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俘虏了一定数量的日伪军。据称，1946年5月底前国共双方移交的日俘计有陆军1212名、海军40名、普通日本人106名。1945年3月，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已俘虏敌伪军28万多名。如何处置这么多的日伪军呢？本文介绍《俘虏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一书，管窥战时对俘虏的处理。

《俘虏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

《俘虏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一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编印于1940年。军令部第二厅掌管情报，其下辖第四处具体负责情报电讯，处长为魏大铭，同时亦是军统局第四处的处长，有学者即认为军令部第三、四处皆为军统所控制。此外，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亦曾关押个别日军战俘。

该书的封面右上角印有“极密”两个字，开头《本书编辑之目的》表示，该书旨在“说明俘虏与战利品在敌情判断上之重要性，并唤起各级司令部各部队对此种工作之重视”与“加强战时国军各级司令部及各部队搜索敌情之工作及技术”，并结合以往成例，详细说明《阵中要务令》第三篇《搜索》中的相关内容。可见该书为内部参考、学习性质，而非一般的宣传品。

该书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包括《俘虏之捕获与利用》《敌军物品文书之夺获与利用》《关于俘虏知识之普及事项》。而后是附录，包括《俘虏登记表》、师、军团司令部两级俘虏审询问题概要表与十余项相关法规。正文部分的编者为冯陞云。冯陞云，大革命时期曾由胡景翼派至苏联留学，与师哲一班，而后曾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强调“防空监视工作的任务是对国民党飞机当好地上眼睛”，所做工作与情报接近。

该书一开篇，援引1906年《红十字条约》与1907年《海牙条约》，指出俘虏的范围，而后缕述俘虏在情报上的价值、甄别俘虏供词之必要，强调各级司令部与全体官兵皆应注意到俘虏工作的重要性。如何捕获俘虏呢？该书指出，一般部队于战斗面或搜索时捕获，这是最通用而且便利的方法。如果一般部队未达到捕获俘虏之目的，则应该专派威力搜索队进行搜索。威力搜索队由团或师组织，以一个加强营为最大，以一个加强班为最小。

捕获俘虏后应立刻询问的问题

俘虏捕获后，该书指出，应首先搜缴其兵器、笔记、地图、命令、符号、文件等物品。由于其可能自杀以及编造证词，除个别技术兵种外，最好于原地迅速询问。俘虏若超过两人，必须禁止其谈话，并最好分开而个别审问，以防两人串供。如果有军官被俘，则应隔离官兵，防止军官对士兵施加影响。特种兵被俘时，更应该隔离开来，缘其智识通常高于一般士兵。而后，该书缕述各个层级、各种情况下一般应该审讯的问题与应注意的事项。

除了供得情报以外，俘虏还有什么用呢？该书指出，一方面，俘虏可充当我军的密探，或派往敌军的后方，或派其混入其他俘虏之中。另一方面，则可使之对敌国军民作反战宣传的工作。此外，或可使俘虏利用技术为我军工作，甚至实施反间计。对于俘虏之不同情于我者，则应“每日令其作相当时间之苦力工作如筑路、运输等等以利用之”。接下来，该书详述对于战利品的获得与利用，以及我军官兵被俘之后如何应对、乃至施行反间计等。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审问俘虏登记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态度。该书指出，国际公约“事实上并无发生有力作用之可能，除供外交家或强国或战胜国之借口与便利外，对于弱国实为一文不值之废纸而已，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倭寇在我国之暴行，何尝按照公约行事？”因此，我军对于这类公约，“仅可明了其有此一说，对于已俘虏之敌军或士兵，须以注重审询获得敌方军事布置、兵力大小、任务如何之情报为第一义！至待遇一项，可视俘虏之情形及俘虏后，觉悟之程度以为定”。“如敌狡猾，不受审问，不服约束，亦可随时予以刺激之答复，或恐吓之动作，或野蛮之措置，不必一定拘泥于该公约之条文。”

这一说法反映出了抗战爆发以来，深重灾难中中国人的痛楚，以及历次求助于国际社会均没得到什么实质帮助，于是对国际公约产生的幻灭。但是这一说法至多仅可体现在部分人的思想上，不是战时我军对待日俘的现实。

缴获日军之战斗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