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说，一些报纸取消了副刊稿酬。这在网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在写作圈激起了剧烈反应，有一滴水落进油锅般的效果。

作为一个前副刊编辑和现在用笔养家半生的写手，我其实也没有太强烈的感觉，更没有被人夺了饭碗掐了生计的末日感——虽然报纸副刊曾是我重要的发稿渠道和收入来源。

这一轮取消稿费潮，据说与 AI 有关。有人用 AI 写稿群投群发，给副刊带来了极大困扰。这不过是 AI 对社会各领域 造成侵袭的又一个新案例，跟之前原画师、程序员、会计面对的冲击一样，只是写作者的表达能力更强，话题显得更热烈些罢了。

关于报纸副刊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与文学、文化、商业、传播学之间的纠结渊源，足够写很多书、支撑许多课题，无需我多言。我仅从作者和编者的视角，聊一聊与副刊的个人交往，为轰轰而过的大历史提供一些记忆碎片。

我的处女作就发在副刊上。那是1990年12月，我在山区一家小电厂上班，业余时间读书写诗，想以此跳出山沟里 “三班倒” 的命运。身边有前辈因发表诗歌，从煤矿矿工变成工会干事，后又调到文化馆当只坐半天班的文化干事 ——这是我目光所及最值得羡慕的 “前程”。于是我写诗写小文，寄往能接触到的所有报刊：诗歌刊物、文学刊物、党报副刊及内部行业报。三个月投出 180 封信，把邮票钱都花光了，一篇 126 字的 “小说”（其实就是个段子）终于发表。那天，意外看到报纸的我像中了举的范进，挥舞着报纸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喊 “发了发了”，让大家对我的 “不正常” 印象又加深了几分。

之后我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写稿投稿。当时正值纸媒蓬勃发展期，报纸版面增多，副刊也相应扩容，从文学副刊到文化副刊，再到专刊、特刊、周刊，越来越细分丰富，为读者提供多样信息，也为我们这些跃跃欲试的文青提供了发表阵地。十几二十元一篇的稿酬虽不高，却是我每月工资的几分之一。

拿到处女作 5 元稿费那天，我像阿凡提故事里种金子的巴依老爷那样盘算：“一篇 5 元，十篇 50 元，一百篇 500 元，一千篇……” 我用 5 元钱买了一斤肉、几斤莴笋，烧了一大盆，还打了一壶啤酒，招待曾在夜色里一同对大山干嚎过的弟兄们，向他们证明每天抱书握笔并非无用，并摇头晃脑地重复了一遍“巴依老爷的算法”，引得他们欢呼唏嘘，纷纷祝我文思泉涌、多收稿费，且不要忘了请客。

那之后，我开始井喷式写作发表。倒不是文笔突飞猛进，而是当时报刊发展太快，有种 “风口来了猪也能飞” 的感觉。此后多年，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起埋头写稿、四处找投稿地址、用复写纸抄一摞摞稿子往邮筒里塞的场景。

那时的副刊发诗歌、散文、小说，后来分得更细：家庭随笔、情感故事、美食掌故、旅游指南、故事连载、社会纪实，催生出风行一时的特稿，以及强调纵深感的周末版风潮。与此同时，一群从其他行业冲入报界的人开始整顿副刊，首先拿文学副刊开刀，理由是“文学是作者个人化情绪表达，不适合占用公共信息传播平台”。当时我所在城市最大报纸的副刊编辑是位文学博士，正是此论的推行者。在他主持版面期间，诗歌、散文、故事性不强的小说在报纸上基本绝迹。那场景与当下取消副刊稿酬的形势相近：写作圈群情激愤，社会却云淡风轻 —— 时代并未因报纸版面上多几篇或少几篇抒情文字而有明显不同。

我因发表作品入行成为 “媒体人”，对此事的看法颇为矛盾：既赞同“剔除无病呻吟”的观点 ——每天从成堆来稿中看到太多“对着风落泪、见花悲伤、爱人的唇像冰淇淋” 之类的文字，除了让作者名字变成铅字，对读者毫无用处；又因热爱文学多年，觉得报纸剔除文学过于干瘪功利。毕竟，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很多经典都来自副刊，金庸先生“新闻为攻，副刊为守”的办报理念我也认同。所以关于副刊，或曰“文学在报纸中的价值地位”，我始终处于“两可又两非”之间。

那段时间，我在一家广播电视报当编辑，手里两个版面：一个是市井趣闻、笑话，偶尔发篇暗讽不良现象的小杂文或漫画；另一个是散文、随笔、小小说、书评，配一幅本地画家的近作，加首小诗。这种妥协搭配得到读者、作者认可，上级部门也满意，时不时给我们这个地区小行业报颁个省级或更高的奖，我在单位得以争取到更宽松的工作空间。

