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8日，侵华日军特意选择“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之际，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开杀害了周继棠等多名爱国工人。这是上海沦陷后日军在“孤岛”范围内最早制造的惨案之一，此事立刻引起中国军民的极大愤慨，抗日报纸纷纷谴责日寇之残暴野蛮，歌颂工人之成仁取义。然而在汹涌的舆论背后，各报对周继棠烈士的具体抗日事迹均语焉不详，甚至在80多年后的今天，有关内幕仍未完全得到澄清。笔者近年发现，周继棠烈士实为潜伏上海的抗日特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隐藏在一份尘封已久的绝密档案之中，只因这份档案存在传抄错误，其内容迄未被史家注意，兹为读者诸君钩沉之。

周继棠生平及后世的追悼、怀念与研究

周继棠，浙江义乌人，中学出身，早年曾任小学教员、警察局长，此后投身工界，在沪上活动，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是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周氏素具爱国思想，早在1933年便参加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组织的抗日救国团体“勇进队”。时值“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不久，朱学范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如果日本军队再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上海工人应当在战火中勇敢前进，对敌搏斗”，遂发起这一半公开组织，“队员都是各工厂、商店里的抗日爱国思想较强的工人、店员”。周氏以上海华生电器厂工会负责人的名义担任了“勇进队”的分队长，此后即以实际行动投身工界反日运动，曾于1936年大力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给朱学范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在工界的地位，周氏还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神秘人物，他当过虹口某电扇厂的私家侦探，且与帮会组织过从甚密，被视为“沪埠侠少一流人物”；其赋性爽朗豪迈，交友极广，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数年间，“对各方面活动殊形剧烈，是以未几何时，顿觉声誉雀起”，甚至“各方之投列门墙者，为数乃不下千人之谱”。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周氏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由朱学范带领，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该别动队系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由沪上青年学生、爱国劳工及帮会分子编组而成，负责扰乱、破坏日军，协助国军作战。别动队官兵8700余员名，下辖五个支队，支队以下为大队、中队、区队，其中第三支队成员多系爱国劳工，由朱学范任支队长，周氏任该支队第七大队第一中队区队长。同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别动队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几乎伤亡殆尽，官兵星散，但仍有残部潜伏上海租界及郊外坚持抗日，周氏即为其中一员。

周氏在沪本为具有名望之人，但自从进行秘密抗日工作以来，其行迹从未在报端披露，直至1938年2月1日，上海美国侨民发行的《大美晚报》忽然援引日本同盟通信社消息，报道了“中国抗日分子被日军枪决”的新闻，内称：“驻沪日军当局本日正午发表：中国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之别动队员周继棠、方家全、杨光兰、徐祥庆、张满棍、顾仁元、陈坤林等七人因实行抗日暴动行为，被日宪兵队检举，一月十九日解至日军军律会议审理，其结果因彼辈违反军律，判决死刑。日军租界宪兵分队，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在上海公共租界靶子路执行枪决。”

周氏等人牺牲的消息立刻被沪上各报转载，国统区新闻界也很快获知噩耗，时在武汉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对周氏等“七位英勇斗士成仁取义的经历”十分关心，特向刚刚撤退来汉的朱学范、水祥云等沪上工界要人探听内情，随即根据访问所得，于2月21日刊出《上海救国七工人惨死记》，内称周氏曾在上海“与日寇战斗，对无耻汉奸给予无情的打击”，后因叛徒出卖，在公共租界被日寇绑架，旋被解往敌军司令部杀害，惟周氏进行了何种反对日寇、打击汉奸的活动，该报并未披露。

此后周氏再次受到关注，已是抗战胜利。1946年，沪上各界鉴于周氏当年“壮烈成仁”之时，正值“寇焰方张”，含冤莫雪，而今“抗战胜利，河山重光，又逢周烈士殉难八周纪念”，决定于1月28日在上海牛庄路清凉寺为其举行追悼会，并设奠公祭。追悼会发起者包括42位沪上名流，其中既有上海市市长钱大钧、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国民政府社会部政务次长洪兰友等政界要员，也有朱学范、陆京士、水祥云、周学湘等工界人物，还有王新衡、吉震苍、于松乔等军统成员，以及杜月笙、万墨林等帮会头目。众人曾在《大公报》刊登启事，“尚祈烈士生前友好、工界同仁届时莅临参加，以慰英灵”。28日上午10时，追悼会如期举行，钱大钧、戴笠、杜月笙等数百人到场，各界致送挽联花圈甚多，素车白马，备极哀荣。

