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从《圣经》里“人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其害怕”的和谐愿景，到《礼记·礼运》中“小康”与“大同”的政治理想，免于“恐惧”一直是人类最质朴的本能渴望之一。无论是作为一种自人类文明伊始便相生相伴的古老情感，还是作为一种政治概念，“恐惧”在我们的时代仍然难以被完全驱散，种种不安仍然重压在每个致力于思想生活的人身上。历史学者、政治理论家艾伦·S·卡汉（Alan S. Kahan）在著作《免于恐惧的自由：一部未竟的自由主义史》（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以下引用此书时，只标注页码）中，以“恐惧”为核心视角，重新审视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动力与发展历程。卡汉现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Saclay）的思想史和英国文明研究教授。此前，他以对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与约翰·密尔（John Stewart Mill）等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深入考察而著称。在这本宏大作品中，卡汉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开篇伊始，他便提纲挈领地指出：“自由主义寻求构建一个没有人需要害怕的社会。摆脱恐惧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如果我们感到害怕，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这一洞见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第3页）在卡汉看来，正是“摆脱恐惧”，而非对平等或权利的追求，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本质。通过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卡汉梳理了自由主义从1.0到4.0版本如何在不同时代，通过调试自由主义的三大支柱——（政治）自由、市场与道德，来应对不同形式的恐惧。研究不仅纵览了自由主义从早期构想到现代复杂面貌的多线历程，更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思想传统，揭示了这一思想谱系内部并行不悖的多样性与亲和性，并以此阐明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并回应现代社会的核心议题，从而在恐惧与希望的张力之间找到生存发展的可能。

卡汉以“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扩展了朱迪斯·施克莱（Judith Shklar）提出的“恐惧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fear）概念，并为其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维度与具体指向。“恐惧的自由主义”不仅回应了康德的两大哲学追问“我能知道什么”与“我应当做什么”，还将第三问重新措辞：“我应当害怕什么？”对施克莱而言，其核心是对于“残忍”（cruelty）的恐惧，这一洞见直接来源于那些关于二十世纪现代国家带来的系统性暴行的历史记忆，也浸润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念。她强调构建一个避免由恐惧支配的社会是优先于任何乌托邦式的道德或政治理想的目标：“我们害怕一个由充满了恐惧感的人组成的社会。”（朱迪斯·施克莱：《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王容美、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38页）在卡汉看来，关于恐惧的自由主义并非冷战时期的专属议题，而是贯穿整个自由主义历史的核心挑战与内在动力。他进一步将施克莱笔下未被区分的抽象概念历史化与具象化，指出自由主义的演变根源于不同历史时期四种具体的恐惧：对宗教狂热的恐惧、对革命与反动的恐惧、对贫困的恐惧以及对极权主义的恐惧。这些恐惧推动了不同时代自由主义的演进，依次催生了原初自由主义（proto-liberalism）、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以及反极权自由主义（anti-totalitarian liberalism)。新的自由主义形式并非完全取代旧有形态，而是层叠交织，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想在历史中的灵活性与韧性。卡汉继续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家构建了三大基本支柱：自由、市场和道德——或称政治、经济与宗教/伦理，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家们的侧重有所不同。基于此，卡汉提出了他在本书中的核心主张：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纲领、语言和社会分析的说服力最强之日，正是其三大支柱充分协同之时（13-17页）。相较于施克莱，卡汉更大的雄心还在于，他试图通过历史考察为自由主义重新夺回失落的阵地：对希望的承诺。在卡汉看来，每一种恐惧都同时蕴含着相应的未来愿景，自由主义对进步的信念或许曾经式微却始终如一。（17-22页）

