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下文简称为《帝国的叙事话语》）出版后，迅速在学界引发广泛热议。5月31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武汉大学“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研究”青年学术团队共同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读会，聚焦于该书在“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路径”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该书作者王立新教授莅临现场，与徐友珍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肖华锋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梁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建标教授（复旦大学外交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张杨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钧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王睿恒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义勇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王萌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研读并展开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深入对话。

活动伊始，本次研读会的组织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教授介绍了本次活动的缘起。他指出，学术论著本应是学者学术素养的核心体现，然而，在当前考核体系下，其价值往往被相对忽视。为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旨在通过承办国内历史学领域新著及经典著作研讨会，着力提升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影响力，并推动学界对学术著作的深度关注与批判性对话。“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路径——《帝国的叙事话语》研读会”正是世界史学科该系列活动的首秀。

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王立新：身份与利益——美国人的探索与迷茫

王立新教授首先介绍了《帝国的叙事话语》的写作缘起、研究历程与研究目标。在谈及写作缘起时，他提及，在2001年，他偶然读到已故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国家的身份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知道“我们是谁”，方能明晰“我们的利益”在哪里。而这一洞见成为王立新教授后续研究的起点，后来王立新教授又接触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身份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2013年，王立新教授以“独立以来美国的身份意识与对外政策研究”为题目，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于当年9月获批后，著作的撰写工作正式启动，直至2023年3月完稿。随后，书稿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审阅，经修改删节后，于2025年1月出版。

《帝国的叙事话语》共计五章，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第一~二章）属美国国内史，主要涉及美国精英塑造、论述美国自我认知的历程。第一章考察了自美国建国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国家身份概念，在这一阶段，美国精英在塑造国家身份时信奉美国例外主义，强调自身同欧洲的区别；在想象美国地缘政治空间时推行大陆主义，视欧洲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时则强调美国作为“共和的典范”和“自由的灯塔”的榜样力量，强调应专注于国内事务。第二章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过程与美国人国家身份观念的变化，在这一阶段，美国精英逐渐以“西方文明”叙事取代例外主义，以“大西洋共同体”想象取代大陆主义，以“（自由）世界领袖”取代“自由的灯塔”的角色。而下编（第三~五章）属美国外交史，主要涉及美国的自我认知如何影响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决策。第三章考察美国文化与地缘身份的重塑如何为美国人重新理解美欧关系提供了崭新的概念工具，并在冷战初期促成了大西洋同盟的成立。第四章考察了美国的“世界领袖”身份所带来的“信誉焦虑”对美国战后外交的影响。第五章则考察了里根总统对美国例外主义的重新阐发及其对冷战进程的影响。

《帝国的叙事话语》旨在实现以下四个研究目标。第一，重新阐释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初期在外交的重大转折。在战后至冷战之初，美国发生了“外交革命”，既往的研究多从美国国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以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视角解释，而本书则试图从国家身份塑造与美国人自我认知的变化角度进行阐释，并将这种认知变化视为外交革命的内在根源。第二，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寻找“原点”，这个“原点”就是国家叙事以及在国家叙事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身份。通常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有很强的主观性。先有自我认知，即先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利益。而国家自我认知的形成是精英叙事的产物，国家是“通过叙事构建的共同体”。精英提出的主导性的国家叙事塑造了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形成国家身份意识，构成外交政策的“原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美国外交政策都是从这一原点划出的线。第三，将美国国内史与外交史的研究串联起来，打破两者彼此分离的局面。本书有一半的篇幅没有涉及外交，而是讨论美国精英如何阐释美国的历史、国家特性、文化传统、未来愿景，涉及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记者，当然也包括政治家和总统。而涉及总统的时候，大量篇幅考察的不是总统的具体外交政策，而是总统面向国内公众的演讲。这些知识精英和政治家的文章和演讲虽然讨论的是美国自身，但却有强烈的对外关系的意涵，形塑了美国人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识，并进而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国家身份塑造实际上就是国内史和外交史的汇合点。第四，为理解当前美国内政外交的混乱提供补充性的视角。自2016年以来，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就出现了混乱，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极为严重，其程度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内战前和内战时期。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全面推翻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一手缔造和维护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摇摇欲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从国家叙事和国家身份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或许看得更清楚一些。当前美国社会出现两种区别巨大甚至相互对立的国家叙事，两种叙事对美国历史和国家特性的阐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以及对未来愿景的展望截然对立，并激烈竞争，美国人在“我们究竟是谁”这一问题上越来越迷茫，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其结果是美国国家身份的分裂和混乱。这是近年来美国出现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对外政策剧烈摇摆的深层根源。这与冷战时期美国社会有清晰明确的国家叙事和国家身份意识从而能够制定了连贯一致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的著名演说——珍珠港演说

