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手记起于澎湃人物近日关注保洁员休息权益的报道《停不下来的保洁员》。作者回望了寻访的过程，高大绿植背后藏着的早餐、工具间里的私人衣物、卫生间最后一个隔间，这些线索牵出了“隐身”的保洁员。那些在报道中提及又难以言尽的细节里，是一群人本应获得又被忽视的权利和尊重。

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保洁员权益呼吁。报道发出后，也有不少读者意识到，在公共空间多一些卫生上的自律，少制造一些可避免的脏污，便是对保洁员最大的体谅与支持。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办公楼转角高大的绿植上，叶片翠一半黄一半，我掏出手机想拍张特写，目光随即便被藏在绿植后的包子吸引了，它用塑料袋装着，在窗台最深处。这是谁的早餐？为什么放在这里？我开始留意这个神秘的窗台，有时出现水杯，有时是抹布，我猜想是公司保洁员的。

窗台旁便是楼梯与卫生间，有时我经过，看到保洁员坐在台阶上看手机，听到脚步声，她转头，正对上我的视线，她“噌”地起身，贴墙站着，垂手攥着手机。我不知该说“可以坐”、“你玩吧”，还是“打扰了”。似乎都不适合，我既没有让她坐在这的权力，也没有接受她“立正”目送我上厕所的资格。

这是让我关注到保洁员没有休息室的最初经历。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后，发现不少网友有类似的体会，一部分人还采取了写建议信等行动。直至今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个问题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人们“看见”了在厕所用餐、坐马桶上歇脚、在楼梯间台阶上午休的保洁员。

保洁员负责的是公共区域的卫生，却要在大众视线中“隐形”，又无处可“躲”，最后，退守到厕所隔间里，现在终于被注意到了。

为确保公共空间的脏污能被第一时间处理，保洁员不得不尽量守在该区域或者附近待命。但具有专属功能的公共空间，例如用于上课的教室、诊疗的医院、购物的商场，在设计之初就没有把保洁员的休息需求纳入考量范畴。

保洁员只得借用现有的空间暂作栖处。这个地方不能是空置的会议室、教室、商场座椅、叫号等候区，因为它们只服务应该服务的人——职员、学生、顾客、患者，其实也不能是厕所、楼梯间、过道、工具间，只是他们的确再无去处。

她们有维护空间清洁的责任，而没有使用空间的权利。

我走访了一个应提议新设立的保洁休息室，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只在上午10点半至12点，以及下午4点至5点开放，其余时间休息室的门都要锁起来。这个钥匙在他手里，而非保洁员。我询问该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能打开，空着也是空着。他说是领导的要求，自己也觉得没有上锁的必要。

随即我去问保洁员，休息室被锁了，下午困了怎么办？她的声音提高了半度：“还困了，哪里有时间休息？”这让我意识到，休息室本身是给能休息的人准备的，如果没有休息权与休息时间，休息室甚至也无必要了。

挡在保洁员休息之路上的障碍还有很多。

地上的纸团不会标记姓名，未冲的马桶也无监控可查，堵塞水池的泡面找不到主人。谁都可能是垃圾的制造者，但保洁员可能是唯一因此被问责的人。公共空间里，“异常”脏污需要保洁员耗费更多时间去处理，还可能面临投诉罚款，但她们又无法约束公众行为。

肖兰是一地铁站的保洁员，负责站厅卫生间及一进出站口，她说胃不好没法做这份工作，因为有的情况实在让人生理恶心。“要么就给你拉在上面，到处都是，不冲的好多。”肖兰表示自己也能理解一部分，毕竟地铁站人流量这么大，人都有三急，“有的坐地铁坐得远，憋不住的都有，有的拉在裤裆里面，脱裤子脱得甩一地”。

但无论成因如何，最后，这一地的脏污，都需要她一块瓷砖一块瓷砖地清理干净，除去异味。作为“私密”空间的厕所隔间，把道德压力挡在门外，即使拉在坑外、不冲厕所、纸巾扔地上、踩踏马桶，打开门，走出的又可以是一个“文明人”。