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捍卫的应当是什么，自由主义者才能进行有效的辩护。那么，自由主义的历史应从何处开始追溯？卡汉将自由主义思想史的溯源坐标从传统叙事中的奠基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转向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揭示了专制政体以“恐惧”作为治理原则的本质特征。因此，保障自由也就意味着建设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制衡与法律约束的有限政府的政治结构、引领公共美德与奉献精神的道德及促进温和风俗的宗教、塑造节俭与勤奋等商业精神的市场，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温和的（moderate）、无需恐惧的社会的基础。（38-49页）斯密的自由主义则直面经济与道德的现代性恐惧，试图在政治自由、市场与道德三重维度间寻求平衡。斯密认为，现代商业社会通过劳动分工和贸易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同时也可以推动物质与道德的双重进步，进而减轻人们的恐惧感。然而，市场的顺畅运作并非全然自发，也需要道德的支撑。他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同情”（sympathy）和“得体”（propriety）概念来平衡个体追求自利的动机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调和市场与道德的张力。（54-61页）市场作为自由运作的核心机制，促进交换、提高效率，并通过“看不见的手”将个人自身利益导向社会整体福祉；政府则保持适度的干预，在促进道德完善方面发挥作用；道德规范维持市场的信任和秩序，而商业社会本身亦可通过法律、习俗和社会认同促进道德进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62页；67-69页）卡汉指出，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先驱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开创性地将自由、市场与道德共同视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框架，这不仅与革命后自由主义者的反思紧密相连，更在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在完成对革命前自由主义思想谱系的溯源与重构之后，卡汉的论述进入其理论框架的核心部分：“自由主义1.0”版本的生成，以及属于“短19世纪”的恐惧与希望。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面临多重恐惧的交织：既延续着对君主专制根深蒂固的忧惧，又承袭着原初自由主义对于宗教狂热的警惕，更在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震荡余波中，滋生出全新的、对革命与反动的深切不安。这些恐惧往往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戒备。因此，如何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便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切与理论建构的着力点。（77-78页）卡汉以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为关键代表，揭示出十九世纪初自由主义形成的广阔脉络。康德与贡斯当更加关注个体的恐惧与希望，前者主张通过批判性思考这一“启蒙”的核心原则构建自由主义的道德政治文化，进而推动进步、抵御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与威胁；后者则立足古今自由的辩证张力，主张通过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边界与重构道德-宪政的双重保障，在商业社会中确立个人自由的现代性范式。而大西洋彼岸，身处新大陆实验场的麦迪逊则将焦点放在群体之上，思考党派的作用、不受约束的立法机关主导政府的危险性、个人利益如何与美德相结合。（77-110页）卡汉指出，三位自由主义的奠基者对于革命与动荡的共同恐惧与应对恐惧的三大支柱，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在十九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延续并发展着。

在寻找共性的同时，卡汉并未遗忘自由主义思想谱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革命的直接记忆逐渐褪色、工业革命重塑社会结构之际，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应对民主化与现代化双重挑战时呈现出显著的理论分化。从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兼顾功利原则与道德准则的立场，到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民主与自由紧张关系的深刻洞察，再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通过对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对自由主义共识边界的大胆拓展，这一思想光谱可谓横跨甚广，蔚为壮观。（111页-152页）然而，正如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等剑桥学派学者所强调的，思想史不仅需要关注概念的定义与理论的统一融贯，也应关注论辩中的思想动态及其话语方式。沿此路径，在第五章中，卡汉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将我们带到十九世纪政治论争的前线阵地。面对选举权、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一系列重要争论，主流的十九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者依然坚持认为免于恐惧的自由必须依赖政治、经济与道德/支柱的协同支撑。（197-198页）同时，以边沁（Jeremy Bentham）、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为代表的“薄型自由主义”（thin liberalism）开始主张自由主义应当摒弃完善主义（perfectionism）倾向，剥离道德或宗教的维度，转而建立在单一或双重支柱基础之上。（199-235页）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自由主义2.0”与“自由主义3.0”接连被提出，也分别对应着新的恐惧与希望。1873年约翰·密尔的逝世被卡汉视为“短19世纪”的终结与“世纪之交”（fin de siècle, 1873-1919）的开启。卡汉指出，日益富裕的社会与日益深重的贫困问题间的张力催生了第二波自由主义。人们相信社会不仅具备应对这一问题的能力，而且承担着应对这一问题的责任。（240页）无独有偶，霍莉·凯斯（Holly Case）的文章中也曾指出，智识精英对“社会问题”（Socia question）的讨论伴随着强烈的时代焦虑，体现为一种“自觉属于时代的恐惧性不满”。