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被“留任或赔钱”合同困住的美国劳工；如何破局注意力危机

“留任或赔钱”合同如何伤害美国劳动者

一旦跳槽就会背上债务，要么留任，要么赔钱——对美国劳动者来说，许多行业内的“培训还款协议条款”（Training Repayment Agreement Provisions，下称TRAPs）合同使他们进退两难。据独立调查新闻编辑室Lever的记者卢克·戈德斯坦（Luke Goldstein）报道，许多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合同，雇主则通过这些条款，将资助员工的职业培训和教育项目变成贷款。如此一来，如果员工在规定日期前离职，雇主便有权要求他们偿还培训费用，否则员工将背上债务、面临法律诉讼。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8日，美国乔治亚州德凯特市，劳动者在一栋正在建设中的住宅公寓大楼上作业。

戈德斯坦在文章中举例：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护士为了更好的待遇跳槽到附近的医院，却被上门催收，要求她偿还前雇主一笔她毫不知情的“贷款”；一名货运飞行员因拒绝驾驶不安全的飞机而被一家商业航空公司解雇，随后该公司却以职业培训费用为由对他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2万美元......

尽管监管者已经针对“竞业禁止协议”展开调查，但医疗、零售和运输行业的雇主们纷纷试图通过TRAPs合同来阻止员工离职，并借此规避法律监管。学生借款人保护中心的CEO兼联合创始人迈克·皮尔斯（Mike Pierce）将这一条款称作“被雇主掌控的学生贷款”，而其他劳工领袖则将其称作“契约奴役”。

雇主们辩称，公司对于员工的培训是一种投资，提前离职的员工损害了雇主利益，这些条款有助于止损。但这种说法遭到了劳工团体和监管机构的批评：多数情况下，TRAPs合同规定的债务金额（最高可能达到5万美元）远高于雇主的培训成本。

该条款造成的影响已不容忽视：7月，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与美国最大的营利性医院网络之一HCA医疗达成了一项15亿美元的多州和解协议。该公司利用 TRAPs合同，要求低薪护士支付4000美元的培训费用。加利福尼亚州护士协会在调查中发现，全国40%的新护士被迫签下了培训还款协议条款。

加利福尼亚护士协会代表约翰·帕夏（John Pasha）表示：雇主们利用培训还款协议，以破产为威胁，阻止护士们团结起来，并拒绝改善医院的工作条件。联邦监管机构已认定这些合同条款通过经济和法律威胁限制了劳动者的流动性，并表示此类条款具有剥削性。与之类似的条款早已“臭名昭著”：例如竞业禁止条款（禁止劳动者在同行业内寻找工作），以及雇主间的“互不挖角协议”（企业间约定不雇用对方员工的非正式协定）。这类协议在本质上是将劳动者列入黑名单，已被认定违反反垄断法。此外还有 “违约金条款”，即对离职的劳动者收取解约费。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这些协议阻止劳动者离职去找更好的工作，雇主借此来压低员工工资、限制其议价能力，将他们置于恶劣的职场环境中。这些限制劳动者流动性的协议甚至可能抑制经济增长，阻碍那些希望以更高薪资吸引劳动力的新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化也催生了限制性条款。60年前，每20名劳动者中只有1人拥有特定职业资格证书；如今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如今更多的岗位需要劳动者掌握技能或具备职业执照，雇主们不得不投入资源培训员工，使其适应行业需求。

但雇主很快意识到如何从中获利，他们开始运营营利性培训场所和学院，并在入职期间引导劳动者进入这些机构。批评人士称，雇主利用这些职业培训项目，通过TRAPs合同迫使劳动者背负债务，并压低工资。

过去，只有高技能要求、高工资的行业（金融和科技行业）雇主才使用TRAPs合同。但与竞业禁止协议的演变类似，各行业公司很快也开始使用TRAPs合同。此类合同甚至在快餐餐厅等零售行业的工作中司空见惯，而这些行业通常并不需要大量的职业培训。

开放市场研究所的法律总监桑迪普・瓦希桑（Sandeep Vaheesan）表示，此类债务协议让雇主能继续压低服务行业劳动者本已微薄的工资。而对劳动者流动性的限制则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延长劳动力短缺的时间，甚至妨碍公共部门应对健康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疫情感染人数激增，护士却被禁止到附近人手不足的医院工作。在充分就业时期，限制劳动者离职可能对他们造成巨大伤害。从各方面来看，即使有职位空缺，但劳动者未必能跳槽去填补这些空缺。

戈德斯坦表示，TRAPs本质上是一种不受监管的金融产品，而非简单的“留任或付款” 合同。TRAPs合同向劳动者提供用于职业培训的有条件贷款，但这种信贷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未被监管机构察觉。

在经历多年的公众抗议后，拜登政府时期的联邦监管机构，曾将限制性劳动协议列为打击目标。2023年，在民主党前主席莉娜・汗的领导下，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规定，禁止竞业禁止协议。该规定不仅全面禁止竞业禁止条款，还包含相关内容，允许该机构通过逐案诉讼来打击TRAPs合同。然而，在对企业更友好的特朗普政府时期，联邦层面监管TRAPs合同的势头都已停滞。目前，此事已转向各州层面，各州正推动禁止 “留任或赔钱” 合同。

上文提到的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与HCA医疗保健公司诉讼为其他州提供了思路，前者声称TRAPs 作为金融产品违反了联邦《消费者保护法》，构成不公平和欺骗性行为。科罗拉多州最近也采取了类似策略，对宠物连锁店PetSmart 提起诉讼，据悉该连锁店强迫宠物美容师签订培训债务合同。迈克·皮尔斯说：“近几个月来，随着特朗普政府退缩，我们看到各州议员和检察长纷纷介入，态度非常积极。”