1946年1月28日，上海《大公报》刊登“周继棠烈士追悼会”启事。

关于追悼周氏情形，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和平日报》、《立报》、《市民日报》等均有报道，惟皆泛称周氏“从事地下工作，为敌所执，壮烈成仁”云云，对其抗日细节仍未披露。相较于追悼活动的隆重，官方对周氏事迹的宣传显得格外低调，这显示周氏工作性质特殊，有关内情未便对外公布。

周氏抗日细节得以公之于众，是时隔45年之后。1991年，朱学范出版回忆录《我的工运生涯》，他在书中有感于抗战期间上海工界革命志士颇有牺牲，且时过境迁，昔日不便透露的若干人事已无保密必要，遂在书中特辟一节，缅怀“为抗日锄奸捐躯的志士”，其中就包括周继棠：

上海市总工会常务监察委员周继棠曾当过警察局长，懂一点军事常识，在别动队第三支队当过中队长。别动队第三支队解散后，他参加了抗日锄奸队。我在解散别动队第三支队的时候，留了一手，将二十五支新手枪，派邮局的信差送到民立中学教务长吴叔和、沈保君夫妇家里藏起来，周继棠和上海邮局的几位志士参加锄奸队，就起用了这批手枪来打汉奸。周继棠等11人在1937年12月铲除汉奸陆伯鸿后，到宁波避居一个多月，又回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为联络点，为日本宪兵队侦悉，他们11人被逮捕。周继棠受刑极重，坚不屈服，这11位志士被日本宪兵队枪杀。

由此可知，周继棠在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仍在沪上潜伏，而他真正的抗日举动则是“铲除汉奸陆伯鸿”。朱学范为工运先驱，且与周氏相稔，所述自然相当可信，惟其说在当时尚属“孤证”之例，尤其缺少原始档案的印证，故未得到学界的重视。

工运先驱朱学范及其回忆录《我的工运生涯》

学界方面对周继棠的研究，见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专家程兆奇先生所撰《小川关治郎和〈一个军法务官日记〉》一文（《史林》2004年第1期）。起初，程先生发现当年主攻上海的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军法会议日志》中，在1938年1月27日收录的“审判请求之件”内有“周△△六名”一语，但该日志除此寥寥数字外，再也没有与本案相关的丝毫踪迹可寻，“周△△”系指何人亦无从得知，“遂使此事成了一个悬疑”。其后，程先生再发掘日军第十军（隶属“华中方面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私人日记，才使疑团解开。根据小川关治郎《一个军法务官日记》的记载，《华中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提到的“周△△”即指周继棠，他与方家全、杨光兰、徐祥庆、张懋功、顾仁元、陈坤林六位抗日志士因被日军认定“依所谓游击战术，以搅乱日本军后方为目的，在上海战役时进行了频繁活动”以及在日军攻陷上海后“仍进行地下活动”，于1月28日遭日军以“违反军律”为由杀害。

侵华日军第十军法务官小川关治郎及其《一个军法务官日记》

一份传抄错误的档案记录了周继棠的壮举

从1938年各方报纸的消息，到1946年周继棠追悼会的启事，再到2000年面世的小川关治郎日记，各方史料对周氏抗日事迹的记录基本停留在其参加别动队及潜伏上海沦陷区的层面上，而对朱学范所称“铲除汉奸陆伯鸿”之说无法回应。事实上，朱学范的回忆并非孤证，周氏确曾狙击陆伯鸿，只不过这一壮举隐藏在一份传抄有误的机密档案中，迄未被人注意，这份档案即军统负责人戴笠呈给蒋介石的《历年殉难殉职病故殉法工作人员姓名拟卹清册》。

1940年3月29日，时值军统成立8周年纪念会前夕，戴笠鉴于“国难方殷，正赖我特工同志前仆后继，努力奋斗”，特将该局历年殉职人员名册及遗属情形编造清册，呈请蒋介石抚卹。该清册系由军统文书人员根据人事档案进行誊抄，内有“周继荣”条，记载该人系“沪行动队区队长”，1937年9月参加军统工作，1938年1月“因制裁陆伯鸿案被捕，受刑不屈而死”。这里的“周继荣”与朱学范所述周继棠事迹相合，显然是文书人员在抄写过程中造成的鲁鱼亥豕之误，据此可知，周继棠在淞沪抗战之初也就是参加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前后，即被军统吸收为特工人员，这与该局对别动队的主导地位有相当关系。