当贫困成为可以并且应当解决的“难题”而非可探讨的“问题”，自由主义内部也因对于“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而产生分歧：现代自由主义者，以道德与政治关怀为核心，主张通过国家权力的扩张来消除贫困，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则坚持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警惕国家干预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241-244页；247-248页）卡汉继续指出，第二波自由主义的突出特点便是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鲜明对立。二者在权利本质及“权利”话语的使用、贫困归因、国家职能以及自由主义历史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并不约而同地借助社会学、进化论等新兴学科来支持各自的立场。自由主义的内部分歧加剧了自由主义标签的碎片化，“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连带主义”（solidarism）、“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等层出不穷。最终，自由主义2.0不仅加剧了自由主义内部的分裂，还促使自由主义者逐步收缩其理论基础，为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新变化、福利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之争等埋下伏笔。

根据卡汉的叙述，“自由主义3.0”出现于一战后到冷战结束的历史区间。自由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一切乐观情绪击碎，在经济危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之下，非自由主义运动不断蔓延；战争动员机制下国家权力的空前扩张，更使得新型极权主义威胁叠加在传统的自由主义恐惧之上。卡汉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68年作为界限，区分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卡汉指出，面对意识形态政治与运动政治的威胁，1920年到1945年间的第一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往往试图弥合世纪之交以来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裂痕，以对抗共同的极权主义敌人。（328页）以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共同批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自由市场主张、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多元主义与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等为代表，卡汉指出，这些看似分殊的路径实则共享着深层共识：他们大多拒绝了自由放任，强调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共同价值，并支持社会保障网的作用。由此，他们摒弃了“自由主义2.0”倾向于收缩其理论阵地的论证，转而回归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三重支柱，强调自由、市场与道德的协同作用，尽管在卡汉看来他们对于政治支柱的重新思考相对有限。（369-370页）。而以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运动为代表的第二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则基于更为乐观的心态构建了一种高度“薄化”的自由主义。（376-377页；379-380页）。正是基于此，思想家与实践者们倾向于一种更具技术治理色彩的自由主义，以务实的政策调整取代宏大的意识形态建构。（380-384页）然而，这种自信在1968年后受到了剧烈冲击，标志着第三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的登场（1968–2000）。对他们而言，极权主义威胁虽不再显著，却更加抽象与广泛，诸如社会不平等抑或是国家的存在本身。在这一代反极权自由主义中，无论是平等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还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信仰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比以往更加鲜明，彼此之间的张力更胜以往。（385-403页）当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明确表示了对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化趋势的拒绝。（409-414页）卡汉在对反极权自由主义的代际演变进行分析时指出，相较于第一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市场与道德三重支柱的短暂重申，后两代日益倾向于依仗单一支柱来构建其理论体系。在卡汉看来，这种“单维化”的趋势，实则是一种自我削弱的辩护策略，使得自由主义在面临二十一世纪初民粹主义的崭新恐惧时显得力不从心，既无法激活历史经验中的复合防御机制，又难以建构具有时代穿透力的新叙事框架。（第376页；第415页）当下，“自由主义4.0”的前景关键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再次实现自我重塑，以有效回应民粹主义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卡汉以乐观的笔调结束了他未竟的故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传统，始终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行。……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失败，因为危机意味着更多人陷入恐惧之中；但与此同时，每一次危机也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契机，使其得以迈向一个恐惧更少的社会。