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特推出“复旦史学百年”专栏，刊载关于谭其骧、顾颉刚、杨宽、章巽、耿淡如等大师、名师的研究性文章。他们不仅是复旦史学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历史学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专栏刊载的文章并非学人自述或回忆，而是力图从某一问题切入，阐发这些大师、名师的学术贡献及学术脉络，借此揭示复旦史学的学术传统，以期为后来者提供启迪与镜鉴。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

1970年代后期，谭其骧（左二）与历史地理研究室同事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事宜

本文分四部分对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进行分析。一为编绘工作的缘起，二为解决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及编绘工作的展开，三为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完成编绘任务，四是学术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一、编绘工作的缘起

《中国历史地图集》反映了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朝末年，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变迁。该地图集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迄今取得的最为重要成果。其编绘工作缘起于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阅读《资治通鉴》时，深感没有一部详细的历史地图参阅，很不方便。同时指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新地学社出版之历史地图，图幅较小，内容失之于简略，地名过少，无法解决读史中的具体历史地理问题。吴晗先生于是为毛主席介绍了杨守敬主编的《历代舆地图》，内容详实，朱墨套印、古今对照，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携带不便，二是查阅不便。于是吴晗向毛主席提出，以1954年的地图作为底图，将杨守敬图上的古地名绘制于底图之上，按照现代制图方法将其印出，毛主席表示同意。于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成立，“杨图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金灿然（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以及高教部、地图出版社负责人等组成，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学部。吴晗先生推荐其好友谭其骧先生负责具体工作，谭其骧先生专攻历史地理学，曾与顾颉刚先生创立禹贡学会，曾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通过高教部，将谭其骧先生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进行该项工作，为期一年。实际工作中，谭其骧先生发现了该项工作的难度，因杨图的底图用的是同治年间《大清一统舆图》，与1954年的今图地形出入很大，每搬一个古地名，都要重新考订古地名在今天何处，否则无法上图，一年以内无法完成。1956年冬天，谭其骧先生返沪，临行前，尹达先生推荐邹逸麟先生、王文楚先生，担任谭先生返沪后编绘地图的助手。

二、解决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及编绘工作的展开

这项工作在上海设有一个独立的编图工作小组，由地图出版社（当时还称新华地图社）负责，预设最后该图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因此地图出版社在苏州河北岸河滨大楼里租了一套房子作为编绘地图的工作驻地。其时参加编图工作的，实际上有五人，分别为谭其骧先生，治中西交通史的章巽先生，吴应寿先生，王文楚先生，邹逸麟先生及几个绘图人员。1957年，编绘小组返回复旦，在历史系领导下工作。1958年，学校党委为了加强编稿力量，调来历史系本科三年级十个学生和一位青年教师参加编绘工作；当时复旦想发展历史地理学科，就由这批人于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同时还要办历史地理本科专业，因为需要为历史地理专业开地理学课程，还于1959、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调来十几位地理系毕业的青年教师。后来因为编图任务重，1962年本科专业停办，这些年轻人就全部参加历史地图集工作，到这个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参加。1959年开始，主要工作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为中苏、中印发生边界纠纷问题。当时学术界不了解国外情况，但据说国外有许多学者写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主要限在长城以内，而将长城以外的蒙古、新疆以及西藏历来不视为中国的版图。当时“杨图委员会”和谭先生认为，在这样形势之下我们仍然遵循在杨图上做重编改绘的原则需要修正。第一，杨图只画历代中原王朝疆域，只画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有时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版图都没有画全。而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少数民族在历史时期建立的政权和活动的范围，也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完全按照杨守敬图来画，《杨图》委员会原来定下的规矩需要调整。第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画历史地图当然没有清朝，今天画历史地图则必须有清朝。第三，杨图画的古今对照底图是1863年同治年间的《大清一统舆图》，据当时已一百年，近代测绘技术的地图和《大清一统舆图》已大不相同，所以简单的理解把杨图上的地名搬过来完全不可行，山水地形均不同，每个地名都得重新考证，才能上图，所以原来估计的工作量完全不合适。第四，杨图的主要资料根据是历代正史地理志。正史地理志有地名的则画出，没有则不画出。而正史地理志断代很不严格，因此杨图没有一个标准年代，有时候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地名都混了画在一起，缺乏科学性。现代地图编绘需要有一个行政建制标准年代，例如某地图是反映2007年行政建制的，抑或是2005年行政建制的，否则查阅地图代表什么时代完全不知，显然亦缺乏科学性。

