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上海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历史所海洋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海洋城市论坛：海洋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上海）—南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来自上述单位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60多位学者参与研讨会。

与会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历史所研究员张秀莉主持。历史所副所长叶斌表示，海洋强国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战略，在国家战略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诸多沿海城市提出海洋城市发展规划，上海市有关部门也于去年年底举办了现代海洋城市论坛。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社会各界研讨海洋城市，主要聚焦于经济、生态、科技等方面，对其历史关注有限。鉴于此，上海历史学界响应国家战略，组织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南洋与上海城市崛起，及其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革命的勃兴之关系等议题展开研讨，希望专家学者群策群力，为深入研究中国海洋城市的历史贡献智慧。上海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廖大伟指出，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文明的通道，也是联结中国和世界的纽带。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探索海洋的勇气和信心倍增。同时也注意到，海洋不仅是认识、探索、开发的对象，也是和谐共有的对象。本次会议聚焦上海与南洋两大区域，议题重要、研讨对象关键，对我们珍视历史、理解当下、展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航海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赵峰认为，上海是中国连接海洋的枢纽，建设海洋强国、发展航运亟须与上海相关的历史研究成果。同时，关于海洋的研究，亦有利于传承和弘扬我国因水而生的文化秉性和别具一格的海洋文化，希望与会专家在共同探讨上海航运史、城市发展史、航海与技术、航海与移民等议题的过程中，推进对中国航海历史文化的研究，努力使中国航海文化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随后进入会议的主题报告环节，由海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陆烨主持。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分别向与会专家详细讲述了上海城市发展与海洋文化之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实用主义面相两大关键问题。熊月之研究员追溯了上海与海洋文化的渊源，分别从古代的海洋意识、海洋资源开发、抵御海患、海洋贸易、城市精神等角度论述了海洋文化嘉惠上海的历史，认为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历史上的每一步演进与提升，都饱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营养，刻有深深的海洋文化印痕。黄纯艳教授关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海洋文明”这一关键议题，反思过去简单列举海洋活动以论证中国存在海洋文明的研究路径，强调要分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区别与联系，同时重视王朝体制和海洋文明影响下的生计、知识、观念和信仰系统，强调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核心内涵。

会议现场

接下来，各位学者围绕八大主题进行分组讨论。第一组集中研讨唐宋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陈国灿指出宋代是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兴盛的关键时期，而江南是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核心区域，宋代江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既是区域经济与海洋贸易融合的反映，也标志着丝路贸易逐渐从简单的中外商品流通活动向专业化、产业化的经济体系方向发展。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以图片、数据的形式向与会专家展示了2024年“长江口二号”沉船试掘的初步成果，提出沉船考古需对遗址、船体、船货、船员和自然遗物五方面材料展开系统性研究，使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献、人类学调查“四重证据法”，以实现沉船“全生命周期”、贸易网络和遗址形成过程三个研究目标，并表示今年正在对沉船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未来将会涌现更多学术成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康昊关注元代中日贸易中的铜钱输出问题，他认为日本融入“宋钱经济圈”是宋代中日贸易长期输入铜钱的结果，与元朝政策无关。元代中日贸易能持续大量输出铜钱，主要源于日本庄园领主的需求，而非元朝方面的因素。大量铜钱输入曾推动日本“代钱纳”出现及市场经济、信用经济发展。14世纪下半叶，因海禁，输入日本的铜钱规模骤降，日本政府遂以模铸钱应对，导致中国铜钱优势丧失。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馆员杨天源以唐扬州城遗址、唐宋明州城、宋元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城市遗址情况、贸易商品、出土外来文化器物，说明开展港口城市考古需重视以下现象：城内水系与城外相连形成的水陆双交通网和临港城门；商业街市临水聚集，贸易管理机构位置与水系、码头相邻；同时，出现佛寺、邻水产业区和外事接待场所。此类布局体现可港口贸易管理功能增强、职能细化的趋势。

第二组以“郑和下西洋”为中心，探讨明代中国的海外探索活动和海洋意识。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童杰以《日本一鉴》《桴海图经》为中心，探讨各类中日之间的“针路”，呈现了宋元明时期广州、福建、浙江等地往来日本的航海路线。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认为郑和一行勘测针路、尹庆出使是对宋元海陆西向交往、拓展的延续。与郑和下西洋同时期的陈诚出使西域、西番、东北等活动，无不彰显明成祖积极经略天下之属性。上述情况表明，明王朝已经有诸多探索世界的努力，郑和下西洋绝非偶发。历史所副研究员张晓东探讨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性质，指出郑和舰队具有护航朝贡贸易、掌控制海权及登陆作战的能力，具有贸易海权不充分不平衡而军事海权超前的特点。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近代海权潮流的前奏与全球航海贸易时代的前驱，虽有局限但客观上刺激了明代中后期的海洋活动。中国航海博物馆馆员吴鹏以“郑和下西洋”周年纪念文集为中心，从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路线、郑和与哥伦布、郑和与中国四个问题入手，梳理学界已有的研究重点，指出郑和研究内容多、参与者众。受中国民族意识崛起的影响，数十年来涌现出不少新成果。