而面对“异常”脏污，保洁员们除了定时巡视、及时处理、反复提醒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她们在权力链条中处于最末端。

我第一次见到肖兰是在地铁站入口地面处。当时我正要进站，五米开外，被一个声音吸引。“你没拿扫帚站着干吗呢？”一个穿着地铁制服的中年女子正询问肖兰，语气算不上好。肖兰一脸笑容，解释了两句，便一溜小跑下楼，留给我一个背影，黑发网中透出银白。我随即在卫生间旁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刚才说话的人是“站长”，“我想上面刚刚扫过，就（没有拿扫帚）”。她空手上去是想要了解为什么今天负责这片的环卫工人没有来——树叶还堆在那里，正好被巡视的站长撞见。

自由活动其实也是休息的一种，但是肖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

“我是保洁，她是楼管，比我高一点，就感觉压着我。”刘红是一大学女生宿舍的保洁员，第二次去宿舍楼采访她时，她气愤地向我演示刚刚遭遇的一件事。她说自己拖着三大袋垃圾要出宿舍，学生好心帮她将一侧门拉开较大幅度，负责该楼的宿管员便厉声道：“不能这样扳，会把门扳坏。”她觉得宿管员是在针对自己，因为另一侧门被锁，她只能将这一侧门完全拉开，才能让垃圾袋不被卡住。刘红说自己没有与其争吵，只是忍气吞声，“像我们做保洁肯定要低一等”。我问为什么，她只答：当然了。

在学生面前，刘红也时常将姿态放低，清理厕所脏污时，她会轻声请求同在卫生间的学生，下次“不要大到上面”。她也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提醒她们，“如果你在家里，你把大便大到外面，是不是很臭？”学生一般会承诺下次注意，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但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采访完离开学校时，我在想，自己会不会也曾没冲干净厕所，而让一位保洁员感到无可奈何，而我却全然不知。这个可能性是大的，我暗忖往后得回头检查一眼。

对保洁员的采访，其实最困难的是了解有关劳动合同及薪资权益的信息。石阿姨2020年在女儿就读的高中做过1个多月的保洁，她并不清楚签的是否属于合同，只记得签了字。“（五险一金）那些没有，就是身份证登记一下，登记了以后给了一个银行卡号。合同应该没签，就是签了一个字，要是提前不做的话，提前要说。”肖兰同样没有社保，但她回忆是有签合同的，问及是否有加班费，肖兰说，工作都是“按多少钱一个小时算的，每个小时都一样”。她觉得公司挺正规，和同事相处得也不错，便不想透露更多，以免给公司招致麻烦。

与保洁员的交流中，我感受到，她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是作为外包或者劳务派遣人员在此工作的，知道什么该闭口不谈。她们可能不熟悉《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但也能敏锐察觉哪些问题可能是危险的，会提醒我不要写进报道里。保洁是当前她们能找到的，为生活托底的工作。

3月以来，保洁员面临的困境被越来越多人所注意，有人自发向商场提建议，有学生给校长信箱写信，建议设立专属的保洁休息室。小烊（网名“小火羊是小火苗”）便是其中之一。她在逛长沙某商场时，了解到卫生间虽摆放沙发，但保洁员坐下休息会面临罚款。随后她在网上发声，走访商场，为保洁员权益呼吁，获得众多网友的关注和支持。

多方呼吁之下，有单位开始腾出空置的房间，将上桌吃饭的权利还给保洁员。事实证明，空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还是有的。从一把凳子到一张桌子，再到一间屋子。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充，更是权利的伸张，“被看见”就是一种赋权。

同时“被看见”的还有保洁员与脏污不断斗争的辛劳。报道发出后，不少读者意识到，在公共空间多一些卫生上的自律，“上厕所别太自私，扔垃圾别太任性”，少制造一些可避免的脏污，便是对保洁员最大的体谅与支持。

（应受访者要求，肖兰、刘红、小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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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题》是澎湃人物的记者手记栏目。所谓“离题”，是写在报道之外，也是记录报道未能穷尽之处。有一篇报道从0到1的过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有报道者的一些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