何以为鉴？——美国国家叙事的历史与现实

王立新教授结束发言后，马建标教授率先对《帝国的叙事话语》展开评议。马建标教授认为，王立新教授此前的研究侧重跨国史研究方法，新著则回归了美国本身，但此书并没有回到传统的外交史研究范式之中，而是对此进行了成功的超越。该书从文化视角，即国家身份与国家叙事的维度解读美国建国以来的外交战略演变。这一富有创意的探索对深化中美外交史及中国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们，国民思想和身份认同的分化，将严重制约政府制定统一政策和采取协调行动的能力，最终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乃至整体性失败。马建标教授还指出，国内学界在阐述门罗主义及其影响时，常聚焦于门罗总统个人的作用，而该著作则凭借巧妙朴实的语言与翔实史料，有力地展现了叙事建构的“合唱”本质，即任何思想或叙事皆为社会群体共同建构的产物，需获得广泛认同与传播，具有鲜明的集体属性。最后，马建标教授将讨论延伸至奴隶制问题与当今美国身份认同困境的关系。他指出，当下美国正在经历的叙事重构与身份认同的混乱，其根源与传统叙事长期忽视或淡化奴隶制问题及种族平等问题密切相关。美国的这一困境也提醒中国，我们需要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叙事，以适应国家和时代的需求。王立新教授对马建标教授的评议作出了简短回应。他指出，美国当前由“国家伟大”的叙事急剧转向“国家邪恶”的叙事，实际上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理想的情况是构建一种均衡的国家叙事：既不否认其共和实验与民主制度的伟大，也不否认奴隶制与种族问题等历史痼疾的长期存在。而中国若欲显著提升其叙事的国际影响力，也要注意叙事的均衡性以及叙事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

肖华锋教授则结合其在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长期教学科研经验，分享了若干见解。他首先提到，形象、叙事等议题虽在新闻传播等学科中研究较多，但像历史学这样基于一手材料的实证性研究较少，深度不够，所以王立新教授此书应该会产生跨学科的影响。继而，他谈到王立新教授此书给他的三个启发。一是美国的“帝国”问题。他指出，美国是否是一个帝国，在美国学界也具有一定的争议；而当前的美国正在试图卸去自身作为“世界警察”的义务，重新回归区域霸权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国内叙事冲突的激烈程度。二是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西欧进行了大规模经济援助，也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敏锐地察觉到西欧对美国深刻的歧视心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向西欧的青年精英阶层开放赴美访学项目、邀请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者为政府官员授课、在官方外交辞令上向西欧传达善意信号等。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欧洲对美国的认识。但是这也表明，美国和欧洲并非天然一体的，二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三是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援助问题。无论是针对西欧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均将经济援助与推进受援方对美国的文化认同高度绑定，以最大限度发挥援助的战略效用。这同样是中国在进行对外援助时可以参考的重要经验。

