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

姜锋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姜锋，见证了中欧建交50年来的发展历程。受家人影响，他从小就对学习德语萌生了兴趣，后来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毕业后，凭借时代机遇，他投身对欧交流与德语国家教育合作，开始深入研究德国和欧洲。他先后在中国教育部多个部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机构任职，长期从事德国和欧洲研究、教育与外交教学工作，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

6月21日，他在上外虹口校区接受（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随着中欧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以及欧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欧需要相互“再认识”，需要有更多“会语言更要精领域”的人才。据他观察，尽管当前国际环境下中欧关系面临挑战，但也存在缓和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客观条件。

语言沟通感情，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您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中欧建交的全过程，这对您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为何长期专注于德国和欧洲研究？

姜锋：当时，大学依据国家需求进行招生，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上外的学生大多会进入外交、外事、外经贸、大企业和教育等领域。我选择德语专业，就意味着未来将与德国打交道，我当时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翻译或外交官，而这需要对德国进行深入研究。

198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教育部，先在高教一司外语处工作，参与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我的基础工作包括统计各行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收集整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包括德国及欧洲的教育动态和做法，还有国际上的外语教学流派信息，为决策做准备。那时，外语教育与外国研究紧密相连，国家政策强调要重视对象国国情与跨文化交际教学。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高校办学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入职初期整理档案时，看到1983年德国专家小组来华考察后撰写的报告，他们认为中国多数高校（包括北外、上外）相当于德国的职业教育学校，而非学术型大学，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1985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关键节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赋予了高校办学自主权，为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我的领导，时任高教一司副司长蒋妙瑞先生参与了《决定》草案赴美征询意见的工作，我也借此间接了解了美国教育情况，深刻认识到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当时，外语干部就像“万金油”，除了本职的政策业务外，我还参与了中德应用高等教育合作、中英高校评估等项目，不仅要承担翻译工作，还要整理信息、提出建议。作为国家机关人员，他们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也是研究者，必须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实践，而欧洲是重要的研究区域。

那时，中德合作迅速展开，德国成为我国对欧教育合作的重点国家，合作涵盖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和远程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语言教育合作是重点之一。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全面参与了中德首次合作开展的中国德语教学现状调查（德方执行机构为歌德学院）。我们首次系统地调研了全国德语教育机构、师资、课程、教材、学生就业等情况，并针对性地组织了教材编写和师资培训工作，其中就很重视德国国情课程讲授。在这个过程中，我边学习边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拓展了人脉。

当时，中国的管理者需要兼具研究者的角色，国际问题与外语教育相互贯通，这与后来外语和国际问题研究细分的情况有所不同。1990年至1993年，我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担任三等秘书，亲身经历了中德关系起伏但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我与德国联邦教育部、发展合作部、外交部文化司、学术交流中心、研究联合会、大学校长会议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外交官积累的人脉是国家重要的外交资源。通过这段经历，我深刻体会到教育学术和社会人文交往在稳定国家关系方面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政治关系出现波折时。

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学习、大改革、大发展”的阶段，对国外信息的需求极为迫切，欧洲成为重点调研区域，驻外使馆的调研任务十分繁重。我撰写的关于德国高校后勤服务的报告受到了决策层的关注，为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参考；我关于德国高等应用技术教育和大学校长职权的报告也被纳入了改革决策。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也引起了德国的关注，我经常受邀到德国大学校长会议等机构介绍情况，在教育部积累的经验使我的介绍具有权威性。

在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也在进行深刻的改革。德国大学校长会议曾组织代表团访华，他们认为中国大学管理体系中的分类发展、竞争机制和奖励优秀的做法值得借鉴，尤其是大学的“重点与非重点”分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德国大学校长会议主席埃里克森先生在德国和欧洲高教政策界有很大影响，是德国高教改革重要推动者，他多次邀请我到办公室甚至在明斯特市的家中交流，深入探讨大学改革与中德、中欧高教交流。后来，他专程来华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我全程陪同。多年后在柏林相聚时，他提到中国高校的分类发展和竞争机制对德国高校结构改革产生了启发。1998年，德国推出“大学卓越倡议”计划，其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择优支持、分类竞争，其中借鉴了中国高校的竞争模式。埃里克森先生曾风趣地说：“向中国学习，就是学习创新。”