军统局殉职人员拟卹清册，内有“周继荣”条。

军统文献中对周氏的记录尚不止一处，1946年抗战胜利伊始，该局曾印行《先烈史略稿》，汇编抗战期间死难人员事迹，其中记载：

……上海为我国之第一大埠，自沦敌后，群丑麇集，争相奔竞，以求欢敌人，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时有巨奸陆逆伯鸿者，供敌驰驱，无恶不作，我伏处沪上之同志欲制裁之久矣。周继荣烈士时任我上海行动队区队长，奉命执行制裁陆逆，事成被捕。同就逮者有队员章学礼、钱祥庆、王鹤庭、张玉琨、顾仁元等五同志，时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也，引渡敌方，百般诘询，备受酷刑，惟烈士等心坚金石，终无一字供。我上海组织得以保全，旋均被敌枪杀于虹口。

周烈士继荣，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有年。二十六年九月，在上海参加本局工作，初任别动队第三支队第七大队第一中队区队长职，嗣调上海租界区担任通讯工作，寻任上海行动队区队长。为人机智，胆略过人，制裁陆逆伯鸿案，任领队人。沪区工作甚倚畀之。殉职时，年三十有三。

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周氏是“制裁陆逆伯鸿案”的领队人，再次印证了朱学范回忆录的内容，但因《先烈史略稿》系内部传阅之秘笈，流布极稀，且文中仍将周氏误作“周继荣”，故从未引起史家注意。至于误植周氏姓名之原因，当系周氏与军统本无渊源，且加入该局不久即遭日军杀害，故局内从事文书作业者几乎无人与其相识，乃至档案传抄出错后亦无人可以纠正。

这段文字的另一可议之处，是以“供敌驰驱，无恶不作”等语形容陆伯鸿，这种脸谱式的描写固然可以激发读者的情绪，但与陆伯鸿的真实形象有相当差距，且无法解释周氏刺陆的真正原因，更无法彰显周氏此一行动的意义所在。须知抗战期间沪上狙击汉奸事件层出不穷，仅由军统执行之制裁案即不下百件，而抗日志士因之牺牲成仁者亦复不少，但像周氏这样在战后得到政界、军界、工界乃至帮会方面共同高规格追悼的烈士可谓凤毛麟角，这都间接说明周氏狙击陆伯鸿案非同寻常。

质诸事实，陆伯鸿本为沪上知名的实业家、慈善家，还是著名的宗教界人士，拥有十余个重要头衔，诸如：中华公教进行会总会长、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上海华商电气公司经理、上海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经理、上海大通航业公司总经理、上海新普育堂院董、上海圣心医院院长、上海母心医院院长、北平中央医院常务董事等等，尤以办理难民救济事业不遗余力，并非所谓“无恶不作”之辈。而他之所以不为抗日志士所谅解，实因参加了具有亲日背景的“上海市民协会”。

陆伯鸿

日军自1937年11月攻陷上海后，即着手建立傀儡组织，继12月初扶植汉奸苏锡文成立伪大道市政府后，紧接着拉拢商界头面人物，试图成立具有民间色彩之伪组织，以便营造日占区“繁荣稳定”的假象。在此背景下，由沪上21名钜商牵头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应运而生。该会早在12月下旬酝酿期间，即被抗战阵营定义为“非法组织”，尽管该会主事者对外辩称该会“纯为商业组织、绝不涉及政治”，但该会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日军当局对占领区秩序的维护。正因如此，当12月29日该会主事者声称“须俟两租界当局之批准及日方之保证后始能成立”时，日本同盟通信社却已经急不可耐地宣传该会已经成立。日本控制下的《晨报》也大肆鼓噪，欢呼“上海市民协会请日当局派遣顾问到会指导，以谋沪市之繁荣复兴”云云。而该会主事者亦与日媒唱和，对外宣称：“新组织之成立无须中国政府允许，吾人必须勇往直前，作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须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这类道貌岸然的表态虽能蒙蔽少量无知民众，却使沪上绝大多数爱国人士心生反感。

