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四月攻势敌情汇编》由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处编译，出版于1939年7月。“四月攻势”系1939年3月27日南昌沦陷后，蒋介石下令各战区反攻这一军事行动，其中又以反攻南昌为主，不过经过为时一月的反攻后，最终仍未能克复南昌。

罗卓英、刘膺古题词

本书的序言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消耗战，能够在每一次战役里，都给它以重大的打击，那么拿破仑莫斯科的惨败，眼看敌人会在我们国境里第二次遭受到。”刘膺古为该书的题词亦是“敌军进入愈深则我胜利越近”。尽管这两句话未必没有“持久战”的思想，不过此语多少还是为克复南昌未成功圆场。

全书主要由反攻南昌概要、缴获日军各部队、陆军省的命令、会报、编制表、阵中日记、教材、地图等文件组成，日军士兵的日记、书信、口供与缴获日军文件中反映出的国军此次反攻的战绩。

在书前的《编纂大意》中，作者王逸曙指出本书“均为直译，不加饰词”，此外尚有一部分缴获文书已先行呈缴，故未列入此书。在编后记中，该书译者则指出本书“深望阅者们慎重保管，尤须注意勿流入敌人或汉奸之手，致将来增加侦查敌情之困难”，可见该书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译者之一王逸曙本名金弘壹，朝鲜人，此时在罗卓英部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审问日军俘虏、翻译缴获文书，1945年任韩国光复军参谋长，回韩国后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陆军综合大学校长等职，军衔中将。

本书篇幅较长，包含大量的缴获文书，本文将仅介绍其中的日军士兵日记部分，以窥其时的日军士兵心态、日军的有关状况。尽管其时日军内部对于思想与言论有着较高程度的管制，一般士兵的真实情绪未必能形诸书信与公开场合，但此时对个人思想的管控尚未如在其他地方所见的那样，及于个人日记，这一点在接下来引录的日军士兵日记即可看出。因此观察日军士兵的日记，十分有助于把握他们的真实心态与所见所闻。

高田正明，东京人，隶属第106师团第147联队第1小队第1分队。他于1939年3月3日在日记中写道：“下次战斗，会暴尸异国，也未可知。想起自身的命运，悲痛欲绝。”第二天，中队长传达师团长进攻南昌的指令，他便写道：“现在及将来之我，确如风前之烛，夫复何想？”3月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以绝望二字来形容此时的心情，我以为是最好的形容词。”

由此可见，高田正明的日记里反映出强烈的悲观色彩，尽管这未必上升到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的悲观，也不一定和反战或是反省相联系。3月21日，进攻发起后，他看到友军横在地上的一百多具尸体，顿有兔死狐悲之感——“国内人士，不知战地情况，依旧祈祷‘武运长久’吧！”4月13日，高田正明在日记中写道：“每个士兵都怀抱着满肚皮的反抗，但未看见发表出来。”这两条日记均反映出当时日军士兵的内心世界，与我们透过当时日军的一些公开出版物、公文所看到的相异。

3月10日，亦即日军当时的“陆军纪念日”（纪念1905年3月10日日军在日俄战争中攻下奉天），高田正明报怨部队在这一天里没有发下香烟：“所谓的‘陆军纪念日’，什么也不给，待遇有稍微改善的必要。不发香烟与甜的食品我们是最愤慨的。”第二天，他又说：“没有香烟抽，真是残酷的待遇，这是战斗前的待遇吗？这种待遇，不止现在吧！其他的东西，什么都领不到，这样的生活，继续到何时呢？”

香烟尽管非生活必需品，但是在高度紧张、艰苦与危险的战斗环境中，其对于维持士气，稳定军心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以解放军为例，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尽管条件艰苦，但是部队仍努力“有计划地解决部队吃烟的问题”。但是，面对环境的恶化，这一点自然不容易保持，同样是在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即决议全军所有干部、战士一律取消发给纸烟。

高田正明的日记里，对日军后勤的反映自然不独香烟。4月7日，他看到墙壁上写满、画满宣传“日本军到处鸡犬不留”与“日本兵用刀刺鸡用手牵狗”的抗战标语、宣传画时，他苦笑不止，并说：“粮秣没有来，每日皆反覆征发中国米，不好吃，若无调味，真不堪设想。故连日各队皆出发征发蒜与其他野菜。”4月9日，继而写道：“日军稍停之处，田园为荒，鸡豚绝迹。”此外，有关强征妇女、放火烧屋、四处搜刮等日军暴行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录。

子安喜重，辎重兵，隶属于第101师团第157联队第3大队。1939年3月6日，他看到一群补充兵在练习拼刺刀，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虽然对此无恐怖之必要，现在是正练习着肉体的冲锋，但是仔细思量，不觉泪涌下来。”同时，此时上级要求储备粮食，一次不要下太多米，他又写道：“无论如何空着肚是不能打仗的。联队长的训示‘增进健康’不过是空文而已。”由此可见，他的日记与高田正明的日记相似，都反映了日军士兵对个人命运的悲观与对补给不足的不满。