破局注意力危机：以良好工作重塑生活

注意力如今是一个全球问题。数字技术让所有人沉浸在屏幕中无法自拔。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隐私与技术中心研究员Antón Barba-Kay在左翼杂志Dissent撰文认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让数字技术变得“乏味”，同时从社会主义关于劳动的思想资源中寻求改变世界的方式，让良好的工作和生活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A Web of Our Own Making（《我们自己编织的网络》）书封

Antón Barba-Kay在2023年出版的《我们自己编织的网络》（A Web of Our Own Making）一书中，深入剖析了人们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深陷互联网的影响。在数字时代，屏幕无处不在，对人们的注意力进行了过度饱和与量化的侵蚀。这使得深度阅读和学习变得困难重重，人们也难以有效掌控自己的注意力，生活质量与自主性大打折扣。

在这篇题为《被阻塞的注意力》（Attention Stuffed）的文章里，作者发现，尽管精英阶层都意识到了注意力问题的严重性，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却五花八门。这些分歧背后隐藏着更广泛的文化失衡现象。作者对左翼在应对注意力危机时的表现提出了批评。

其一，对数字技术现状的妥协。作者观察到，保守派和基督教机构、出版物及作者，对数字技术的根本性影响更为关注。而左翼阵营却倾向于接受现有的技术状况，将注意力集中在科技公司引发的不平等、算法偏见、用户赋权以及数据专有控制权等问题上。这种局限性使得左翼的解决方案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

其二，解决方案缺乏想象力。左翼在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时，提出的方案常常过于理想化或过于狭窄。以社交媒体的使用权限和限制问题为例，它已然成为性别认同接受度问题的代理议题。在许多左翼人士眼中，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就如同禁止学校图书馆藏书一样不可接受。自由派左翼习惯从权利角度思考问题，而非社会规范，因此不愿提出对私人偏好或成人同意进行限制的建议，这实际上使得他们在应对注意力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其三，理论资源的丧失。过去几代左翼依靠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能够清晰地区分真正的欲望和伪欲望。然而，当代左翼却将这些重要问题交给了科学主义，从而丧失了类似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作者认为，左翼若想重新夺回这一讨论阵地，最清晰的途径便是复兴社会主义关于劳动目的、意义及质量的传统议题，通过良好工作推动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而非仅仅聚焦于休闲或社交媒体的使用。

其四，对虚拟体验经济的忽视。作者批评左翼未能充分认识到虚拟体验经济对人类自我理解、身份认同和自我评价的侵蚀。左翼中有人认为，通过改变社交媒体的所有权结构或制定更好的立法，就能让社交媒体变得有益，但作者认为这种想法十分短视。只要数字服务的吸引力仍在于对身份的量化/物化以及提供令人焦虑的满足感，它就会继续掩盖我们物质生活质量的问题。

其五，对数字公共领域的片面理解。作者指出，许多自由左翼人士仍然坚持数字公共领域应该保持中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已沦为另一种党派立场。作者认为，左翼应该超越这种片面理解，提出一个关于人类福祉的实质性和令人满足的愿景，而非仅仅反对右翼或迎合数字技术的潮流。

作者进一步指出，如今屏幕已模糊了休闲与劳动的界限，社会主义关于劳动意义的论述关乎整个生活的形态。注意力问题不仅关乎精神层面，更关乎物质体验的质量及我们能否从数字泥潭中解脱出来。

明确了目标，作者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浮出水面。

一方面，谨慎部署成瘾技术，减少对注意力的过度吸引。这并非是反对技术，而是要对不同活动进行有意义的区分。我们可以将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物流、数据处理、资源分配等基本活动的自动化，另一类则是虚拟体验中无意义的“经济”。

在这个区分谱系的一端，是优化现代经济所必需的、但令人厌烦的文本处理或数字运算等行政任务；而在另一端，则是一个用于传播图像和体验的系统，它有着自身一套强制性和激励性的自主逻辑，并且已经侵占了我们的社交和内心世界。尽管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区别或许并不稳定，中间存在着诸多灰色地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区分哪些技术能为我们所用、发挥最大效用，而哪些技术又在最糟糕地利用我们。“一个解放且充分人性化的社会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让数字技术变得真正‘乏味’一些——乏味到足以让我们自由地去关注自己真正在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通过重塑良好的工作，借助劳动的纪律性、创造性、社交性和意义感，来改变注意力训练方式。何谓“良好的工作（good work）”？文章认为，能让劳动者与现实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关系，从而使现实世界变得更加清晰可理解的工作，就是良好的工作。

无论是养育子女、经营牧场、从事管道维修、演奏乐器还是编写代码，这些工作都能训练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们往往不会轻易顺应我们的即时冲动。正是由于这些“手艺”的材料和节奏会与我们自身的意愿相抗衡，才使得世界的某个方面对我们而言变得新颖有趣、充满生机，让我们能够以个人的视角去感知世界。

良好的工作还促使我们与现实建立富有创造力和回应性的关系，从而让我们有可能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团结——它为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础。正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精湛的技艺蕴含着社会主义精神”（good craftsmanship implies socialism）。良好工作意味着实现自身价值，而实现价值则意味着追求一种整全性（既包含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包含与社会的和谐共融）。

马克思曾用格言描绘过这样一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既能捕鱼、养牛，又能进行思想批判。这描绘的正是一个人们共同行动、共同拥有的世界，而非一个人们被动接受、被其吞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