陆伯鸿起初对于“上海市民协会”似无接受之意，曾于该会筹备期间对记者声称：“本人年老多病，不闻外事，外传参加沪地方善后委员会说殊非事实。”但他几经考虑，仍于12月29日前往南京路女子商业银行出席了“上海市民协会”的成立会，不仅担任该会委员，且被推举为9名常务委员之一。陆伯鸿作为声誉素著的慈善家，一旦昧于形势参加该会，则其对于上海社会造成的迷惑，对于抗战事业造成的伤害，都要远远超过一般觍颜事敌、作恶多端的汉奸丑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陆伯鸿亦自知“上海市民协会”势必引起抗日志士的激烈对抗，曾于开会时对另一常务委员姚慕莲发问：“我之所为，得弗为世人所谅，而加害于我乎？”姚慕莲及在场之人“讶其言之突兀”，只好劝慰一番。然而此言终成谶语，陆伯鸿竟于次日遇狙身亡。

周继棠狙击陆伯鸿现场及从容就义经过

狙击陆伯鸿案系由军统下令，执行人为周继棠及其所属队员。兹据当年各报所载，还原狙击现场如下：

陆伯鸿年逾花甲，寓吕班路（今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177弄7号，于12月30日上午循例至其经营之华商电气公司总管理处办公；下午1时公毕，返吕班路寓所午餐；2时半，因赴女子商业银行参加“上海市民协会”会议，乃率秘书朱仲涵由寓所外出，预备乘自备汽车出发。

陆伯鸿有三辆自备汽车代步，其常坐之轿车停在177弄9号房屋门前之半月形空地上，陆、朱自寓所走出时，车夫高耀云已在驾驶位就坐。车夫助手纪大宝伺候陆、朱登车，陆坐在后排靠左亦即驾驶位后面的车座上，朱坐在陆之右侧，纪大宝待主人及秘书坐定，将后排车门关闭，自己坐到副驾驶位上。

陆伯鸿的一举一动早在两名军统行动人员的监视之中，他们身穿蓝布短衫袴，假充贩卖水果的小贩，携带两只大号元宝篮，满载鲜橘，在弄口徘徊叫卖，而将新式毛瑟手枪放入纸袋，藏在橘篮下层。当纪大宝要关车门的一刹那间，两名行动人员以快捷之手腕自篮底取出手枪，跃入弄内，疾趋车旁。其中一人抢步奔至汽车面前，出枪威迫纪大宝不许动弹，另一人则立即趋近车之左后侧，先用枪柄将后玻璃窗击碎，再伸手入内，对准陆伯鸿密集狙击，弹若连珠，陆伯鸿身中多枪，血流如注，顷刻倒扑座上。二人见目的已达，相率撤退。

枪声响处，陆之秘书朱仲涵、车夫高耀云惊慌失措，忙自车中夺门而出，朱向弄中遁逃，躲避檐下，高向地面滚落，伏于车底，不敢作声，纪大宝则状若木鸡，呆坐车中。俄顷，高耀云得隙爬至陆宅门口，大呼绑票。陆伯鸿之子陆增祜奔出查看，只见乃父倒于车内，满面鲜血，形象甚为可怖，对其连呼数声，已不能言语。当即送往广慈医院，车到半途，陆已气绝，不得已乃将尸体送去，由医生验出共中五枪，在面部鼻下人中之间受创最重，其余三枪皆中前胸，致命之一弹则射中心脏。

陆伯鸿为法租界要人，出事后，法捕房立派探捕前来追缉，但“凶手”早已杳无踪迹。惟在不远处之草地上捡获六寸德制手枪一柄，在弄中发现元宝篮两只及鲜橘二十余斤，一并带回捕房存案。又陆伯鸿之座车停于广慈医院中，观者甚众，只见该车左后车窗玻璃粉碎，窗下钢板有一椭圆形弹孔，陆之围巾及车坐垫上满布血污，车内有弹壳十余粒，车顶被子弹洞穿三处，且有弹头嵌于其上，均由捕房摄影。

就上述狙击经过及现场观察，不难感受到行动人员经验之丰富与手法之熟练，据当时报载，两名狙击者均为三十余岁之壮年男子，结合前引军统内部档案及史籍来看，其中一名应当就是领队人周继棠。

陆伯鸿之死对于“上海市民协会”的打击可谓立竿见影。先是12月30日出事当天下午3时，该会一班委员在女子商业银行久候陆伯鸿开会不至，乃以电话催促，讵闻陆已毙命，惊恐之余，均悄然散去。自12月31日晨起，原先披露的该会委员纷纷登报，否认参加该会，如湖州旅沪耆绅沈田莘、福新面粉公司经理王禹卿刊载启事，声明本人与该会无关；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吕岳泉谓：“虽曾一度参加讨论，但被举为委员之事则绝无此意。”浦东银行董事长陈子馨、浦东建筑公司总经理潘子文亦称：“该会之组织中是否推举在内，不得而知，且与浦东银行毫无关系。”而该会若干重要分子“虽不承认陆之被刺与市民协会之组织有关，但亦不能确定其必无关系”，以致该会委员“在对人谈及时，纵然仍谓俯仰无愧，绝无丝毫作用，而事实上则均怀有戒心，诚恐此事之终于被人误会也”。