张杨教授主要围绕研究方法、概念运用以及身份/叙事同美国外交行为及总统的关联等维度讲述了她阅读此书的感受。她首先梳理了冷战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传统的冷战史研究的诠释方式以理性主义为主，将国家视为高度理性的行为体，主要从权力政治、政治制度与经济等维度解析国家的外交行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一系列思潮的影响下，冷战史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文化、意识形态与身份建构等议题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国的叙事话语》正是诞生在这场认识论变革的大背景之下，处于从理性主义范式向文化研究持续演进的学术脉络之中。该著作对于当下仍由理性主义主导的外交史研究启发颇深，利用文化视角回答了许多理性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次，张扬教授阐述了她对此书关键概念的思考。她提到，李剑鸣教授在新作中把“身份”视为某种自明性（self-evident）的存在，而王立新教授则视“身份”为建构的产物。而如若以建构主义视角审视“身份”，就必然需要探究思想观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连接点”。在《帝国的叙事话语》中，这一关键连接点被界定为“叙事”。那么“叙事”（narrative）、“阐释”（interpretation）、“话语”（discourse）这几个概念间的联系与区别可能需要进一步厘清。她观察到，现有研究中存在术语使用上的分野：学界在使用“叙事”时往往指涉国内的身份建构，而在提到面向海外的身份建构时常用“阐释”一词，亦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话语”。这一概念辨析自然引伸出另一深层议题，即身份建构自国内视角审视相对清晰可辨，但自外部视角考察呈现高度复杂性。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一国的身份建构与其对外行为间存在一种互构关系，即为了强化国家叙事，对外行动需要更加有力，如冷战时期美国的种种对外干涉行为，而这种有力的行动本身又可能反过来冲击乃至动摇其身份叙事赖以维系的逻辑自洽性与边界。随后，张杨教授谈到她对美国当前政治的思考。她指出，目前的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身份与叙事危机，社会撕裂持续加剧。回顾历史，冷战时期美国在对苏联的叙事中采用所谓的“差距政治”（gap politics）策略，即通过不断夸大苏联威胁、渲染恐慌的社会气氛以达成凝聚国家的目的，那么这一策略是否可能会被特朗普用以弥合当前美国国家身份的裂痕？最后，张扬教授提出一个问题：总统个人角色在身份建构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她指出，冷战史大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曾给予里根总统以高度评价，认为他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身份的发明者与建构者。里根真的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吗？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的过程中，里根到底是一个阐释者，还是一个发明者？王立新教授对张扬教授的提问作出了回应。首先，针对概念辨析问题，他解释道，“阐释”侧重于解释特定情境之下行为背后的动机，其本质更接近一种行为主义取向的描述；“叙事”是一个包含起源、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的“完整的故事”；“话语”则是一个更加泛用的词汇，来自福柯的权力理论，其核心关切在于揭示权力关系的运作机制。随后，就总统在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他指出，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的过程中，总统究竟是扮演“发明者”还是“继承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总统对自身权力的认知与定位。在美国历任总统之中，率先将自身的权力诉诸“修辞领域”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在其后继者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与里根在该方面亦较为突出。事实上，作为全国唯一由全民直选产生的国家元首，美国总统实质上承担着所谓的“国家牧师”（National Preacher）的象征性职责，理应具备高度自觉，主动运用其独特地位发挥教化公众、塑造巩固国家叙事的作用。

美国总统里根

“真信仰”还是“假话术”——如何理解“公共话语”

