”，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

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不十分站得住脚。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

这就揭示出，关于文学革命“成功”的认知，从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开始，就已有些迷思（myth）的成分。胡适等人在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菁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是一场菁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菁英分子和想上升到菁英的知识青年中间。新文化运动领路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当时或尚隐伏，然其蛛丝马迹也已开始显露了。

（本文摘自《重访五四新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