此外，上海租界当局也迫于压力，极力撇清关系，当时有人询问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外传工部局方面曾与闻市民协会之组织，此种消息是否实在？”费信惇马上反驳：“此种传说全非事实，就余所知，此种市民协会之组织纯系南市、闸北方面之组织，其范围既不在租界之内，与工部局方面自无任何关系。”

1938年1月5日本为“上海市民协会”预定成立之期，但据沪上《大美晚报晨刊》报道，该会业已无形停顿，“原来希望可于新岁中正式成立之新组织，今在事实上似无实现之望，而中国方面在沪之著名人物在数日以来，亦复不若昔日之奔走进行，此种现象当然由于租界以内一般秘密抗日分子之活动所致”。这番来自美媒的观察，堪称对陆案影响的客观评论。

此时身在武汉的军统负责人戴笠对于周氏的行动成果甚为嘉许，于1月5日电令军统驻沪会计人员张冠夫下发两千元奖金给“陆案行动员”。1月10日，戴笠再电沪区区长周伟龙致贺，电内有“沪区最近之行动已奉校座传谕嘉奖”等语，戴笠、周伟龙均系黄埔军校毕业生，“校座”即指蒋介石，此电显示，蒋对于狙击陆伯鸿案亦甚为满意，由此不难联想，本案极有可能是奉蒋亲自指示。

周氏有无拿到军统的奖金，不得而知，原因是奖金下发之际，他已不幸被捕。先是周氏率队执行陆案后，一度到宁波避居，旋返上海继续锄奸，此时日军愤于“上海市民协会”之难产，已派暗探遍布租界内外，“企图对我爱国分子施以残酷的打击”。周氏在公共租界远东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联络点，不幸于1月13晚遭旧友李国华出卖，遭绑架而去，旋被解往日本宪兵队百般诘问，施以各种酷刑，将十指烧断，逼供同党，周氏则坚不屈服，始终不承认有罪。和周氏先后被捕的，尚有前文所述多名抗日志士，泰半为周氏之门生、工友，这些志士“在有一口气存在时，都受过许多天的毒刑拷询，经过敌人无数次的诱惑，他们不动摇，未出卖一个救国志士，以换得个人的苟活，他们不投降，未损害一点救亡团体的组织，取得自己的瓦全”。戴笠在辗转获悉周氏等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刻报告蒋介石，奉蒋批示：“希妥筹营救。”然而为时已晚。

1月26日，侵华日军第十军法务官小川关治郎对周氏及同案六名抗日志士作出了“违反军律事件论告要旨”，其结论为：“被告等多数相结为党，属于对帝国军队加以危害的不逞集团。他们的行为不仅对帝国军队的危害甚大，对帝国所期待的东洋和平亦是阻碍。因此无庸置疑，绝对应扑灭此等极恶分子，故以严厉制裁，全部应给以最重的处罚。”

1月28日，日军象征性的对周氏等多名抗日志士进行了审判，并在审判过后立即予以杀害。据小川关治郎日记记载：“午前9时，审判周继棠等六名违反军律事件。其中首领周继棠作为第二区队长，原来为流氓，即无赖、侠客，以前所辖有五百人，一见即较他人沉稳。约1时审理结束，立即准备执行。5时执行……犯人在审判时对自己不利之点极力否认，但在执行时却没有任何恶态，进入刑场时极其沉着，毫无畏惧，一言不发，没有任何障碍便结束了。”这些源自敌方的记录，最真实地反映了周氏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展现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周继棠烈士遗像

回顾上海沦陷八年期间的历史，沪上民众从未停止过抗日救亡斗争。周氏毅然选择在部队败散、民气消沉而日军兵威正盛、汉奸群魔乱舞之际，舍身一击，打响了“孤岛”抗日锄奸的第一枪，其信念之坚定与任事之勇敢，均足为后人景仰。他和所属抗日志士虽因敌人罪恶的子弹而结束了战斗的生活，但正如当年《新华日报》在《上海救国七工人惨死记》中所评论的：“他们虽死，精神则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