梁军教授从学科交叉和方法论创新等角度，深入阐释了《帝国的叙事话语》的学术价值。他首先指出，该著作的一大特色在于成功整合了国际关系学理论资源。包括罗伯特·杰维斯的认知理论、彼得·卡赞斯坦、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的建构主义理论等。建构主义兴起于后冷战时代，目前仍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居于主流，而该理论的一大短板即在于实证研究的匮乏。王立新教授的著作恰好通过扎实的历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建构主义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空白。其次，梁教授高度肯定了《帝国的叙事话语》在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双重创新，认为该书是外交史研究“文化转向”潮流的典范。就视角而言，该书以文化视角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并关注到了非理性的因素，为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史的研究注入活力；就方法而言，该书在扎实的史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历史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就解释而言，该书构建了国家叙事的解释框架，为诠释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思考模式，且这种框架展现出较强的普适性潜力。最后，在现实意义方面，梁教授呼应了该书的核心关切。他赞同王立新教授的判断，即当下美国所面对的危机本质上是国家叙事分裂引发的危机。在梁军教授看来，与其将美国社会的混乱描述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抗，不如说是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间的对抗，也就是“新美国”与“旧美国”的对抗。特朗普上台后，致力于促使美国回归具有“小政府”、重商主义等特点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区别于20世纪以后、尤其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具有国家干预特征的新（政）自由主义路径。总而言之，《帝国的叙事话语》既是对于冷战史的重构，也是对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的深刻剖析，并有力地突破了国内既往的强调物质作为第一性的思维定势。发言尾声，梁教授向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政治精英之中确实存在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仅将理想主义视为一种话术，而国家叙事的建构过程实则是这两股力量的动态交织。那么，两者间的关系怎样的？两者间的张力又会对美国的外交造成怎样的影响？王立新教授回应说，如果想要精确衡量政治表达中的“真诚信念”与“策略性话术”的比重，最好诉诸个案研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辨析。他随即援引两个典型案例予以说明。里根总统的公共发言确实有话术的成分，但是不少材料证明，他私下的想法与他面向公众的说辞在大体上是一致的。在杜鲁门主义正式出台前，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即向杜鲁门提议，若要美国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让国会批准对希腊与土耳其的援助，需要对国会议员及民众实施“恐吓”，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番言论就带有明显的话术色彩。但王立新教授也指出，不论政治精英的言论是“真信仰”还是“假话术”，其观点一旦经由公开宣示并得到媒体广泛传播，便必然成为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

徐友珍教授立足于学术研究、历史教学及历史学者社会参与三重维度，系统阐释了《帝国的叙事话语》的重要意义。首先，徐教授指出，身份、叙事与话语虽属当前人文社科前沿核心议题，但目前的冷战史研究多囿于权力对比与官方意识形态等传统解释框架。而王立新教授的著作则回应了新的研究潮流，凭借扎实的实证研究，清晰构建了美国政治精英的思想/话语表达与官方政策决策之间的联系，强调了身份、叙事在美国外交行动中的原点性意义，拓展了当前冷战史学术研究的视野。其次，该书包含大量20世纪美国重大历史节点的关键文本的分析，包括门户开放、威尔逊主义、遏制战略等。事实上，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包含大量的内部协商以及面向公众的合法性论证过程。这既是今后世界史教材编写与教学工作需要引起重视的，也是在网络自媒体时代面向公众传播历史知识时可以参考的。再次，就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而言，该书多处提到了美国历史学界在本国关键历史节点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引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过程中，历史学家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一方面，美国历史学家的经历既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最后，徐教授肯定该著作兼具卓越的理论高度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并由此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在发言尾声，她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当下特朗普强势回归之下的美国，政治精英的话语权威遭到了娱乐性、碎片化信息的侵蚀与消解，美国该如何应对？其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的过程中，美国经历了自和平时期不承担海外义务转向主动承担对西欧的安全义务，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叙事转换？王立新教授对此做出回应。首先，他强调历史学者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无论是在塑造公众舆论还是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美国在此方面的实践经验都值得借鉴。其次，关于精英话语如何转化为全民共识的问题，他坦言这确实是著作中尚待深入探讨的议题，但可简括为两条传播路径：一是通过教育系统开设有关课程进行价值渗透；二是依托主流媒体向公众传播叙事框架。但当今精英媒体的权威性与传播能力正在急剧衰落，而以非专业主义、非理性、情绪化、时效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交媒体崛起，这对全球各国政府的共识塑造能力构成严峻挑战。因此，推动主流媒体转型与加强社交媒体监管就成了官方在当下塑造共识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但遗憾的是，美国在此领域的实践尚未展现有效突破。

