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1934-2025），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于2025年10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91岁。去世时，她仍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继续其长期致力于环境教育与公共倡导的使命。古道尔博士1934年生于英国伦敦，自1960年起在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展开对野生黑猩猩的长期田野研究，其发现黑猩猩会制造并使用工具，打破了当时人类独有的定义，深刻改变了灵长类动物学与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范式。1977年，她创立“珍·古道尔研究所”，1991年发起面向青少年的“根与芽”计划，将科学研究与环境教育、青年赋权相结合，留下了横跨科研与社会行动的深远遗产。

珍·古道尔于1965年12月22日现身贡贝溪国家公园（坦桑尼亚），参与CBS电视台特别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黑猩猩世界》的录制，该节目于当日首播。

我第一次见到珍·古道尔的时候11岁，也可能十岁，那时候她要来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给我们开展儿童动物教育活动。那时候我非常兴奋地告诉家里人，明天珍古道尔要来我们学校啦！家里人问我她是谁，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是个非常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没怎么见过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学者。学校选拔了好几个英语好的同学去接待她，我英语不太好，没有入选。我坐在了当时那个汇报大厅里，第一次知道了动物学家这个词，而她那时已年老，慈祥的看着台下一片叽叽喳喳。后来我逐渐知道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人，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走上动物研究的道路，但是我总听见她活跃在不同的青少年平台里，前半生献给了森林，后半生又献给了社会的花园。所以当我看见她去世的消息时，突然从童年的缝隙里吹过来一阵和煦的风。我们当时是小学生，所以她自称古道尔奶奶。我是曾经被她温柔教导过的年轻人，教导的不仅是对动物研究的热情，而是对整个地球的温柔相待。

一、在森林中重新认识“人”

1960年，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英国女性，在母亲的陪伴下，抵达了东非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她没有学术头衔，也没有正规科研训练，唯一的行囊，是一颗对自然毫不妥协的热爱之心。这就是珍·古道尔的科学之旅的起点。她是以非正统的方式进入这个领域的。她给观察到的黑猩猩取名字，而不是编号；她记录它们的情绪、亲密、冲突，甚至哀悼与悲伤，这些当时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主观”甚至“浪漫”的行为。在那个科学讲求客观、抽象与距离的年代里，古道尔选择贴近、注视与共情。这并非出于方法论的无知，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伦理选择，她相信，理解非人动物，不应该以“人类的冷漠”作为前提。这一贴近，带来了颠覆性的发现。1960年10月的一天，她目睹了一只名叫“大卫·灰须”的雄性黑猩猩，用树枝剥去树皮，伸入蚁穴捕鱼取食。这一行为震惊了当时的西方科学界，因为在那之前，“制造并使用工具”一直被视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界限之一。她在报告中写道：“如果人类是因制造工具而成为人的，那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人’。”

《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剧照

这一发现引起了她的导师、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的极大兴趣和支持，并最终促成了国家地理频道的资助与拍摄，使她的研究得以延续、扩展，并获得全球关注。正是从这一刻起，贡贝的黑猩猩成为了连接人类与自然之间一条关键的情感和认知通道，而珍·古道尔，也成为了那条通道最早也是最温柔的守门人。她后来的研究还表明，黑猩猩并非“自然中的高尚野兽”，它们也有侵略、领土争斗和内部冲突的能力。它们会团结起来袭击其他群体，也会照顾孤儿、安慰受伤的同伴。她并没有因为“它们像我们”而一味美化它们，而是让我们看到：人类并非从野兽中“净化”而来，而是与其他动物共享着复杂而多面的情感谱系。

在森林的注视之下，她重新定义了“人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低姿态、也更真实的自我认知坐标。这些是我长大后了解到的，可我最终对动物研究并无个人兴趣，真正让我为她感动的是她走出森林之后所做的一切。

二、从森林走出，为森林发声

珍·古道尔并未一直停留在贡贝的森林里。她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记录、理解，也亲密地参与了一群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开始渐渐远离她最初走入的那片密林，不是因为厌倦，也不是因为年老，而是因为她发现：如果不去改变森林之外的世界，森林之中将不复存在。她发现，黑猩猩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是猛兽或疾病，而是森林被砍伐成农田，被道路切割，被矿井掏空。她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亲眼看到原始森林变为焦土，而黑猩猩被当作“宠物”偷运、交易，甚至食用。贡贝不再是一片宁静的庇护所，它已被无形的市场、政策与人类欲望的延伸所包围。于是，她走出了森林，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没有家的旅程”。从世界自然基金会到联合国气候大会，从偏远社区学校到城市讲坛，她不再是那个在望远镜后静静书写田野笔记的科学家，而是一个扛着森林的诉求穿梭于各国政坛与媒体之间的公民环保主义者。她常说：“我们不能只靠科学改变世界，我们还需要希望。”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践策略。她从未对公众使用高深的术语或学术威权姿态，而是用故事、情感、连接，去抵达每一个听众，从国家元首到乡村教师，从小学儿童到濒临放弃的环保志愿者。她将自然保护从“物种”与“栖息地”的概念，转化为一种与人类日常伦理深度交织的公共议题。她呼吁人们关注消费链条背后的森林砍伐，思考一块巧克力背后的热带雨林，理解一台手机的制造为何关系到刚果黑猩猩的生存。她倡导“人、动物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保护视角，正是对割裂式科学方法的一种温和抵抗。

