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珍藏的硬板火车票。视觉中国 资料图

新闻里说，纸质火车票要成为历史了，这让我想起一些与它有关的往事。

我最早认识火车票，与旅行和远方无关。童年时，我家离小城的火车站很近，那座以货运为主的小车站，每天一早一晚有两班闷罐客车，从山里出发，去往广汉，早去晚回。我所在的小城算是中转，常有短途客人坐车进出，这也是当时县城人来去省城最重要的路径，每日早晚有两次小小人流。邻居们常炒点花生或煮几个鸡蛋去卖给客人们，赚点小钱。他们的孩子，就时常捡些印着小字的浅红网纹硬纸片，一摞一摞的，煞是好看。每张卡片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颇有几分高级感。这些过期火车票成为我们小朋友们的硬通货，一张可以换几个硬糖甚至玻璃球，其峰值时期，是被一个乡下亲戚以一只鸭子的代价，换了几张，说要拿回去给娃娃们开开眼，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火车票——可以把他们送去远方，为他们送上光明未来。那个亲戚的几个娃娃，后来当了兵或考上大学，都去了远方，我觉得跟那几张旧火车票有关。

我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火车票，是1987年10月去重庆的一张夜行票。对于从没出过远门的我来说，重庆就是“天边”。我当时职高毕业参加工作，单位派我去重庆发电厂培训。当领导把火车票发给我，叮嘱我要收好时，其庄严的神情，有点像是拿着一张通往未来的生死符。出发那天，在成都火车北站，我看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用特制的剪刀，在被我的汗水润得有些发软的车票上“咔”地一声，剪出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惑着我的小小高级缺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开启了一次刷新。我想，宫崎骏对火车票和上面的这一剪，也有相似的感受吧，要不然，他怎么会在《千与千寻》中，把水上火车剪票的那一幕，画得那么美妙深情。

这辈子最令我揪心和难忘的一张火车票，是1991年秋天去往北京的一张T8次特快车票。那时，我刚开始文学创作并投稿，希望自己的诗歌，有一天能变成铅字印在刊物上。三个月之内，我给能搜索到的刊物投了180封信，除了收到极少的退稿信和刊物征订广告之外，多数都泥牛入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印着巨大红字的牛皮信封为我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家非常高大上的刊物要搞笔会，邀请我参加。我受宠若惊，当下开始筹划，一定要到北京去开开眼，见见真正的编辑老师长什么样子；如果有幸被他们看中哪篇稿件，哪怕发表三五行小诗，也是一件开心得冒泡的事情。

但查了查，往北京的单程车票要106元，我所在的县城还不能直接买，要给中介公司交手续费15元，总共121 元，正好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一来一回，两个月工资就没有了，再加上会务费、住宿费以及在北京几天的各项开销，大半年不吃不喝也支应不了啊。加上我每个月都月光，根本不可能补上这样一个亏空。但我又不想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跑回家给我妈添油加醋地吹了一番，仿佛那通知，就是一纸报喜文书，只等我上京去领状元头衔。这样的吹法，哪个妈妈遭得住啊。我妈当即就把平时攒下的粮票卖掉，还去姨妈、舅舅们那里这家五元、那家十元地硬凑了几百元钱，交到我手里。她疲惫和兴奋相纠结的表情，我至今难忘。我从北京回来之后，听说她每晚守在电视机前，看是否有我参加笔会的新闻，我躲进厕所里悄悄地大哭了一场。

那张特快车票，没为我带来一个光鲜的未来，却还是让我开了大眼界，让我知道哪些事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从此不再写诗。从长远来看，这次经历对我的人生，算是一次巨大的纠偏和止损。

在我的人生中，纸质火车票不经意间还留下过许多印记：荣耀的有我当记者时策划 “春运” 选题，其间帮农民工买火车票，获得报社的奖励；悲催的，有经常因为忘打印票根、错过检票时间，被滞留在成都火车东站；搞笑的，是经常马大哈地买反火车票，把起点买成终点，在人脸识别的检票入口满脑壳黑线，转身重新买完票，听铁路上工作的朋友们说可以改签，却发现票已撕了，悔之晚矣……

我最近一次与车票的纠结，发生于三年前在宜宾火车站。我与一位导演朋友打的赶往火车站，眼见还有五分钟检票口就要关闸，而我们猛然发现还没有打票，正一路叹息着“完了完了”的时候，检票人员一挥手说：“刷身份证就行了！” 我们如蒙大赦，高兴得几乎飞了起来。

那是我对火车票最后一次的深刻记忆，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