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有企业以2%的岗位名额向刑满释放人员（以下简称“刑释人员”）敞开大门。这一举动引发的争议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对刑释群体的复杂态度：既有对包容的期待，也有对风险的担忧。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数十万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但再就业率不足40%，近三成人因“前科标签”被直接拒之门外。

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刑释人员就业现状，剖析政策执行堵点与法律救济短板，探讨帮扶路径，从企业社会责任、安置帮教机制到社会观念革新，寻找破局之道。本期为第三篇。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如何快速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融入社会，并且重新获得生存和生活的能力，是政府和社会层面都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重新犯罪率是衡量刑释人员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表明，就业困境与重新犯罪存在显著相关性。有学者直言，“无事可做，游手好闲是重新犯罪的主要人群。”

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各地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和机制优化，探索出多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刑释人员就业帮扶路径。

不将“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就业前置条件

刑释人员因犯罪记录常面临社会偏见，许多企业将其视为“高风险群体”，即使具备劳动能力也难以获得工作机会。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探索，取消“无犯罪记录”证明要求，直接消除了这一制度性歧视，为刑释人员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起点。

从云南省红河州政府官方了解到，在政协红河州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有多名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将刑释人员职业技术教育纳入社会化管理的建议》。对此，红河州司法局答复称，联合人社部门出台政策，明确除特殊岗位外，公安机关不再将“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刑释人员就业前置条件。

同时，将刑释人员纳入城镇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范围，开发城乡保洁、交通协管等过渡性岗位。2024年，全州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刑释人员237人，发放社保补贴超50万元。此举通过政策松绑与福利兜底双管齐下，降低刑释人员就业门槛。

截至2024年8月，红河州已排查出生活有困难的刑满释放人员341人，均已进行救助，使各种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与隐患消解在萌芽状态，确保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些地方也在探索，通过修法的形式废除“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就业前置条件的规定制度化。

2009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将刑满释放人员作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的七种类型之一给予就业援助。2023年修订的《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查询劳动者的违法犯罪记录等信息。”

有评论称，这一条款从法律层面明确禁止将“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就业前置条件，有效阻断就业歧视的制度性根源，保障刑满释放人员平等就业权利。

2024年12月出台《山西省安置帮教工作办法》，明确禁止就业歧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发布歧视性招聘信息，保障平等就业权利，并将安置帮教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刑法学博士陈俊秀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经验表明，帮助刑释人员顺利就业，关键在于“淡化前科标签”，即限制乃至取消前科报告义务，把“永久记录”变成“可封存信息”。

陈俊秀认为，现阶段有必要通过制度松绑打破“永久标签”，以社会接纳消解“污名化”，从而助力刑释人员就业权的实现。建立犯罪梯度信息查询机制，允许企业查询适配岗位的有限记录。

提升临释人员就业竞争力，对接市场需求

临释罪犯，是指那些即将完成服刑期限，即将从监狱或拘留所等刑罚执行机构被释放的罪犯。他们已经完成了法院判决的刑罚，即将重新融入社会。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提升临释人员的就业竞争力。

公开消息显示，湖北省监狱管理局自2024年起，联合人社部门将“余刑两年内服刑人员”纳入全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范围，按工种给予200-2000元/人补贴。全省监狱建成标准化实训室128个，开设电商直播、汽车维修、手工制作等课程，并与300余家企业签订“订单式培训”协议。

据介绍，2024年，临释人员职业技能证书持有率达82%，就业推介会签约率突破65%。该模式通过“培训-考证-就业”闭环设计，实现刑释人员技能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针对临释人员，安徽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庐州女子监狱）在2024年9月就开展过就学就业推介活动。此次活动有省内14家就学就业推介学校和企业代表，以及律师团队、井岗镇派出所户籍民警、刑释回归典型代表、“监狱家长学校”服刑人员亲属、300余名临释服刑人员参加，其中63名临释女服刑人员现场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据大皖新闻报道，该监狱第三监区服刑人员吴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入狱前他是一名理发店的学徒，刚成年的他，再过3个月就刑满释放了。在和父母商量后，他同古贝形象签订就学意向书。“我打算学好美发技能，掌握一技之长，以后开个美发店，实现自我价值。”

今年以来，四川省眉州监狱先后开设了柑橘栽培、病患陪护、保健按摩、糕点制作等技能培训班。在地方人社部门支持下，有600余名临释人员取得了相应的职业培训合格证书，为刑满后就业、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一级警长雷保平曾在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他对直言，“如果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犯罪率下降有很大的帮助。”反之，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这些人可能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形成“监狱——社会——监狱”的恶性循环。

