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以抗战初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主题，介绍关于该会的几份核心史料：《战时儿童保育》、《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战时儿童保育年刊》。

1938年初，“主任委员蒋（笔者注：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主任委员蒋宋美龄）嘱拨款创办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于汉口”。虽然该会名义上主要由宋美龄发起，但是无论从具体负责人还是从名誉理事来看，均可发现参与、赞助该会的人遍布社会各界，从国民党政权军政人物到中共军政长官，再到社会贤达与文教界人士，皆有涵盖。

该会常务理事会的常务委员、候补常务委员包括宋美龄、李德全、黄卓群、安娥、曹孟君、邓颖超、沈兹九、史良、孟庆树、徐闿瑞、任培道、刘清扬等人。至于名誉理事则从蒋介石、林森到毛泽东、林彪，包括了当时中国政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因此，国共双方皆对该会工作有较高评价，郭沫若在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

由于认识到“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的儿童们，直接或间接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而死的，不计其数。即便幸而能够侥幸活着的，也是流离失所，孤苦无依……最使人痛心的，敌人到处使用其以华制华的毒策，把我们一部分的儿童，迁移到他们的后方，施以奴化教育，使将来做打我们父老兄弟姊妹的敌人”，一方面，该会收留流浪儿童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儿童（包括“阵亡将士之子女、抗战将士之子女、因参加抗战而牺牲人员之子女、做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战区灾童”），让其“吃得饱，穿得暖”，另一方面则追求“武装他们的头脑，使成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份子”，毕竟，只有深切体会到战争的“恶”，才能真正感恩眼前生活的“善”与“美”。

基于这一道理，陈纪彝（该会总干事）指出该会有如下任务：

一、培养儿童民族意识及正确的政治认识

二、培养儿童抗战建国的能力

三、培养儿童健全的身心

四、培养儿童劳动的人生观，及生产技能

该会具体是如何抚养儿童的呢？《战时儿童保育年刊》一书中收录了各分会、保育院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概况，有助于我们考察战时保育儿童工作的实况。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8年7月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并在敌机不断轰炸、袭扰下于同年12月2日由既有的托儿所扩充建成保育院，有儿童220名。

卫生上，儿童早起、饭前、饭后均要漱口洗手，每晚洗脚、每星期洗澡一次，并对衣物水煮消毒，每月检查体格三次，同时设立卫生所、儿童病室与修养室。饮食上，儿童一日三餐以小米、蔬菜为主，每星期吃两次大米、白面和肉（“买白面大米又很困难”）。思想上，每日儿童均要爬山、进行野外游戏。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组织孩子剧团，孩子歌咏队，作抗战救亡工作，并自己出壁报，开晚会。每星期周二、周四、周六的下午，小学部的儿童都上劳作课、牧牛羊、砍柴、缝衣等，幼稚生则以纸工与玩具启发思想。

工作人员方面，边区分会特别强调“教师、保育员的态度都直接影响儿童生理心理之发育，我们也都很注意”。于是，尽管“保育员的生活，由某一方面看来，比工友还要苦一些”，但是“她们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牺牲的决心，虽然睡眠不足，吃的小米蔬菜，工作十分忙碌，常常感到身体疲乏，但她们时常以自己的生活和前方战士来比较，有的还觉得自己做的抗战工作太少了”。

为了调节生活，工作人员并且自行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其中有歌咏组、戏剧组，每星期开晚会一次，每月则由政府公演电影或话剧一次。此外，对工作人员的教育亦未放松，俱乐部设有图书馆、阅报室，有的参加研究组，有的每天公余上课，学习卫生、保育法、儿童心理等课程，每周并报告时事两次，每月开研究会一至两次。

由这几份史料观察，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建立背后的思想资源，有国民党政权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政治目标，有中共集体主义的教育理想，甚至不无基督教的精神（如陈纪彝亦系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但总而言之，即如李崐源（时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长）所说：

“教育者应如一个殉道者似的用真诚去了解体贴儿童身体发育的状况，心理的变化，和以往的生活环境，随时随地因势利导的去教导他，以真情去感化他、鼓励他……从此儿童们都知道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员，而不仅是张家李家的子女，消除因袭的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