（第449页）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注重历史语境、同时兼具现实关怀的自由主义思想史。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鲜有词汇能像“自由主义”这般被广泛使用与流传。自由主义已然成为西方政治话语中的“元范畴”，但其内涵和边界却始终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朱迪斯·施克莱便曾指出：“滥用和过度引申，使它（自由主义）成为一个泛泛之词，既可用于谩骂，也可以用来赞美。”（《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27页）约翰·邓恩（John Dunn）也感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包括“令人困惑的诸多范畴”（John Dun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3.）。即便是将自由主义限定于纯粹的政治范畴，其概念本身也展现出极大的弹性，导致学界至今难以达成统一的定义。那么，面对一个我们尚不完全清晰的概念，又应当如何就其进行讨论？卡汉所采纳的路径，是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语境化的分析，其目标并非从抽象概念或经典文本中提炼出一套脱离历史的自由主义核心承诺，而是通过还原其具体语境，揭示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方法为理解自由主义的演进过程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腻和动态的视角。然而，正如邓肯·贝尔（Duncan Bell）所言，要进行一部涵盖全面的自由主义语境嬗变的历史研究，其方法论要求之高，几乎使这一尝试带有“堂吉诃德式”的色彩。或许这正是卡汉将其著作及这段历史定义为“不完整”（Incomplete）的意旨所在——面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多样性及其复杂语境，任何尝试可能都难以真正涵盖其全部面貌；而自由主义的历史既因其多种版本的持续演化显得难以穷尽，也因这一演化始终未竟而凸显研究的必要性和开放性。我们无法确知“密涅瓦的猫头鹰”最终会将我们引向何方，但自由主义者将注定继续探索这一复杂传统、面对时代背景下的各种恐惧与希望，以确保自由在未来得以延续。卡汉的研究也启示我们：无论对于自由主义者还是其批评者而言，自由主义的当代危机某种程度上源于历史维度的匮乏；而历史学者们所能做的，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正如卡汉多次援引的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洞见所示，其研究并非仅仅停留于复原“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而是意在发掘一个能够回应当下困境的“实践的过去”（practical past）。也正因此，本书的论述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主义当代危机的诊断意识。卡汉借用计算机版本更新的语言对自由主义思想史进行分期，尽管略显机械，但无疑清晰可辨的。通过重构三个世纪自由主义围绕四种恐惧、三重支柱展开的历史，卡汉揭示了这一漫长而广阔的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自由主义的动力始终源自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于摆脱不同恐惧的向往，而希望的现实化路径则深植于公民社会的有效运行。最终卡汉得出结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应当将理论体系诉诸全部的三大支柱。他特别强调，必须恢复道德在与政治和经济并列中的地位，而这正是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先哲们曾反复申明的。基于此，卡汉为民粹主义的新挑战开出处方——以某种新形式回归完善的自由主义。他明确指出：“回应民粹主义必须从道德角度出发，同时不忽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解决方案，而自由主义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443页）完善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确很容易显得更有厚度与感召力，它直接回应了人类最根本的诉求：不仅是生存，更是对意义、尊严与自我实现的追求。而当国家宣称致力于帮助公民实现“美好生活”时，这种承诺天然契合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理想期待。在这一点上，卡汉并非孤立无援。在近年来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中，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与萨缪尔·莫恩（Samuel Moyn）等人在试图挖掘自由主义传统中关于自我发展与美德的内在潜力方面与卡汉产生共鸣。罗森布拉特通过重新审视“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从古罗马到当代的发展演进，强调了法国和德国自由主义思想不同于英美传统而在国家建设与道德完善性方面的贡献。而莫恩则谴责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放弃了更具吸引力的发展路径——即卡汉所倡导的同时包含“三重支柱”的完善自由主义，最终导致自由主义自身的削弱。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在二十世纪危机叙事下，个人主义被刻意强化，而自由主义传统中公共善的伦理维度则遭遇遮蔽。相较于莫恩为冷战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构建的肖像画廊，卡汉的代际划分为我们理解自由主义的多样性提供了更加细致、同时也更加具有历史深度的框架。借由这一框架，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思想家们恐惧的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为第三波自由主义的反极权自由主义内部，也并非只有单一或固定的“恐惧”。例如，哈耶克最为戒备的是那些自称能够规划经济秩序、决定价格体系的人；由此，他以对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的体认作为其理论基础与自由存在的正当性依据，强调自由市场及更广泛的自发秩序的消极自由概念。（337-340；347-348页）而以赛亚·伯林最为警惕的是那些自称掌握“所有价值排序标准”的“单一论者（monist）”；基于此，他以严格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推动多元主义作为反极权主义策略，试图瓦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道德上的单一正当性。（348-352页）无论是卡汉和罗森布拉特对于自由主义演进的历时性考察，还是莫恩聚焦于冷战思想家对自由主义进行收缩性重塑的分析，尽管在具体的论述侧重上有所差异，这些研究共同拓展了我们对这一思想体系复杂性的理解，也提醒我们自由主义蕴含着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和潜力。

