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中国与朝鲜是近邻，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历史。同时，近代以来，中国与朝鲜同时遭受了日本的侵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马关条约》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朝鲜则走向了被日本殖民的深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也得以公开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与朝鲜抗日斗争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有关影视（如韩国电影《暗杀》、《密探》）的上映逐渐为公众所熟知，但是中国在政府层面对朝鲜独立的支持，则需要进一步推介。本文将介绍有关朝鲜义勇队的几份史料：《朝鲜义勇队通讯》、《朝鲜问题特辑》。

《朝鲜义勇队通讯》（后改名《朝鲜义勇队》），系朝鲜义勇队的机关刊物，现存前四十二期（一般认为1942年4月出版的第四十二期为停刊号，同年5月朝鲜义勇队也的确与韩国光复军合并）。《朝鲜问题特辑》为“朝鲜义勇队丛书”的第一种（该丛书目前仅见两种，第二种为《现阶段朝鲜社会和朝鲜革命运动》），是由《朝鲜义勇队通讯》上刊载的六篇文章汇集而成。

1937年以前，中国对朝鲜抗日斗争的援助尚处于非公开状态，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力行社负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公开支援朝鲜抗日斗争。1938年10月，朝鲜民族革命党与其他党派合作，在武汉创立朝鲜义勇队，由金若山（金元凤）出任队长，直接参与中国抗战，并受国民政府领导。这一支抗日队伍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帮助。

关于朝鲜义勇队的自我定位与宗旨，指导委员金奎光指出：“本队的基本任务是两方面的：即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和中国战士们携手并肩，与敌作战，在他方面要号召二千三百万朝鲜民族，发展全民族的反日革命暴动，以协助支持中国的抗战，同时争取朝鲜民族的自身解放。”

《朝鲜义勇队通讯》作为朝鲜义勇队的机关刊物，主要报道该部的工作事迹，包括作战、宣传、策反、情报等方面，同时亦有不少相关的文艺作品。

第十四期的《游击干训班受训记》是朝鲜义勇队中一个在该干训班受训的干部所写，缕述干训班的生活、训练等方面情况，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对朝鲜抗日干部的培养，更反映了当时中国军队的一些具体面貌，如干训班中八路军干部受到的欢迎以及游击干部训练与民运工作的结合等。

第十五期金若山在《我们参加中国抗战的意义——致本队前线同志书》一文中强调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意义，并将其与未来解放朝鲜的事业相统一，他说：“我们现在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在我们朝鲜革命的立场上看来是与在朝鲜国内进行群众斗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毫不重视国内民众的反日斗争，相反的，我们应尽可能力量发动和坚持这个斗争，并与这个斗争密切连系起来。”

金若山此言，并非无的放矢。《新华日报》曾刊载《论朝鲜义勇队在朝鲜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纠正两种错误的认识》，该文批评部分人认为“朝鲜义勇队是参加中国抗战之单纯的国际性的义勇队，属于中国政府的，没有政治独立性的非属于韩国政府的民众团体，是非武装的一种政治宣传的团体。所以它对于朝鲜民族之解放没有负着直接的任务，也不能代表朝鲜民族。所以他们积极主张在中国国内除了现有的朝鲜义勇队之外，应该另成立韩国光复军，可以与朝鲜义勇队并存，他们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朝鲜政府的军队，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的国军”。

金若山显然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出上述号召的。事实上，《朝鲜义勇队通讯》上经常有号召团结与思考如何实现统一的文章登出。即如郭沫若后来在《洪波曲》中所说：“在思想上可能相当复杂。这是朝鲜朋友们的通病，他们的小党派很多，平常总是很不容易统一。”朝鲜的抗日志士们中间固然党派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很多，但是作为一直寻求独立的朝鲜民族来说，在没有受到国际共产主义感召的前提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一派认为朝鲜义勇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需另成立属于自己的正式武装，韩国光复军并非全无道理。

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呈蒋介石称“朝鲜义勇队分子复杂，多数队员竟投入共党队伍亦系事实，年来朝鲜同志间之意志不能集中，未能促其团结与统一者，实被左倾分子利用所致”。国民党对该部亲共的猜忌与疑惧使得国民党推动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合并。

于是，由于在华朝鲜人士的分裂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朝鲜义勇队除了一部改名朝鲜义勇军北上与八路军协同抗日外，不得不与韩国光复军合并。就朝鲜义勇队的例子来说，朝鲜的近现代历史离不开大国政治与本身高昂的民族主义。但总而言之，无论是朝鲜民族革命党还是韩国独立党，以及无论国共，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