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特推出“复旦史学百年”专栏，刊载关于谭其骧、顾颉刚、杨宽、章巽、耿淡如等大师、名师的研究性文章。他们不仅是复旦史学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历史学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专栏刊载的文章并非学人自述或回忆，而是力图从某一问题切入，阐发这些大师、名师的学术贡献及学术脉络，借此揭示复旦史学的学术传统，以期为后来者提供启迪与镜鉴。

各种版本的《中国历史文选》

周予同（1898－1981）

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是高等学校文科历史专业基础教材，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畅销不衰，成为国内史学选学的第一部经典文本。本文利用文本、档案和口述资料，全面复原周本《历史文选》的编纂过程，并从选篇特色和注释等方面入手，尝试评估这一经典教材的贡献和作用，揭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教学中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的学术传统。

一、20世纪50至60年代启动的《中国历史文选》编纂计划

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讨论课程设置，其中“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两门课源于陈垣先生的提议设置。1951年教育部发布教学计划指示后，复旦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提出设立“中国史学文选”课程，选授中国史学名著若干篇，从现代倒溯到古代，内容与形式并重，旨在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史料的能力，并运用现代历史知识进行分析。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在内部流通过若干自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张柯在研究周予同先生的过程中，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发现了1953－1954学年周予同所编《中国历史文选》讲义油印本。讲义采用选文和注释两个板块的设计，一方面绍介古今史学发展，让学生建立整体、发展的历史观念，一方面根据实际教学情况适度调整选文顺序，以便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油印本教材封面

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油印本教材内页

1958年“教育革命”导致教材质量普遍下降。至1959年底，教材短缺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指示要重点解决文科教材问题，周扬具体负责实施。1960年，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尽快编写整套文科教材。1961年初确定“先解决有无，再逐步提高”的原则，采取“选、编、借”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教材问题。于是，周扬立即召集高教部、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几个主要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座谈文科教材问题，要求分文、史、哲、政、经、教6个组，就文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阅读书目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多种方案。1961年4月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教学经验，修订了文科7类专业教学方案，制定了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其中，“中国历史文选”作为历史专业基础课程，委托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担任其教材的主编。

《中国历史文选》编辑计划（草稿）

编纂工作于1961年5月正式启动，编选团队以复旦大学教师为主。编写计划明确了四大选篇原则：按学生程度选择、选取经典代表作、展现史学体裁发展、激发讨论与批判能力。编纂工作高效，上册仅用五个月就完成编纂，于1961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首次印数18000册；下册于翌年出版。教材历经多次修订，1964年修订上册，1977年进行第三次修订，1979年出版第三版。1980年后因周予同健康原因，由朱维铮负责修订工作，1983年出版下册第三版。

1961年第一版，《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书影

1962年第一版，《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书影

二、主编周予同及其领导的编选注释团队和工作模式

要了解周本《历史文选》的选篇，就需要了解主编及其带领的这个选编团队。

周予同（1898—1981），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又一学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早年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钱玄同、朱希祖等老师对其影响很大，奠定了深厚的经学研究基础。他亲历五四运动，深受“科学”与“民主”思潮影响。1920年代至1940年代，周予同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大学、暨南大学任职，出版了《经今古文学》《经学历史注释本》等重要著作，积累了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1945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后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1959年起，他恢复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并悉心培养学生。周予同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座谈会上指出吴晗是“清官”，并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因此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1981年7月15日早晨溘然病逝，终年83岁。

编选团队主要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为核心。据1961年初版《编辑说明》记载，参加编选的有丁长洪、朱维铮、汪槐龄、徐连达、唐玉田、黄世晔、赵人龙、邓廷爵、苏乾英等教师，以及1956级中国古代史组的十位同学。1979年版版权页记载的团队成员有：苏乾英，黄世晔，汪槐龄，邓廷爵，赵人龙，徐连达，唐玉田，朱维铮。研究生王春瑜、李祖德等也参与了初稿编选。下册编辑说明中还提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汤志钧亦协助选篇。