这一转变，并未让她失去科学的严谨性，反而让她成为科学在人类社会中可持续存在的一个生动范例。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女智者，也不是环保组织的明星代言人，她是一个奔走在机场、讲台与森林之间的“信使”，不断传递着一个朴素却极其困难的理念：万物有灵，人不独尊。

三、“根与芽”：守护者，启蒙者

“只要根深，就一定会发芽。只要芽破土，就没有石头能阻止它向上生长。”这是珍·古道尔在无数青少年面前重复过的一句话，也是她所创立的“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名称的由来。1991年，在坦桑尼亚的家中，她与12名当地中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对于环境与动物保护的担忧。孩子们提到塑料污染、偷猎、流浪动物、滥砍森林。那一次简短的聚会，后来发展为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0000个活跃团队的青少年环保网络。而她本人，则成了这个网络最年长的“志愿者”。

她深知：如果未来要改变，那么必须从孩子开始。她坚信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唤醒责任感和创造力。“根与芽”项目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团队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社区问题，自主提出方案、发起行动。她赋予了年轻人信任，也赋予了他们现实行动的权利。这一理念在中国，尤其生根发芽。自1994年首次访华起，珍·古道尔陆续走访了北京、成都、上海、昆明、广州等几十座城市。她戴着标志性的马尾辫与棕色披肩，走进学校、社区、大学课堂、动物园、山野保育区，和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在很多中国孩子心中，她不是遥远的科学家，而是亲切的“古道尔奶奶”。

珍·古道尔在中国科技馆参加根与芽30周年庆典。图片由根与芽北京提供

她曾在北京的演讲中说：“我看见中国的年轻人眼睛里有光，那是改变世界的光。”这些年，已有数百个“根与芽”团队在中国成立，从保护城市候鸟、改善校园食堂垃圾分类，到推动动物保护立法咨询、农村环境教育实践，她所撒下的种子，已在这个辽阔国度的角落悄然萌芽。她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在成都，她参与大熊猫保护交流，也走访道教文化场所，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云南，她和少数民族孩子一起种树，听他们讲村落与动物的故事。在香港和台湾，她则鼓励青年志愿者把行动视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任务。对很多参与“根与芽”的中国青少年来说，她的魅力并不止于“科学家”的身份，而在于她那种深信“改变是可能的”的能量。她的语气总是温和的，但言辞从不回避现实的重量；她面对的常常是最年幼的听众，却总是给予最认真的回应。

珍·古道尔参加十三邀对谈节目截图

她讲述森林，也讲贫民窟；讲黑猩猩，也讲人类的暴力；讲气候危机，也讲如何用双手植下一棵树。这种平衡的叙述方式，让她成了“行动主义”的一个伦理榜样：不高声叫喊、不制造恐慌，而是以耐心、温柔和长期主义，播种下一代人的觉醒。当年那个在你我学校里微笑着走进教室的银发老人，可能只是短暂停留。但她留下的那些“根”与“芽”，早已在我们之间悄悄发出声音，并指向了一个仍未完成的未来。

四、直到最后一天，她都在发声

对于珍·古道尔来说，“退休”这个词似乎从未存在于她的词典中。她晚年的生活，比任何一个中年人都要忙碌。机场、演讲厅、中学教室、联合国会议室、偏远村落，她拉着一个帆布小包，穿着素朴的衬衫和夹克，几乎年年奔波于五大洲之间，平均每年超过300天在旅途中。有人笑称她是“永远在地球上的候鸟”。她知道时间所剩无多，但她从不慌张。她的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场低声而坚定的祷告。她不高谈阔论，也几乎不做任何意识形态的输出，她讲故事，关于一只母黑猩猩在失去孩子后久久抱着尸体的哀伤，关于某位乡村教师如何带着学生清理山坡上的塑料垃圾，关于她自己童年时在伦敦后院观察鸡的一整个下午……这些故事不宏大，但在她声音的弧线上，像种子一样掉入听众心里，然后发芽。