上述杨图委员会里取得一致意见后，又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被提出：何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具体而言，何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范围，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以这个疆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在这块土地上往上画。但此划分的问题为：承认1840年以后割给沙俄、割给日本的领土从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领土；中国历史上也从来就没有过外蒙古土地，没有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没有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土地。如果以此认识画图，就表明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所以这样的观点，对我国的学术、外交都不利。第二个观点，以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疆域为范围，依照汉朝和唐朝疆域范围等，亦不可行，历史上很多中原王朝疆土是没有直接统治到西藏的，西藏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是在元朝，元朝以前没有一个王朝直辖过西藏，历史上很多王朝也没有直接统治过黑龙江下游，没有直接统治过蒙古。因此不可行。同时也有一个论点无法成立，就是今人并非汉朝人、唐朝人、宋朝人，今人不能以唐朝、宋朝人的中国为中国。于是谭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在当时边疆史地刊物上发表，题目是“历史上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指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其观点是，今天的中国人画历史图应以今天中国人的历史疆域观点出发。这个疆域是什么呢？他认为1840年以前清朝乾隆年间定的疆域，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理由如下：清朝发展到乾隆年间确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来不断的民族交融、民族汇合的最后结果，是自然形成的。中国地理的情况本身是封闭式的，北方蒙古高原，西青藏高原，东面是大海，这个封闭式自然环境里头实际上形成三个自然区，一个就是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一个是青藏高原高寒区，一个东部季风区。这三个自然区在历史上形成三个经济区，游牧、农耕和采集游耕经济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实际上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互相交融。前期从匈奴一直到突厥，中期的契丹和女真，后期的鞑靼、瓦喇，皆是如此。不同经济区在不断的交往中有进有退，游牧民族有时候打到长安，有时候农耕民族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唐朝的安西都护府，一直到葱岭以西。谭先生认为此乃两三千年来三种经济民族不断的交融，有好、有和、有战，最后形成清代的疆域，这是自然形成的，这个形成才是中华民族长期斗争、融合形成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以这个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的疆域范围，才是最科学的。当时经过学术界讨论，认为谭先生观点是正确的。谭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为，中原王朝要和中国分开，历史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形成新的统一认识，从1962年开始，中国历史图的范围完全重新设计，有很大突破。第一，在各个历史时期增加了杨图上没有的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和东北三省等边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地图，比如匈奴、突厥、南诏、大理、吐蕃政权、渤海、西辽。亦增加了原始社会、夏、商、周和清几个时期的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要和中国历史系统相符合，所以要有原始社会，要有夏商周，最后当然要有清代。第二，按照现代地图有标准年代。此标准年代时期的疆域要比较稳定，能够代表这一朝代的基本面貌，例如唐朝取开元二十九年。第三，将该任务交给国家测绘总局，这对地图集的制图方面当然有利，他们从测绘制图角度出发，认为地图集的今底图非常重要，随着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要不断地换底图，前后换了四次底图，因为底图不科学，画出来的历史图则亦不科学。第四，由于图幅的增加，内容的扩大，历史时期主要河流、湖泊、海岸线也要根据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进行绘制，此为杨守敬图所无，工作量大幅增加，原团队无法负担，因此从历史所调了不少年青同志参加工作。同时邀请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先生承担东北部分。亦请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负责蒙古地区，冯家升先生负责西北地区，王忠先生负责西藏地区，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云南地区，图名由“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962年开始不断协调工作，不断推进，至1966年5月，绝大部分的图稿已经完成，团队对历史地图的编绘方法也有了一定经验，同时培养了一些年轻学者。

1960年6月历史地理研究室工作人员合影

三、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完成编绘任务

至1973年工作基本完成，所有的地图统一送外交部审查，主要是边疆问题。1974年开始，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了八册，称为内部本，亦叫试行本。从1981年开始，在谭先生主持下，用了一年多时间，以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补。终于从1982年开始分册出版，到1987年八册出齐。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

在编图过程中，谭其骧先生始终坚持对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他一直和团队强调搞学术“求真”是唯一目标，只有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才是最科学的，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谭先生始终坚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画总图的时候，台湾始终和大陆是一个颜色，但是台湾画成跟福建一个颜色是清朝康熙以后，因为此后台湾为福建省属下的一个府。谭先生始终坚持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次编绘工作会议纪要

四、学术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们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巨著。一共八册，二十个图组，三百零四幅图，有七万多个地名，每幅图有山川城邑上百上千。历史地图从开工到完成，前后经历了三十三年之久，前后参加者有一百余人，可见工作之艰巨。地图集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赞誉，曾经说此为1949年以后大陆社会科学方面最大的成果之一。两个最大成果，一个为历史地图集，一个为甲骨文汇编。且甲骨文汇编虽然是大工程，但学术影响没有历史地图集大，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复旦赠送里根这套图五册本，据说现在还保存在美国白宫总统的办公室内。