朱维铮是《历史文选》编选团队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作为周予同的助教和编选组秘书，他不仅承担沟通协调、整理文稿等事务性工作，更通过选择篇目、校点正文、注释典故、写作解题等实践，阅读了大量史学原著，熟悉了中国史学的体裁演变和观念方法。这段经历为朱维铮的学术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此后自然成为修订工作的接班人。

关于编选工作的程序，曾有一些争议。姜义华口述指出其各篇题解观点全部是陈守实教授的课堂内容，朱维铮在协助时将该观点移交给周予同，周予同本身缺乏这些理论概括。廖梅提出质疑，认为此说法若属实，则表明周予同不仅抄袭陈守实成果，同时还攘夺朱维铮的编选功劳。对此，朱永嘉回忆，该书系复旦历史系集体编撰成果，具体工作模式为，周予同选定全部篇目，助教和青年学者撰写注释与题解初稿后，由朱维铮整理抄写，周予同审改和修订，最终审定权在周予同手中。同时，陈守实教授也鼓励学生将其创新观点发表传播。他强调当时对知识产权的看法与今不同，“知识是社会的财富，学术是公器”，不应以现在的观念苛责前人。

朱永嘉关于版权观念的认识未必正确，但他回忆中有一点所述颇为符合当时的实况。50至60年代中期，个人名利思想遭到批判。当时教研室有限的学术交流，成为教师之间仅有的交流看法的学术空间，交流时并不强调个人署名和优先权，这是同事之间所能进行的学术交流的主要方式。当时很多年资很高的教授经常在教课中阐述新见，也鼓励青年教师利用其去进行学术创作。我们不能以今天强调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的观念，去理解那一个时代的学术生态。联想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今天历史系导师们指导学生，仍然可见这种精诚团结、学术互助的传统。

《中国历史文选》教材最初是由1956年周予同先生参与高等教育部委托起草的部颁《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随后于1961年5月建立编选注释团队，10月便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初版上册，翌年11月初版下册。作为试用教材，1963年发行，中华书局胡道静任责任编辑。以后上、下册依次修改，1964年修改上册，8月出版第2版。1978年完成第3版，增加甲骨金文等内容，奠定该书框架。1981年周予同先生去世，由其学生和助手朱维铮负责订补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任责任编辑。虽然教材在历次重印时都有订正，但在版本标识中仍将其作为1979年版，也是今天该书的基本版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版，2013年6月出版由朱维铮先生提交的修订版。

《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修改手迹

《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修改手迹

《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修改手迹

《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修改手迹

三、周本《中国历史文选》选篇的经典性

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多次再版，并经朱维铮先生屡次修订，在当前《中国历史文选》之中，为高校历史系采用的经典教本，采用选文、解题、注释三个板块的设计，予历史文选教学以很大的便利，筚路蓝缕之功，实非浅鲜。其经典性主要体现在选篇和释义方面。

（一）选篇特色：史学素养的训练

历史文选教科书是史学课程显性的表现形式，在历史学基础教材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选篇的首要特色在于“养成学生历史观念”。按照周予同先生最初设计，选文“按时代先后排列，养成学生历史观念，不完全按文字体裁及难易程度排列”。1979年修订本加强了这一特点，增加了甲骨文和金文内容。选文时间跨度宏大，上起先秦甲骨金文，下迄清代魏源《海国图志》和梁启超《新史学》，既表达了博古通今的气象，同时也是主编涵泳旧学绍介新学旨意的表达。

其次，选材注重典型性与多样性。如有最早档案文献汇编的《尚书》，也有作为史料的《诗经》；作为国别史的《国语》《战国策》；有正史、实录，也有不同类型的札记、笔记，如《世说新语》等；有典志体史书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长编》，以及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有第一部学案体学术史的《明儒学案》，也有世界史地文献《海国图志》。1979年修订本增选谱牒文献《世本》的《作篇》，呈现《诗经》不同面貌的《七月》《公刘》《閟宫》，以及《大唐西域记》和《日知录》。即使同一史书也力求全面，如《史记》选篇就涵盖本纪、世家、列传和表等不同体裁。