进入21世纪，中德、中欧教育学术交流的制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推动与欧洲国家签署学位学历互认协定成为重要内容之一。2002年4月9日，中德签署《高等教育等值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德国与欧洲以外国家签署的首个同类协定。《协定》由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女士和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弗尔马签署，我与德外交部文化司主管司长斯比格尔共同助签。双方经过两年多的协商，我经历了全过程，与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时任秘书长提斯、德外国文凭评估中心主任布哈尔女士反复协商，每次由各自主管部门确认，但两国政府没有就此举行正式的谈判，大家惊叹称“闻所未闻”。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德机构和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充分沟通。根据领导指示，我草拟了新闻通稿，强调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同类协定，将极大便利中德人员教育和科研交流，也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受到国际上广泛认可。

从1984年我国高校被视为“职业学校水平”，到1995年德国部分借鉴中国教育经验，再到2002年中德互认学历学位、2015年中国与多数欧盟国家签署互认协议，我有幸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从学习、合作到被广泛认可的全过程。

：您曾提到，选择上外德语系，部分原因是英语专业竞争激烈，也受到德国影响力的吸引。语言是如何改变您对德国和欧洲的认知的？

姜锋：小时候，我在家父的书橱里看到单行本《共产党宣言》，空白处满是批注。《宣言》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让我十分困惑，不理解共产主义为何被描述为“幽灵”。此外，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名言也让我难以捉摸。这些疑问激发了我对德语和德国的浓厚兴趣。直接用德语了解原文本内容的想法，一直吸引着我，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在德国，使用德语和英语进行沟通有哪些差异？

姜锋：差异十分显著。在德国，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较为流利地使用英语，且英语主要用于工作沟通，尤其是在欧盟层面。然而，在国别交往中，使用对方的语言能够极大地增进感情、深化沟通。我在德国从事外交外事工作时，德语成为了增进感情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当双方在战略或文化认知上存在矛盾时，熟悉对方语言可以直接深入其思想概念，有效提升沟通效果。掌握外语看似是个人技能，实则是国家话语能力和叙事实力的基础。

2001年至2006年夏，我担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欧洲处处长、司长助理和副司长，此时恰逢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教育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参与策划了多个重大项目，其中包括中国首次设立的对欧盟的“欧盟之窗”奖学金（每年资助100名欧盟青年来华，以回应欧盟的“伊拉斯谟+中国窗口”项目），这是中欧教育合作机制化的重要标志。

当时，欧盟官员希望学习汉语，教育部协调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设立专项奖学金，支持他们学习中文、体验中国文化。一次陪同部领导拜会欧盟教育专员费格尔时，我看到他办公室挂着阿登纳（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画像，便用德语询问原因。他是斯洛伐克人，改用德语回答：“阿登纳是我从政的榜样，欧洲必须团结才有未来。”英语可以用于工作沟通，但德语却能迅速拉近彼此的感情。2007年他访华时，与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签署了《中欧教育合作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欧教育关系进入制度化阶段。

我还参与了中欧法学院、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的筹建谈判。此前，1994年设立的中欧工商学院由于教育部门未实质参与，后续在解决制度兼容问题上耗费了大量精力。有了这一前车之鉴，法学院和清洁能源学院的筹建从一开始就由教育部主导。欧盟希望“以交流促改变”，而中方则需要培养高端人才，尽管双方出发点不同，但合作互利是可行的。谈判初期，欧方代表、欧盟驻华大使安博大使曾坚持将一些涉政内容列为必修课，被拒绝后，态度十分强硬。我回应道：“欧洲大学办学自主，中国也一样，欧方规定课程设置既不符合欧洲惯例，也违背中国制度。”我列举了德国和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最终，双方达成共识，2008年学院顺利落地。这让我深刻认识到，除了语言能力，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更好地兼顾双方意愿，为国家贡献力量。还有，有效交锋是交流的重要方式，在关键议题上可能是更重要的交流，但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