这套图究竟有哪些贡献？第一，大大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有如此一部详细的地图集，对搞历史研究的学者非常方便，前辈史学家认为，地理是研究史学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完全不懂地理，没有空间概念，无法进行历史研究。有了这部地图集，等于有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平台，其他的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工作。研究历史经济，研究历史人口，研究历史战争，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反映，所以大大推进历史学发展。第二，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一，总结了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源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沿革地理学有两千多年历史。班固写《汉书·地理志》就讲沿革，沿革地理学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登峰造极，出了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等名家，一直到集大成的杨守敬，名家辈出。但是沿革地理学有其局限性，首先，沿革地理学研究结果如果不画在图上，很难分辨对错。只有落实到地图上，才可以知晓这个考证结论的对错。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大多没有画过历史地图，因此他们的考订结论没有经过地图的检验。其次，沿革地理专家的传统，往往是有选择性的考订，因此没有能够将历史上所有沿革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其三，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因为无地图，所以只关注各级政区的统隶关系，而不注意政区的界线。这项地图集工作清理和总结了沿革地理学，把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总结下来画成地图，同时完成了历代二级政区的界线的考订。二，大大丰富和推动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我国学术界认为，沿革地理学主要限于政区的变化，名称和隶属关系的变革，亦有一部分水道的变革。历史地理学要和现代地理学相结合，要包括自然，气候、沙漠、海岸、湖泊、河流等等都要作为研究对象，所以画历史地图集的时候，不能只画政区，亦要画自然，主要山川框架等。比如黄河在历史上变迁很大，每幅图都要有黄河，必须把历代黄河变迁理清，再与适合的年代相配，画长江也是如此，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湖泊变迁是很大的，历史上洞庭湖是宋朝以后慢慢扩大起来的，之前洞庭湖很小。古代在洞庭湖北面江汉平原还有一个云梦泽，它因何消失？和南边洞庭湖演变的关系怎样？历史上的彭蠡泽在长江北岸，它的演变以及和鄱阳湖的关系是怎样的？古人的认识对错与否？这些变化和认识一定要深入研究，最后才能在不同时期的图上表现出来。总的说来，该地图集真正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2年，中国科学院出了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就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团队绘图研究的自然地理变迁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部图集大大推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非虚言。三，推动和发展了清代以来边疆史地之学。晚清以来中国兴起西北史地之学，边疆史地之学，主要原因是晚清以来国土沦丧，很多爱国知识分子认为要研究边疆史地，亦有很多到边疆去做官的学者，也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因此边疆史地之学在晚清是一门显学，出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以文献为主，秦汉以来，我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政区、民族分布情况，从未有详细的地图。《历史地图集》在编绘边疆部分时，查阅了大量资料，画出汉代的匈奴图、鲜卑图，唐代的突厥图、安西都护府图、南诏图、渤海图，宋代的西辽图、西夏图、吐蕃图、大理图，元朝的岭北行省图，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图。明朝奴儿干都司的三百八十四个卫困难极大，具有重大学术贡献。另外，通过这项工作也奠定了现代历史地图编绘的设计和制图方法，同时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工作者。

该图集亦有不足之处，第一，由于“文革”期间“左”的思想干扰，也造成了不少的损害，导致该图统一时期为详图，分裂时期则为简图。其次，历史地图有其特点，它不像文字，一个地名、一个政区的考订不一样，有三种看法，只能画一种，只好取其一，这种取择只能由作者来判断，作者判断是不是很准确，亦难说，也是不足。所谓历史地图只能表现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在封建社会里全国的统治不像现在每个村落都统治到，当时有些地方中原王朝管不到，比如说贵州，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一直到国民党时期中央政权势力还没到这些地方，但团队画起来要与中原王朝一块来画，这个是历史的遗憾，团队亦不清楚它到底多少范围是“独自”的。这个当然和历史事实有出入，但想来读者都可以理解。

此图集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和一批老专家都已先后去世，当年的一批所谓年青助手也都过了古稀之年了。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从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角度视之，这个意义恐怕能够永留人间。

[本文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子旭摘编。原文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杨伟兵根据邹逸麟先生生前演讲整理，演讲稿曾得邹先生审阅并发表于华林甫教授主编《清代地理志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时值百年系庆，整理者对演讲稿作修订并补充部分相关背景介绍，完整稿详见系庆论文集《承百年学脉，开史学新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