第三，注意选篇之间的关联性，以使学生通过历史文选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如《尚书·牧誓》与《逸周书·克殷解》均记述武王伐纣，但前者是战前动员令，后者为征服过程，二者有某种互文关系。1979年版新增《楚辞·天问》，与《诗经》形成“诗中有史”系列。从《史通》“六家”“二体”到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编者有意识突出史书体例的演进脉络。而选编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俭啬”和“汰侈”等篇，除展示各书特色外，则含魏晋南北朝三大史注的内在关联。

第四，选篇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1961、1962年初版上下册渗透主编周予同先生经学史研究的观念，如春秋三传选篇中，《公羊传》选“晋赵盾弑君”，《谷梁传》选“虞师晋师灭夏阳”。在1979年修订版中，编者删去《公羊》《谷梁》两传篇目，仅保留《左传》的“晋楚城濮之战”，并增选“宋楚泓之战”。同样，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改为《孔子改制考》，也体现了淡化经学、强化史学的修订思路。

第五，高度重视序跋凡例的导读功能。教材精选了8篇序跋凡例，包括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郑樵《通志·总序》、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章学诚《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序言等。这些序跋作为“副文本”元素之一，与正文形成互文关系，作为史籍“副文本”的序言和凡例，对于史籍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注释特色：校订考证与阐释新义并重

周本《历史文选》中每篇选文都附有简明解题和作者小传。原著选文各本文字如有异同，都加以校勘，采善而从，如有必要，略加说明。篇末附注采用的版本，则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选文的原文都加以分段标点，需注释处，加以略注，不求过详，俾教师有所发挥或补充。

周本《历史文选》的注释一般可以分为如下若干形式：

首注类注释，无前人旧注可以参考，属于开创性的注释工作，所注均出己意。成为后人注释时征引、引申或补充批评纠谬的对象。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彗星先出东方”一条，1979年版增补注释指出：“据研究，这是指哈雷彗星……《史记》这段记载，便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第一次准确记录。”这一条注释为后人引用，也引起质疑，有学者提出《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更早。

述注类注释，祖述前人之说，加以发挥，以补充旧注解释之不足。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智以藏往，神以知来”的注释中，先指明语出《周易·系辞》，引用《正义》疏解，进而阐释：“原意是说，未来的吉凶都包含在事先不可预测的占筮变化里，而过去的吉凶则从已筮的卦形里可以得到确定的判断。这里引喻历史著述与记注的不同要求，犹如蓍卦的不同运用。”

校订类注释，辨析考证前人旧注，校勘讹误，列举新证据加以订正。如《左传·晋楚城濮之战》“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一条，初版仅注“引文不见于今本《尚书》，已佚”。修订版则深入考辨：“引文见于今本《尚书·尧典》，但‘赋纳’作‘敷奏’ ……按《尧典》晚出，这三句误抄自《尚书·皋陶谟》‘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左传》因袭误文，曲解了原意。”

纂集类注释，合旧注众注为一注，排比成新注，使读者对各家解说之异同一目了然，并提出编注者认为比较合适的一说。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的注释中，编者列举三种传统解释：一说将军指长安君成蟜，屯留、蒲鶮为地名；二说壁、蒲鶮皆为人名；三说成蟜反未成，士卒蒲鶮乘将军壁死而起事。最后判定“第三说较为妥当”。

译注类注释，对汉籍中的一些外来词进行追根溯源的注释，或对外人的生平予以简注。如《洛阳伽蓝记·法云寺》“祗洹”条，详细注释：“祗洹是梵语Jetavana的译音，就是佛经中的太子祗陀树给孤独园，省称祗园或祗树园。”随后讲述给孤独长者购园的故事，阐明精舍作为佛教中对修行者居处的称谓。

存疑类注释，由于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至今仍存有疑问，无法得出确凿结论，编注者采用实事求是的存疑方式。如《尚书·牧誓》开篇“甲子”日的注释，先说明“依周历推算，是周武王即位后十三年的二月五日。但据《史记·周本纪》，则为武王十一年”。朱维铮修订时补充：“近年有从《淮南子·兵略》记载武王伐纣那年有哈雷彗星出现，推算此年即公元前一〇五七年，但尚待更早的资料证明。”事实证明，这一存疑完全必要，因为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至今未有定论。