第三组关注清代江南史与南洋研究的汇通，着重讨论江南与南洋在经济、人口、交通方面的联结。历史所研究员马学强关注清代前期上海的南洋航线，提醒研究该问题需充分结合中外文献、碑刻、海图等资料，并关注南洋线上的船只、商人与货物贸易、与海外的联系，以厘清该航线的情况。他强调，上海“南洋”航线叙事多元，应从海上政策演变、民间市场发展、木船建造与航海技术等方面审视。同时还需利用海外文献揭示南洋航线的开拓与海外的联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振忠主要研究巴达维亚寄往徽州的侨批，他利用印尼华侨方定埙的信函，讲述了方氏在抗战时期历经困顿，后因经商有道逐渐发家，并积极参与公益，大力资助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事迹，指出该个案展现了中国内陆农村与海外世界的联结。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日根研究新加坡福建会馆，指出福建会馆最早基于帮群，旨在解决同乡暂厝问题，借神灵信仰凝聚寓外同乡。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社区内需协调帮群间关系且各帮群存在共同利益，故要求会馆领导人整合更多不同的帮群，此举体现了福建会馆超越帮群观念的现象，有利于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形象、推动华侨支持中国建设，同时助力华人实现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历史所副研究员叶舟以侯鸿鉴《南洋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指出侯氏在调查当地教育、记录华侨创新之艰辛、华侨抵制日货之爱国热忱等方面着墨颇多，同时，侯氏还关注到华侨备受当地人排挤的现象。叶老师指出，《南洋旅行记》印数虽少，却洋溢着拳拳爱国之心，亦受顾颉刚等名家的认可，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组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所具有的全球史价值。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李宏利表示，华人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国的生产方式在当地的传播，闽粤百姓在当地拓荒经营，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不小。此外，华人移民带来的汉语、祭祖和传统节日也深深影响着马来西亚的文化。李处长认为，中马两国文化交融和互鉴或有利于马来西亚政府摒弃殖民文化残余，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走出当下的发展困境。宁波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懿表示，明清时代“普陀十二景”的书写流变主要源于普陀山自然景观和以佛寺为代表的建筑景观的变迁、为应对倭寇和郑明政权而制定的各类海疆政策，以及晚明“狂禅”思潮对作者本人的影响，揭示了景观书写背后的时代脉络。上海滨海古园人生文化博物馆馆长苗青介绍了上海滨海古园在推进海葬事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表示该园将海葬文化与生命文化教育深度融合，通过建立海葬纪念馆、展陈纪念物、撰写生命故事书、举办展览等多样活动，在宣传海葬意义、创新服务途径、加快殡葬改革步伐等方面贡献突出。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杭行教授探讨17—18世纪佛教在越南的传播情况，指出明清鼎革及党争、内讼促使部分僧人离华、赴异域开宗立寺，而16世纪全球化贸易体系初成、华商延请僧侣行法事，加之晚明佛教复兴，僧团士绅化等因素，致使彼时佛教对越南华人社区和主流民众形成了相当影响力。以佛教为媒介，辅以商舶往来、书籍流通、朝贡使团活跃，明清时代的中华文化对东亚海域影响甚深。

第五组聚焦近代早期长江、珠江流域的航运环境变迁与华洋贸易情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俊范利用地方志、民国期刊和旧地图资料，深入考察长江口的渔业类港口及其市镇的发育机制，提出近代长江口地区渔业类港口的发展受地理环境影响显著，沙洲坍淤、岸线摆动等问题制约了良港的形成。即便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应对复杂水文地质环境仍是长江口港口建设的首要挑战。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梁敏玲聚焦晚清珠江白鹅潭周边区域的开发进程，通过考察航运与外贸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租界及华洋贸易的推进对沙面开发、省港互联、航道发展的影响，展现沙面租界设立后，英美各列强在华南的竞争态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朱思成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薛理禹主要关注清前中期的江南—马尼拉贸易，在辨析“江南”与“南京”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江南—马尼拉贸易的兴衰历程，展现了江南洋船、闽南洋船与上海洋船在贸易网络中的此消彼长情况。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分行高级经济师蒙启宙系统考察了近代上海的南洋贸易发展轨迹，认为上海尽管受政局动荡与海禁政策影响一度痛失发展机遇，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复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与政治地缘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南洋重要的贸易对象。