不过，他的不满也许未必停留在口头，1939年1月4日，部队里举行天皇敕谕“捧读式”，第二天队长并要来巡视宿舍，他于是在日记中写道：“真讨厌！一到警备的时候，马上就有什么巡视、检查，刚在火线上侥幸保存了一条生命就拿出什么军纪、风纪来，在四十岁的男子面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真是讨厌！”

由这一条日记可见，子安喜重其人应该是四十多岁了，对于这种情况，后来冈村宁次总结道：如果结婚多年或者深受世俗生活影响的中年士兵占多数的话，随着纯洁性与遵守军纪的精神的消失，军纪、风纪就会容易紊乱。

不过，他对上级的不满未必全是来自对上级管束的不满，1939年3月19日，子安喜重写道：“官长命令做集积弹药的壕，藏人的壕却不要做，他们（指官长）的壕连掩盖也要做上！……军队里面阶级是要讲的，上官可以任意处置一切，口里说是敬爱团结！心里完全两样，不把我们的生命当作生命！”可见，日军内部这一种官僚作风多少加剧了军纪的恶化。

不可否认的是，日军并非没有自觉地维护军纪与维护日军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这一行为与其侵略行径是必然产生矛盾的，最终只会由此产生许多纠葛。1939年4月3日，子安喜重准备进南昌城征发马粮，结果为步哨所阻拦，步哨说：“奉命非有中队长以上之证明不得入城。”事实上就是不允许他们进城征发，他于是愤而在日记中写道：“补给品什么都不发给，征发又不许可的话，除了饿死之外，尚有何法？打起仗来任意杀人，这时候甚至征发也不许可；这不过是宣抚班所赐，如果这样是对的话，还不如由中国撤兵回去，还来得痛快！”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8月14日（日期可能有误），子安喜重目睹日军步兵第三联队“被中国军队袭击，碰着痛苦的事情，形容憔悴”，于是便在日记中写道：“东京的军队都是不能打仗的。”（步兵第三联队编成地为东京）此外，他的日记亦记录了日军施放毒气、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殴打民夫等暴行。而从他的日记来看，他对这些罪行，并非没有感觉到“羞耻”、“可耻”，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不惟自己也参与其中，同时也未在日记中有更多的反省。

第157联队第1、2大队死伤表

秋间修一郎，隶属于第101师团第103联队第2大队第5中队，东京人。1939年3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第157联队的重伤者有145名。此时第157联队亦正在参与进攻南昌的作战，日军称之为“修水渡河战及南昌攻略战”。根据第157联队下辖三个大队后来的战斗详报，第157联队2月1日至4月5日大约死伤153人（死54名，伤99名，不过其中的第三大队笔者仅见3月23日以前的死伤数字，可能是该部在后来的“南昌攻略战”中没有伤亡）。此外，在第157联队编撰的《我联队之战史》中，“修水渡河战”（1939年3月19日至3月23日，事实上，2月1日至此该部的主要作战经历也就是这一次作战），第157联队战死59人，战伤将校5人，战伤准士官以下竟付诸阙如。若此日记中记载的数字完全准确，则不难推知日方战报中的数字当有一定程度上的缩水。

《二十八年二月修河对阵间敌对我阵地侦察图》

此外，秋间修一郎的日记中亦记录了前述日军暴行，他对于这类暴行尽管积极参加，但也不免流露出暧昧的态度：“虽说是以年轻的女人该为军人安慰，但是惨酷啊！”

川喜一郎，隶属于第101师团第103联队第5中队。他的日记与其他人日记相较没有太多新鲜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子安喜重1939年4月3日曾准备进南昌城征发为步哨所阻，第二天，川喜一郎即在日记中记下，日军即将在南昌城内征发糖与罐头，可见在补给困难这一现实面前，日军想要维持军纪终究是缘木求鱼。

宫川军曹，隶属于第101师团第103联队第2大队第5中队。从宫川的日记中可见，抗战初期的淞沪战场，国军的交通破坏作战做得较为彻底，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1937年1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道过坏，大家都要哭。”12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敌桥皆毁，工兵甚忙。”

以上便是这本书中有一定价值的日记片段，当然，其他这里没有摘录的日记中，有价值的还有不少，特别是尚有不少日记记录了日军每天动向、死伤人数与国军反击、敌后游击的情况，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事实上，四月攻势缴获的诸多文书中，国军自身也十分重视其中日军士兵的个人日记。1939年5月18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转报陈诚5月14日发来的电文，呈报此次战役缴获的日记情况，并称“其后续部队多已疲乏不堪，落伍者每中队平均十分之四、五。敌因粮食缺乏，随地掠夺，用农民谷物、牲畜为食，并利用耕牛为运输工具”，同时谈到“有兽兵十八名强奸一十八岁女子，该敌亦自承惨酷”。由此可见日军日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