多渠道扩宽就业途径，提供适配岗位

暨南大学学者黄学文曾在2023年对广东省G监狱服刑人员进行访谈，并刊发研究论文。因贩卖毒品罪曾二度入狱的蒋某就是其中之一。

在与蒋某的交谈中，黄学文得知，在第一次服刑期间老公就跟她提出了离婚，出狱后独自带孩子，工作也不好找，赚的钱都要给孩子交学费。她先后做过超市导购、仓库管理员，也曾自己租下一间店铺卖服装，但收入不甚理想，最后又经不住诱惑，重新走上了贩毒的老路。

转眼，孩子已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谈及最需要什么帮助，蒋某说道：“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个稳定点的、不耽误照看孩子的工作”。

研究显示，缺乏正当职业是刑释人员再犯罪的主因之一。如何多渠道拓宽这个群体的就业途径，提供适配岗位，各个地方政府也进行了不少探索。

2025年3月，在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时，上海浦东新区司法局介绍，将刑满释放人员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范畴，录用“刑满释放人员”企业可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同时，鼓励刑满释放人员通过灵活就业方式实现就业，就业成功后其个人可按规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2024年，上海浦东新区司法局会同有关单位举办4场面向刑满释放人员的专场招聘会，推荐适配岗位204个。

在福建安溪，经当地政府帮扶引导，不少此前从事电信诈骗的缓刑犯走上电商之路。

福建泉州市安溪县人袁鹏（化名）曾未能经受住诱惑，加入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电话线的一头，每天用谎言和圈套编织的网撒向茫茫人海，半年后事发，换来5年缓刑。和其他缓刑犯一样，袁鹏面临着对未来的选择：是重操旧业，还是收手创业，抑或出门打工？

走出看守所后，他在政府的帮扶下经营了一家淘宝店。在网线的一端，与流量、转化、接单、发货相伴，耕耘3年后，一年营业额已能达到上百万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被抓不是不幸，而是幸运。”袁鹏接受采访时坦言。

“在开展社区矫正活动中，我们发现很大一部分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没有掌握一门生活技能。没有生活技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也更高。”安溪司法系统一干部向表示。

该干部表示，相比其他社区矫正人员，这些电信诈骗缓刑犯对电脑的使用更加熟悉，学习能力强，对电商技能很感兴趣，上手也快。上完电商教程后，不少人感慨：“同样一根网线，竟然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价值。”

宣传教育，扭转社会认知偏见

聊到刑释人员所面临的就业歧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想到电影《哪吒》里申公豹有句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在推动对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的附随效果的过程中，让人感受最深的也是，要克服法律上的歧视不易，要改变人心的偏见更难。”她对表示。

赵宏指出，现实中，行为人违法犯罪的原因相当复杂，的确有因为道德感欠缺的或法治意识淡薄的，但还有数量众多的违法犯罪者仅仅就是因为无聊、无知、怠惰、疏忽甚至是意气用事就酿成悲剧。

她表示，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数已占刑事生效判决总人数的85%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已经迈入“轻罪时代”，也因此，被贴上犯罪标签的大多都不再是大众刻板印象里的“罪大恶极之人”。

“完全不区分违法犯罪的情形缘由就一律重罚重刑，甚至让这些人终生都背负违法标签，无疑也与我们朴素的道德伦理不相符合。”赵宏说。

检索发现，目前已有多地政府制作“平等就业，重塑人生”主题广告，在电视台、地铁站投放，强调刑释人员改过自新的可能性。在黑龙江，一些地方人社局与司法局建立刑释人员就业信息库，筛选百家企业形成“白名单”，企业承诺不歧视刑释人员，政府优先给予政策支持。一些地方帮教企业定期邀请公众参观刑释人员工作场景，通过技术展示（如汽车配件加工）证明其职业能力。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在2024年5月对外发布的活动稿件中提及，将阐明刑释人员就业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区分与大学生等群体就业的区别，防止将刑释人员就业与社会群体就业对立起来的观点，努力扭转刑释人员就业受歧视的状况。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唐冬燕律师接受采访时建议，可以通过发布反歧视诉讼指导案例，明确裁判规则，促进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护，只有多方资源形成合力，才能共同构建刑释人员平等就业的支持体系。

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俊秀建议，可以通过技术赋能重建刑释人员的社会信任，如构建司法、人社部门联动的技能认证平台，记录服刑期间获得的职业技能、心理评估结果，增强企业用人信心，进而营造社会包容的就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