第六组以“南洋社会与近世中国变迁”为主题，探讨南洋地区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中国的多维互动。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彭晓亮梳理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叶渊的个人经历及其设立南洋银行之动因，指出其金融构想不仅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南洋认知，更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受爱国情怀与利权意识激荡而萌生的金融创新思维。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冯志阳关注国货在南洋的销售问题，他表示中华国货维持会通过参与小吕宋嘉年华会等商业活动，成功构建了与南洋华侨的贸易网络，南洋华商还通过《国货调查录》与国内厂商建立直接采购机制，进一步密切两地间的贸易联系，使南洋成为民国时期国货的重要海外市场。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陈晔关注近代海派书画艺术的发展脉络，认为海派书画家在东南亚通过创立美术社团、建立美术教育机构以及举办巡回画展等方式，有效地促进了海派绘画艺术的传播。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海派艺术的影响力，更在东南亚地区催生出融合地域特色的“南洋水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潘岩探讨国民党初期的海外党务工作，他认为1930年代金文泰在海峡殖民地总督任上实施的强硬的华侨政策引发中方外交抗议，该过程是南京国民政府与殖民当局争夺华侨“治权”情况的集中体现。

第七组集中研讨抗日战争与海洋的关联，展现了华人华侨等群体对中国抗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钻友详细介绍了中国旅行社海外分社设立的经过、运行机制、运输网络及战时作用，展现中国旅行社在战乱时期转运同胞、运输货物至南洋及抗战大后方的艰辛历程。上海城建档案馆馆员曹伟利用馆藏档案，对比分析两次淞沪会战前后特定街区房地产建设图纸，揭示了战争对建筑形态的影响，为理解战争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抗战时期上海城市风貌的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帅回顾了东南亚华侨为中国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侨慷慨解囊、奔走募捐，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海外华侨的爱国之心。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丁怡骏利用笔迹鉴定、签名印证、人脸识别等新技术，确定马库斯的祖父劳伦斯为法租界市政雇员。同时通过重新编码与分类马库斯所捐赠的照片，还原照片背后的真实生活。他强调，看似个人化的摄影收藏，实则反映了帝国主义美学范式对个体视觉文化的再塑造。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陈非儿讨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动员南洋侨生归国参战的规划与实践，再现了征募华侨过程中宣传鼓动、体检考试、筹措费用及归国从军等环节。研究认为侨生的跨地域投军行动是一场不计代价的“国家表演”，体现了国民党动员华侨支持抗战的希冀，展现了华侨与祖国生死相依的形象。

第八组探讨海外世界与当代中国的联系，关注境外保险业、归国华侨、品牌争夺等议题。历史所研究员张秀莉考察新中国境外保险业的经营网络、海外服务体系、市场调研分析及政治统战工作等核心业务的发展历程，聚焦改革开放后该行业在内地市场的业务拓展与战略重组情况，深入分析其组织架构优化、经营模式转型等关键改革举措。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陈乙燊从索马里进口商的一封信入手，讲述了一个受制于“共用商标”制度，因各厂技术能力、工业流程、质量管理与外观设计等方面的不同，致使“白鸽”牌信誉受损，进而引发知识产权冲突的故事。该案例反映了福州华侨塑料厂通过建构归侨职工带回技术并独立创新出“白鸽”品牌的历史故事，开辟出一条独特的抗争之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张玥认为归国侨生具备“政治资源”和“教育对象”双重属性，上海相关部门面向侨生而建立的升学工作体系，既体现了国家对侨务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侨生身份的双重性，此举不仅改变了侨生的个体命运，也完善了新中国的华侨教育体系。

在由历史所副所长叶斌、海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陆烨共同主持的圆桌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就搜集海洋史、城市史关联史料，开展跨学科研究，进一步聚焦海洋史重大问题，深入开展各高校间的学术合作等重点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表示，本次会议的议题在时间和地域空间上跨度较大，梳理从唐宋到当代的历史脉络，关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生活诸领域，很多文章非常有开拓意义，希望历史所海洋城市研究中心能继续主办类似的学术活动，结合上海城市定位，注重跨学科对话，加强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挖掘更多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故事，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