“会语言、精领域”，建构中欧认知新框架

：您在上外推动了与德国及欧洲高校的交流合作。高校互动在中德、中欧关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德国高等教育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姜锋：中欧高等教育合作既是双边关系的基础，也是引领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双方的理性认知是相互信任的前提，更是深入合作的根基。

上外与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与欧洲最早的校级合作之一。上外老院长胡孟浩先生具有开放的前沿意识，积极推动中德、中欧语言合作，致力于学科化培养人才、促进双方相互了解。

我到上外工作后，继承了前辈的事业，进一步从区域国别知识的角度深化与欧洲高校的合作，提出了“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理念。就德语专业而言，学生不仅要学好德语，还要系统学习德国知识，同时要了解中国国情，成为具备扎实外语能力的德国事务专业人才。这一理念也源于我多年的职业经验体会。

当前，中欧、中德之间的战略信任面临严峻挑战，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片面的叙事常常取代事实，阻碍了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语言，基于语言和专门领域的研究去系统解构片面叙事，进而建构中欧之间新的认知框架。

德国高等教育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社会性、贯通性和国际性等诸多值得借鉴的特点。综合性体现在德国高校与社会紧密结合，大学是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物理围墙的阻隔。例如，一些大型大学的各院系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与城市融为一体，城市为大学提供发展的土壤，大学则为城市注入学术和人文活力。实践性方面，德国理工大学的教授通常需要有5年左右相关领域企业的工作经验，约三分之二的工程师由应用技术类大学培养。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如德国大学的汉学专业，除了注重培养学生的中文语言能力外，更强调让学生了解中国的现状，培养其国别研究能力。社会性表现为德国大学的服务设施对社会开放，如柏林洪堡大学的主楼会议厅可供社会机构租用，大学的食堂和宿舍也纳入社会服务系统。我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借鉴这一经验，诸如在松江大学城等地试点高校后勤社会化，但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持续推进。从长远来看，大学的社会性与开放度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贯通性是指德国的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相互衔接，学生可以在不同阶段灵活转换学习路径。例如，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完成职业教育并工作几年后，再进入大学继续深造，或者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转专业。国际性方面，德国大学国际化程度较高，目前有近40万留学生，占学生总数的近15%，且近半数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德国就业，大学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培养人才的核心平台。

：您强调“会语言、精领域”。那么，通晓不同文化如何帮助中德、中欧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

姜锋：掌握外语无疑有助于沟通和建立友谊，但随着中欧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涉及的领域越来越专业化，如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如今，中欧关系已经高度专业化、领域化，“万金油”式的人才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准确把握双方关系的走向，这也是当前外语教育需要加强的方面，同时也是帮助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关键所在。

：中欧建交的关键要点有哪些？从您的教育和外交经历出发，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德国和欧洲？

姜锋：回顾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从我个人的职业经历观察，似可分为这么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1995年，中欧关系在曲折中逐渐恢复并不断密切发展，中国从单纯的“学习者”逐步转变为局部领域的合作者。2003年前后，中欧确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更多地参与塑造双方关系的过程中，双方力量结构的变化使得关系的复杂性显著增加。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制度对手”，这一三重定位反映出双方在战略认知上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严峻。欧盟从对俄敌对的视角来定义中国，这成为中欧关系的路障。此外，欧洲对中国既存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依赖，又担心被中国超越，这种矛盾心理加剧了双方关系的不确定性。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关键过渡时期，需要妥善应对欧盟在经济、科技、安全等领域的对华焦虑，同时积极推动双方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监管、能源安全等方面。