诚然，卡汉等学者重提自由主义道德支柱是合理的：任何一个稳定的政治或经济体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关于“个人应如何生活”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之上。在卡汉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自由主义逐渐简化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学说，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后果在全球范围内的民粹浪潮中暴露无遗。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反精英的情绪，而是建立在道德排他性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政治——它将自己作为“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第417-418页）卡汉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并非经济焦虑或民主赤字，而更深层地根植于一种“文化疏离”（cultural alienation）：民粹主义者群体，包括民族主义者、相对被剥夺者以及传统宗教信仰者等在内，他们感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正在被自由主义精英与全球化所边缘化。尽管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或社会福利方面有所改善，民粹主义仍然在不同阶层和地区广泛蔓延。这表明，民粹主义者的愤怒和不满并非仅仅源于物质匮乏，这种“深刻的失落感”更深层次地关乎归属感与价值感的丧失。（422-432页）因此，自由主义若要重新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仅靠提供经济和政治改革是不够的，必须直面道德维度，重建自由主义的价值共同体，让更多社会成员——包括民粹主义者——在其中找到被纳入“自由主义承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问题是，自由主义的道德支柱究竟应如何重建？完善主义在道德相对同质化的十九世纪赋予了自由主义强劲的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直接适用于二十一世纪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彼时，自由主义的道德维度建立在相对稳固的共识之上，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已使得道德共识的重建变得异常困难。如何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避免道德相对主义陷阱、又如何在不陷入道德专断的前提下确立规范性判断，则是比学者在书斋中的倡议更为棘手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主义的道德承诺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稀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卡汉所言完全放弃了自身的道德支柱。与其说自由主义抛弃了道德维度，不如说它试图在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中寻求最广泛的合法性，从而调整自身的道德立场。而另一方面，美德本身也需要限度：历史经验表明，无数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的支持者曾以“道义上的必要性”和“政治上的紧迫性”为理由为残忍与暴力辩护，甚至推动暴力行为的实施，美德从而成为更大恶行的温床。即使不存在国家层面的不容忍和压制，援引密尔的理论所言，个体仍然可能遭受来自“社会权威”的非正式道德规训所带来的恐惧感，而这或许将使得完善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无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包容性，也难以维持其自身的稳定性。由此观之，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遗产或许并非单薄而过时，而是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被认为由“薄型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冷战时期，同样有着诸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强调道德责任、对话精神和自我怀疑，既拒绝极端的现实主义，也警惕道德完善主义可能带来的专断和压迫。例如，雷蒙·阿隆在《论自由》中便认为，思想自由和民主程序不仅是对绝对权力与专制的反抗，而且同样可以提供塑造个体理性与崇高品格的机会。阿隆指出，自由主义希望塑造的，并非本性发生根本改变的“新人”，而是“使制度具有生命力和变得美好的一种人——对于他遵守其法律和揭示其缺陷的社会来说，他是自由的。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如有必要，他就能要求和获得探素真理和灵魂得救的权利”（雷蒙·阿隆：《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18-119页）。今天，这一思路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自由主义必须重申其道德支柱，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复刻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版本，也并非诉诸道德至上的权威性，而是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力量，赋予人们塑造理性和道德的空间；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实践理性为原则，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更能够提供价值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生活方式。