2025年9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她仍在美国进行为期半月的巡回演讲。这是“希望之旅”的延续，她早已知道自己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拒绝取消任何一场与青少年的见面会。她甚至坚持接受播客节目的专访，和年轻主持人谈起气候危机、人类责任，还有爱与勇气。她的晚年并不只是反复重述过去的研究成果，而是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语言，以进入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语境中。她熟悉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也理解视觉文化的感召力。她甚至愿意参与年轻人喜欢的访谈节目，从“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物”聊到“你对AI时代的看法”，没有傲慢，也没有距离感。她做的，已经不只是科研、教育或宣传，而是一种几乎宗教性的传递，让人类在快速奔跑的现代性面前，慢下来，回头看看，记得我们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五、温柔即力量：一种跨越物种与国界的伦理遗产

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科学家”的人不在少数，但像珍·古道尔这样，把科学的精神从实验室带入日常生活、从数据表延展到道德关怀的人，却寥寥无几。她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从事实验科学，不曾拥有一间充满精密仪器的实验室，不曾在显微镜下操纵分子或基因。她的“实验室”是热带森林、是野外营地、是孩子的眼睛、是城市边缘的废弃地。作为一位非体制内的科学女性、一个“非典型”的研究者，她却用她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对科学最纯粹、最深沉的坚持。她坚持的是观察，是经验，是长期主义，是尊重事实而非立场。她不热衷用理论去定义行为，而是用行为去拷问理论；她不急于提出新概念，而是通过持久的在场，缓慢地、忠实地记录每一次生命的涌现。她也没有追求“发表即意义”，而是以科学作为理解世界、改变现实的起点。这种不喧哗的坚持，本身就是对现代科学功利化倾向的有力回应。

而更重要的是，她教给我们一种更温柔、更开放的态度，不只是对动物，对自然，对科学本身，也是对彼此。她几乎从未在演讲中激烈地去批判“人类”，而是邀请人类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她从不把环保主义变成道德高地，而是以一种近乎母性的方式，温柔而不妥协地召唤行动。她相信改变发生于每一个微小的、具体的场景之中，一棵树、一只鸟、一个孩子的念头、一个陌生人被唤醒的瞬间。

《家有儿女》截图

因此，她的影响跨越了学科，也跨越了国界。她不是一位只属于灵长类动物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她是许多不从事动物研究的人们心中的一盏灯。在地球议题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对立日益尖锐的当下，她始终坚持一种不设防、不分你我的姿态。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组织儿童共学小组，也在刚果与卢旺达边境促成跨境环保行动；她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代坚持访华，与中国孩子谈自然，也不避讳谈生态忧患。这种“无分别心”的工作方式，并不意味着空洞的中立，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伦理信念：每一个生命体、每一片生态空间、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值得被倾听、被鼓励、被保护。而她的这种坚持在她的步履之间，在她重复了数百次的句子中，在她面对提问时的静默里，缓缓传递。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在她离去之后，最该传承的一种力量：温柔地，坚持着。

结语

珍·古道尔已经离开了。在她度过了九十一个春秋之后，那颗为世界奔走了大半个世纪的心脏，终于安静下来。而这个世界，仍然喧嚣如故，森林依旧在退缩，塑料还在漂浮，战争仍在继续，动物与孩子，仍需要被保护的理由。

在她的注视之下，一代又一代人学会了如何把科学和情感连接，如何把观察转化为行动，把无力转化为可能。她教会我们不仅要知道“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更要去问：“我能做什么？”这句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无数学校、田野、社区、少年心中留下了回响。而我依然记得那天，在成都的府南河畔里，那个年幼的自己第一次听到“动物学家”这个词，第一次感受到，一位年老的外国人，会为地球上的每一只猿类、每一个孩子、每一棵树说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不懂什么是行动，但她坐在那里，安静地讲述，像在播种，像是在对我们说：“你们要走得更远。”

今天我们写下这篇纪念文，不只是为了哀悼一个生命的终止，而是为了提醒自己：她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一种未完成的对话，一种持续进行中的邀请。她走了，但她开启的路依然在延伸，而这条路，没有地图，只有方向。那方向是：温柔地、坚定地、为了更美好的地球去生活。理想主义会被唱衰，而愿意有人永远为它守住烛火。

延伸阅读：

Abrams, Douglas Carlton, and Jane Goodall.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New York: Celadon Books, 2021.（中文版：《希望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22年）

Goodall, Jane.In the Shadow of M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中文版：《与黑猩猩为邻》，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三联书店）

The Chimpanzee Family Book. New York: North-South Books, 1989.

Seeds of Hope: Wisdom and Wonder from the World of Plants. With Gail Hudson.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3.

Goodall, Jane, dir. Miss Goodall and the Wild Chimpanzees. CBS News, 1965.

Knauer, Lorenz, dir. Jane’s Journey. Produced by NEOS Film and Animal Planet. Germany: 2010.

Morgen, Brett, dir. Jane. National Geographic Documentary Films, 2017.

National Geographic, dir. Jane Goodall: The Hope. Disney+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