：有分析认为德国需要调整对华政策，与欧盟共同应对竞争。您曾提到德国“因价值观或地缘政治顾虑，对欧盟框架下的对华交流更为谨慎”。中德、中欧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中德关系在中欧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姜锋：中欧之间战略认知的偏差严重影响了双方的互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新相互认识”。对于我们来说，欧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模样，我们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去认识它；对于欧洲而言，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现实情况，他们同样需要重新认识中国。

当前，欧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俄乌冲突使欧洲沦为战场，给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过去几十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慢的地区之一，同时还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美国以“价值观”为由对欧盟质疑，使得欧洲在安全、科技和经济等领域缺乏自信和底气。今年的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欧洲存在“民主赤字”，这对自视“民主高地”的欧洲造成了巨大冲击。

在经济方面，中国对欧出口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并且出口产品从低端向中高端、高科技领域升级，在第三方市场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这让欧洲感到其传统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战略界的焦虑情绪不断加剧。然而，欧洲必须认识到，阻止中国发展是不现实的；同时，中国也应意识到，自身的快速发展客观上给欧洲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欧洲，需要平衡、可持续的中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加强沟通与交流，合作采取相应措施，缓解对欧洲的冲击，实现共同发展。

：如何理解欧方炒作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欧应如何平衡双方关系中的竞争性和互补性？

姜锋：欧洲渲染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是片面且不公平的，理论上不难反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欧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产品结构的升级，确实对欧洲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近年来，中欧贸易关系发生了变化，从以互补为主逐渐转向竞争加剧，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排他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欧双方领导人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提出了管控价格、数量等措施，这一趋势是积极向好的。中国需要通过“规模适当、质量提升”的方式来优化自身产能结构，例如新能源车企预计在未来5年内将进行大规模整合，行业整体质量有望得到显著提升，在适度扩张中欧贸易规模的同时，提高经贸关系质量。

：您在慕安会观察到美欧之间存在价值观分歧，有预测认为中欧关系可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这些契机可能出现在哪些领域？欧盟是否会走向战略自主？

姜锋：在慕安会现场，与多位欧美人士交流后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欧美关系出现裂痕，中欧关系应该回暖。然而，仅仅依据美欧之间的裂痕就判断中欧关系必然改善，这种观点忽视了中欧关系自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具有其自身的价值，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能够为动荡的国际秩序注入稳定性，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提供增长动力。遗憾的是，目前欧洲尚未出现具有战略眼光和领导力的人物来推动这一进程。

从现实情况来看，欧洲对美国存在根本性、生存性的依赖，这是美国长期对欧战略经营的结果，短期内难以改变，尽管欧洲人非常反感被看作是“美国的附庸”。例如，在安全领域，欧洲的核武器系统受美国控制，并且欧洲也依赖美国的情报支持来开展军事行动。同时，欧洲在经贸和高科技领域又需要与中国合作，但又担心过度依赖，很纠结。国际关系本身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与相互依赖，这是客观事实，欧盟当前对此过度解读了，片面地视为危险和风险，让自己背上了巨大的叙事包袱。是的，我的感觉是，“战略自主”已经成了欧洲人自设的话语迷宫，把自己绕进去了。

：如何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您对青年一代有什么期望和寄语？

姜锋：相互信任是中欧关系持续良好发展的基础，加强中欧青年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但这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双方政府应提供更多便利条件，教育机构和媒体也应积极参与其中。目前，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大量负面内容，这严重影响了欧洲学生来华学习的意愿。中国和欧洲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多彩的生活，双方应该以更加多元、客观的视角看待彼此。

从战略层面来看，当前中欧之间的认知偏差本质上源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相对滞缓。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几十倍的增长，远远超过欧洲的发展速度，这种发展落差导致欧洲产生了焦虑情绪。如何让欧洲适应中国的发展，并从中发现合作机会，是确保中欧关系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更要关注对方的感受和心态，做好“心理工作”，这需要我们具备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断推动国家的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当然包括中欧关系问题。

最后，我想对青年一代说，希望你们能够做到“会语言、精领域”，语言能力是人生的最基础能力，既要学好外语，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又要深耕专业领域，成为推动中欧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桥梁，并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实现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