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脉络中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显然并非易事。卡汉在书中展现出对历史及理论整合的驾轻就熟，但其“恐惧驱动”的诠释范式仍难免存在某些视角上的局限，尚可进一步探讨。例如，卡汉虽然敏锐地指出了“恐惧”这一自由主义的原动力，但是否多少低估了自由主义演进中的积极驱动力？自由主义并非仅仅是对狂热、专制、暴力等等的防御性反应，它同样包含着对人类自我实现的信念以及对创造性个体生活的积极追求。例如，在卡汉最为看重的“自由主义1.0”阶段，贡斯当、密尔与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便并非仅仅以避免恐惧的消极方式建构自己的理念，更致力于建设一个为创造性的个体生活奠定基础的现代社会。尽管卡汉在强调“恐惧”之余，也提到历史中不同的恐惧所对应的“希望”，但他所阐释的“希望”始终由恐惧所定义，显得偏于消极而力有不逮。罗森布拉特的研究提醒我们：自由主义政治不仅是有限的、消极的，恰如其词源所示，自由主义也是慷慨的、宽宏的、丰富的。在这一点上，“安全”维度的引入，或许可以为之提供必要的补充。在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中，“追求安全”与“摆脱恐惧”互为表里，其内涵同样随历史语境变迁呈现出丰富的阐释。自由主义始终关注安全，这种安全首先关涉个体的生存保障。正如洛克明确强调，政府的正当性恰恰在于能否保障个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孟德斯鸠在区分“哲学上的自由”与“政治上的自由”时也明确指出，后者的关键就在于“有安全，或是至少相信自己有安全”，而通过法律确立的安全构成了自由的基础。在1688年英国的《权利法案》中，个体的“安全”得到体现，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部分被制度化和法律化；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进一步将“安全”确立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之一，与自由、财产和反抗压迫并列。在“旧制度”时代权利毫无保障的背景下，人们的核心关切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同时也希求言论出版与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安全。而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将“安全”从“旧制度”下的贵族特权重构为适用于全体公民、由法律与制度保障的普遍权利。进入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拓展了安全的内涵，使其涵盖更广泛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安全，确保个体不因贫困或不平等而失去行使自由的基础。“安全”不仅意味着摆脱恐惧的阴影，同时也意味着个体拥有免于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的保障，从而能够积极地行使其权利、追求自我实现。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模式与霍布豪斯等人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潮，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自由主义对安全的关注也扩展至国际层面，推动了以制度、合作与法治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建设。然而，二战后“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以及当代数字监控技术的滥用，又使得自由主义不得不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重新寻求平衡。当代自由主义对“安全”的关切更是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范畴，扩展至全球治理、区域稳定以及人权保护等更广阔的议题。回溯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对安全的渴求几乎始终是这一思想体系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建设性维度，也塑造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关乎对恐惧的克服，更关乎个体权利的落实与积极行使、社会的进步以及自由的可持续性。

今天，自由主义如何在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到包容性的道德共识，如何在确保自由和尊严的基础上推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持续对话与合作，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悬而未决的命题。不过至少，正如卡汉做出的诸多努力那样，我们可以保留对自由主义思想谱系本身复杂性的深刻体认与想象力，同时不断发掘思想资源，从而探索如何将人类历史上的思想传统有效更新，更好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毕竟，只有对过去的理解更加丰富，我们才可能开辟出更多样、更具可能性的未来路径。在未竟的恐惧与希望之间，思想生活本身便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质询与精神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