周本《历史文选》遵循了史学选本所要求的经典性、权威性、指导性和启发性四个原则，特别注意历史上不同作品的体裁选择。选文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并养成其批判性的历史篇文。六种注释类别上几乎囊括了历代注释家所能采用的所有类型。选家、注家自身的史才、史学、史识，在完成《历史文选》选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历史文选》得以成为史学选学经典的重要保证。

四、一门课程的传承和一本教材的阅读史

教师讲授历史文选，多依托这一种教材。周本《历史文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文选教学得以进行的前提。据学生吴浩坤回忆：“周予同先生和蔼可亲，上课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有写大段板书的时候才看一下笔记本。”此外，周予同先生重视学术动态和学习方法，鼓励学生成为“历史学家”。

20世纪60年代，朱维铮先生开始承担教学任务，其授课方式独具特色，学期初发放微型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基础，期中组织师生座谈会，创造“没有讲台”的平等交流氛围，在看似随性的交流中，深入浅出地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做学问。

1978年，夏义民老师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开设课程。他率先使用油印本教材，并将《古代汉语》与《文言虚字》作为辅助读本，引导学生比较不同注解。夏老师调任别院后，由刘炳福兼任课程，此后由许道勋老师担任主讲，其上课风格单刀直入，不谈他事。

1985年笔者硕士毕业留校，由朱先生建议，在许老师指导下教授课程部分单元，1990年起由笔者独立主讲。在教学中，继承发展前辈的方法，期中设专题讨论，要求学生撰写发言提纲；增选中外交流文献，引导学生进行版本校勘和史料分析；组织学生参与学术会议，发表研究成果，让其养成一种比较的视野，保持一种“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1987年，笔者与朱先生一起参加了首届中国历史文选研讨会，1992年笔者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历史文选研讨会，提交多篇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先后刊载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层出不穷。周予同、刘乃和、张大可、张衍田、汝企和、周国林、贺卓君、张家璠、何晋、王育济、陈仰光、阙勋吾、汪受宽、李晓明、郑铁钜、陈一梅、华锺彦等都曾主编过《中国历史文选》，这些教材各有特点。由于周本《历史文选》的主编者周予同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史家，其编选的篇目见解独到，对后来诸多同类教材都起到了示范和参考作用，至今仍是全国采用面最广的教材，也给业余读者极大的帮助。周予同先生主编的这套教材，通过不断完善，旨在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合适教材”。“周予同先生学术之功力、严谨之态度、执着之精神，令人敬佩，堪称典范。”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封面及首页

结语

选本是海内外文献学习所采用的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方式。“选学”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最早的诗文选本可追溯至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不过该书于经、史、子之作，一概未选。即使到了清代沈德潜以“别裁”命名的三部诗选，仍局限在文学领域。在史部文献中，单本历史著作的选本《史记菁华录》《文献通考详节》等，多本合集的历史著作选本有宋代吕祖谦所编《十七史详节》， 清代朱堃所编《新编二十四史菁华录》，但均不属于综合性史学著述的选本。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的宝库中系统的选篇，形成学科意义上的专门教材，应是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开其端。

周本《历史文选》以其独特的方式，确定选文的标准和选录的范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广收博采，探珠于史海，选材于书林，确定编排体例，撰写说明，为篇文一一作注，为学生和读者认识中国历史文籍的璀璨星空，开创了史学选文的范例。

“中国历史文选”是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开创的历史学系的新课程，50年代由周予同先生规划教学大纲，并在60年代启动教材编纂。周予同先生在教授“中国历史文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国历史文选》在短时间内完成出版，是周先生主持的编选注释团队高效率的产品，同时在教材编选注释和这一课程周先生与朱维铮、夏义民、许道勋等教授，建构了复旦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的传统。这本教材以其独有的经典性让我们想起了历史系曾经走过的岁月，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系文选课程教学真切的史影。

（本文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周维文摘编，完整版收录于《承百年学脉，开史学新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