“冷战之父”乔治·凯南

李钧鹏教授结合自己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从学科融合、研究路径、研究对象三个维度对《帝国的叙事话语》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首先，他高度肯定了著作的学科交叉实践。社会学中有很多概念可以应用于国际关系史研究，例如查尔斯·蒂利的民族国家理论、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理论等。目前，真正实现国际关系学和历史社会学交叉的研究较少，而王立新教授的著作兼顾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为相关学术实践做出了贡献。其次，李钧鹏教授认为，“文化”一词的定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相当模糊，他建议能否在研究中把叙事（narrative）与故事（story）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以突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再次，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著作倾向于关注精英视角，而事实上，国家身份认同的转变中往往存在张力，即各个群体、个体在面对变局时反应各不相同，由此就会产生所谓“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些具体的、具备个性与情感的个体才是国家变革的推动者。因此，参与者个体的视角，以及变局中的多种发展趋势可能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向。最后，李钧鹏教授分享了他对美国社会学界的观察，指出基于族裔和性别的身份政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学术评价体系，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与此同时，在这种“政治正确”话语的背后，其实存在很多被压制的、没有公开表达出来的反对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看，王立新教授的此书极具现实意义。

“他者”与“自我”：历史学家的认知与自觉

南京大学的王睿恒副教授系统评价了《帝国的叙事话语》的学术价值，并结合自身研究专长与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她指出，早在本世纪初，王立新教授就开启了美国国家认同与外交政策的关联研究，新著则在既有基础上实现三重突破：一是跨学科方法的应用，尤其是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这突破了国内外交史研究的主流路径，兼具史学深度与理论锐度；二是概念化的特征，现有的美国史研究、20世纪外交史研究缺乏宏大叙事，而该书则以高超的史学技法提炼了庞杂史料中的共性，构建起了一个足以支撑宏大叙事的框架；三是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是王立新教授治学多年一以贯之的重要特点。随后她向王立新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是文化外交的效果评估问题。作为深耕文化外交领域的学者，王睿恒副教授指出该研究长期受困于效果评估难题。在著作中，王立新教授大多采用民意测验结果，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若要延续理论化研究的方法，可以采选的另一个研究素材是教科书。美国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教科书选择、课程设置与研究机构的变迁与其国家叙事的演变息息相关，因此选取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教科书，考察其编撰过程、普及情况等，能够较好地验证国家叙事对于美国公众的影响。其次是著作的标题问题。王立新教授的上一部著作题为《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以“霸权”为核心关键词，而到新作则转换为了“帝国”，这种转换背后包含着怎样的思考？事实上，学界有关美国是否是“帝国”的争议由来已久，而视美国为“帝国”的观点又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是“受邀帝国论”（Empire by Invitation），认为美国并非通过强制力，而是通过极具吸引力的协商说服拓展其影响；二是“过度扩张的帝国论”（Empire of Overreach），批判其长期试图无限扩展其全球影响力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著作的概念转换是否蕴含对这两种范式的重新定位？最后是有关20世纪中美关系的问题。基于王立新教授的《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对中国与美国国家身份建构关联的研究，王睿恒副教授追问，在冷战时期，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是否也构成美国身份建构的多元“他者”参照系？该问题直指著作未充分展开的维度，即美国塑造自我认同时的“他者”建构问题。王立新教授对王睿恒副教授的提问作出了以下回应。首先是新书标题中“帝国”一词的使用问题。该书采用“帝国”而非“霸权”为核心概念，深植于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特质。“霸权”通常指在某体系或某地理范围内实力最强、最具领导性的国家，“帝国”则强调“超越势力范围的全球性影响力投射”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渗透控制”。在新书主要涉及的时段——冷战时期，美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符合帝国本质特征，因此，使用“帝国”比“霸权”显然更恰当。正如著作在第四章、第五章所论述的，冷战时期的美国的影响力已突破区域性霸权范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其次是中国及第三世界的“他者”地位问题。新著没有过多提及中国与东方，主要与研究时段有关。尽管美国精英在建构国家叙事时采用的参照系是多元的，但中国和东方主要在早期欧美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到20世纪，其在参照系中所处的位置就相对边缘了。冷战时期，美国参照系中的“他者”主要是欧洲，其对欧洲的认识经历了从敌视走向认同、超越的转换。20世纪中叶美国的外交革命，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欧政策的转变。

