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我比她小9岁，出生在仙境蓬莱一个半山半海的小乡村。父兄在北平做事，春节回乡探亲，从我记事起就听他们讲故宫的故事。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00天后，我来到北平。来北平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去参观故宫。故宫之宏伟气象、壮丽宫殿，给我这个乡下小孩以心灵震撼。这圆了我童年的一个梦。当年夏天，我考入六中读书。同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新中国开国大典。这是我人生转变的一个天时。是为我与故宫的天之缘。

我身在北京，住家在西长安街之南侧，学校在南长街之西侧，住家、学校与故宫之间，其南北、东西各只有一街之隔。这就使我到故宫看典籍、查档案，观文物、会朋友，研讨、请教，路程很近，极为方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星期日除外）带着窝窝头，赶在故宫西华门开门之前，一开门就进，傍晚闭馆才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记得一次一位记者问我去过故宫多少次？我说：“超过1000次。”是为我与故宫的地之缘。

而后我学研明清史、北京史、满学，经常去故宫，实地考察，研讨学术。改革开放后，我参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史研究会、中国紫禁城学会的筹建，后来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见证了《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紫禁城》杂志创刊，并成为其作者。同时结识了许多故宫内外研究故宫学的专家学者，我们保持密切的学术友谊。是为我与故宫的友之缘。

因研究的需要，承蒙故宫博物院特许，我曾在故宫考察坤宁宫萨满祭祀大锅，测量锅的口径和深度；又带着卷尺，测量从养心殿后寝宫到前殿，雍正帝“上班”时实际走的路有多长（只有1.8米）；还实测“三希堂”内室实际面积只有4.8平方米等。几十年来，出于多种因缘，故宫的宫殿楼阁我都参观或考察过。是为我与故宫的学之缘。

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邀我讲“清宫疑案”系列，而后又讲了《明亡清兴六十年》《大故宫》等系列。为纪念故宫建成600周年，在喜马拉雅音频讲了《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出版《故宫六百年》。将学术研究成果，通过电视、电台、书籍、网络等平台，分享给广大受众，这不仅在国内有广大受众，而且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回顾以往，故宫既是我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课题、资源宝藏，又是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师益友、广阔课堂。明嘉靖《通州志略·序》曰：“惟作天下之事本乎机，而成天下之事存乎会。”这是百年难逢的机会，我有幸遇上了。是为我与故宫的机之缘。

故宫不仅局限于紫禁城内，而且应有“大故宫”的观念。我将故宫及其姻系的研究，融汇入明清史、宫廷史、北京史、满学、文物学、书画学等学科中。故宫概念的外延，包括北京的王府、公主府、坛庙、衙署、苑林、陵寝等遗迹，京外承德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南京明故宫遗址，凤阳明中都遗址，沈阳故宫博物院，清关外三京——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等。我还考察了大陆迁台文物在台中雾峰防空洞地库遗址、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洞库房，考察了抗战时文物南迁地珍藏文物的遗址、遗物。我先后到31个省区市，介绍和宣讲以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多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做学术交流，有两件事记忆深刻、没齿不忘。一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康熙朝起居注册》半部，后来发现其另半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如能合璧出版，既嘉惠学林同仁，也是文化之盛举。经我牵线海峡两岸四方：2009年，《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影印精装54册，以同开本、同装帧、同版式、同纸张、同时间，合作问世。我有幸得到两岸各赠半部，并在首册扉页有四方负责人分别签名留念。这成为两岸故宫博物院交流合作的一段文化佳话。另一件是，康熙帝晚年，曾在北京昌平郑各庄修建行宫与王府，但其建筑已平毁，遗迹已清除，汉文图书、档案阙载。这成为清宫史、北京史、建筑史的一个200多年的学术空白。我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满文档案，发现了此建筑群的系统完整满文工程竣工档案，但孤证不立；我又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此工程开工满文档案。因其为内务府工程，故汉文档案、文献均无记载。这两份满文档案合璧，难题豁然得解。

由上，我与故宫有天缘、地缘、友缘、学缘和机缘，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之，我特别感谢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古典宫殿建筑群，其气象之博大、建筑之伟丽、宝藏之宏富、藏品之精粹，是中华五千年文物之集萃，也是人类文明之瑰宝。我深切体悟到：只有伟大的中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智慧，才会有伟大的故宫。这是文化自信的鲜明而有力的见证。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