此时我迎来创作高峰期，平均每天写1-2篇200-1000字的副刊文章，几乎每天都有文字见报。起初文友笑我写的是“报屁股”“豆腐块”，离文学太远，容易“写坏手”，但看到我隔三岔五领汇款单，累积起来是工资的好几倍，便也纷纷买复写纸、翻投稿地址“学起了堕落”。

关于汇款单还有段趣事。因嫌在每张单子背后写身份证号码麻烦，我专门刻了个方章，刻着身份证号等取款信息，取款时在邮局柜台“咚咚咚”一通盖，场面夸张。二十多年后在成都，一位女律师竟能轻易叫出我的名字——她当年是邮局柜员，对我这“盖章大户”印象极深。我取钱的场景还被偶尔来邮局的一位管文教的副书记看到，她便常在群众文化工作中把我厚厚的稿费单作为励志案例。我之后被文化系统荐为“拔尖人才”，二十来岁成为政协委员，多少与此有关——这是经济和传媒上升期带给我的直观影响，既有虚荣心满足，也有实实在在的实惠。

这与我在山区电厂的寒夜里饥肠辘辘时的想象差不多，只是此时我写的已不是诗了。

有编辑发现我的文字“牙尖嘴利”，且关注时事，便约我写评论。我正好喜欢鲁迅和王小波，也爱对刚发生的事说几句，于是无师自通写起评论，一发而不可收。评论本是从副刊小杂感栏目分支出来的，因能提供观点和新闻延展而受读者欢迎，逐渐成为媒体重要版面上的文体。许多报刊将其作为体现思想观念的“重器”，市场化走得好的报纸更不惜成本招编辑、揽作者。我因文风适配、速度快，渐渐成为评论版常客，甚至在某些版块开了专栏。

评论讲求时效性，“快”是第一需求。当时没有互联网，报社收稿靠传真：编辑来电话约稿，说完选题就动笔，写完请专业打字员打出来，激光照排（一张5元），再往邮局发传真（8 元一份）。虽折腾，但每篇一两百元甚至更高的稿酬很诱人——那时工人月薪也就两三百块。为优化流程，我先后装电话、买传真机、电脑、打印机，还娶了个每分钟能打 150 字的美丽女孩。听说文友们的传稿方式更 “原始”：赶车送稿、在电话里念稿子让对方录入。

这一切都因互联网的出现而彻底改变。作为新传播工具，互联网最初的优势体现在信息传输上：以往需十天半月的“十万火急”，一封邮件“嗖”地就到了。报社开始用Email收稿，我们都有了“伊妹儿”号，还工工整整印到名片上（另一种已近失传的社交工具），逢人就发。我曾闹过笑话：让别人别关电脑，等我发“伊妹儿”——满脑子传真操作思维的我，以为发邮件也需要对方接起电话给个“信号”。

互联网促使我开始 “无纸化” 学习。当时我年近30，在地区报纸已是资深员工，本不必亲力亲为录入文字，但我觉得用电脑写字很神奇，直觉未来有用，便拉着照排部的小弟小妹从“王旁青头戋（兼）五一”开始背五笔字根表，从几分钟打一个字的“蜗牛速”，到能在QQ 上跟人吵架。换笔后，我迎来写作生涯又一次飞跃——确切地说，这是报业喷发大潮裹挟下的“浪花式飞跃”。

我目睹报业大战的惊心动魄，亲历许多可吹一辈子牛的事，写过令自己和更多人激动的文字。最高峰时，我一月在不同报刊开二三十个专栏，每天找选题、写稿、传稿；本职工作是管理一个有十多个记者、负责千万级人口城市所有社会新闻的部门。那时没有疲惫，只有亢奋，感觉像个骁勇战士在打一场美丽的仗，却不料大战落幕，残阳如血，所有高潮都在接近终章。

当我们用电脑和网络为武器纵横驰骋时，也在无意之中“杀死”了曾带给我们荣耀的传统纸媒。许多声名响亮的报刊消失，如今报纸版面不付稿酬，都与此有关。

我们的祖先因纸笔难得而敬惜文字，我们的少年时代因书籍短缺而对文学充满兴趣。但随着选择增多、稀缺性消失，尤其是AI时代来临，文字如海中海水般易得，副刊不发稿酬、纸质报刊彻底退出生活或成大概率事件。这不是AI对世界的唯一改变——它对人类生活甚至人类本身的改变，将超出我们想象。

有人说我们将是最后的碳基生命、最后的智人，硅基生命及其文明即将来临。而我们还在为副刊有无稿酬、有无报纸慨叹，是否像电子邮箱时代我让人家别关电脑等发“伊妹儿”一样可笑？

在时间的长河中，报纸、副刊、文学，乃至我们自己，或许都如大小不一的浪花，注定湮灭。相较于浩瀚星空中如砂粒般的地球，这又算得了什么？但我还是想把它们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