刘义勇教授从学术价值、研究方法等角度，对《帝国的叙事话语》展开深度剖析。首先，在学术价值方面，他指出，王立新教授的著作结构清晰，兼顾了宏观描述和个案研究，贯彻了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创新点在于批判性继承了国际关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和亚历山大·温特的理论与方法，将身份概念划分为了时间上的文明身份、空间上的地缘政治身份以及社会维度的国家角色身份，这种界定具有普适性。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著作所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值得借鉴。话语分析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很多误区和陷阱，容易拘泥于概念辨析，而该书的处理十分得当。话语在美国国家叙事构建中的重要性与其国家特性有关。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只有构建强有力的国家叙事话语，才能维持内部团结。最后，该书很好地实践了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反对宏大叙事，强调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叙事是通过个体对一个又一个具体事件/情境的参与、做出一个又一个艰难的选择而最终发挥作用的。在危机关头，需要政治领导人站出来凝聚国民认知、塑造国家身份。该书涉及了三类构建国家身份的行动者：一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二是美国的教育从业者，三是美国的知识精英。这些行动者一方面受客观条件制约，另一方面也具备很大的行动空间。在此基础上，刘义勇向王立新教授提问：美国作为“受邀请的帝国”这一认知范式不仅内化于美国自我定位，更被客体国家所接纳——在此双向认同建构中，客体国家究竟承担何种能动性角色？王立新教授回应指出，客体国家的作用呈现历时性嬗变。在美国建国初期直至19世纪，欧洲在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是作为对立面存在的。到了20世纪，欧洲通过主动让渡领导权（如北约框架）、诉求安全庇护等行为，实质承认美国的核心地位，催化其帝国身份自觉。欧洲的承认行为迫使美国重构自我认知，二者在冷战语境下形成“跨大西洋命运共同体”。客体国家在此通过“邀请行为”，成为主体帝国身份建构的协同生产者。

王萌教授立足中国近代史研究视域，阐发《帝国的叙事话语》的方法论启示。他指出，王立新教授对美国叙事话语的宏观历史解构路径，对中国近代国家叙事研究具有重要参照意义。中国的国家叙事大体以1840年为现代性起点，核心脉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但这段历史本身的发展并非线性的，而充满着多元性的张力。例如，《瑷珲条约》折射的边疆治理困境、中越朝贡体系体现的传统国际秩序遗存。这些叙事在主流叙事中的缺位，恰暴露了“历史当代性”（Historicity）的建构本质，即叙事总服务于当下政治认同需求。王萌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历史叙事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系统展开，然其早期成果因过度倚重学理阐释而可读性较差。到了40年代后期，《毛泽东选集》等文本以生动通俗的语体重构历史叙事，方突破此困局。这才将复杂的革命历程通过伟人叙事（Great Man Narrative）完成了符号化统摄，成功实现历史认知的全民普及化与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渗透。

最后，杜华教授以提问的方式结束了本次研讨会。他指出，新一代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批判性反思，虽具学术价值，但可能会威胁民族国家认同的根基。当历史学家直面国家历史中的所谓“黑暗面”时，国族构建的需求与史学的正义追求之间将产生张力。那么，历史学家对于国族历史的反思是否应该存在限度？王立新教授指出，该问题涉及历史学家在国家身份构建中的角色定位悖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求真，因此有必要充当“耙粪者”，去揭示本国历史上的错误、罪恶和失败，而不是一味地歌颂国家历史的伟大与荣耀。但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至今仍是公民个人福祉的最佳保卫者，对历史阴暗面的挖掘不应该以瓦解国家认同为代价。历史学家在构建国家历史叙事时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注意分清主次，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分历史的主流和支流，边缘群体的历史经历无疑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并在国家历史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能过分拔高和夸大其贡献，更不能将其视为主流。二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遵循历史主义原则，不能对历史人物一味地苛责。例如在评价美国的国父时（founding fathers），应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不能因为其言行不符合今天的道德标准（特别是在奴隶制问题上）而完全抹杀其历史贡献。客观理性的评价应是像《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基本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缺点属于那个时代，他们的美德则属于他们自己”。总之，历史学家应在追求历史正义与维护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本次研读会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