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是左翼思想试验场。拉美左翼思想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6月28日，采访了《拉美社会思想手册》的两位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魏然。在魏然看来，拉美“政治钟摆”的右翼摆幅逐渐增大，令左翼不得不反思未来的集结与存在形式。滕威认为新一轮帝国主义化带来了更严峻的危机。两位都认为当下更需要身体力行的工作，重估20世纪左翼思想的价值。

《拉美社会思想手册》是“光启·拉美思想译丛”的第四本。丛书主编滕威表示，拉丁美洲的年轻人、互联网文化以及新媒体的蓬勃发展，都产生了新的反抗性文化的想象力和资源。该译丛一方面将持续引进经典原著，另一方面也同步关注和译介当下，比如大众文化批评、数字文化批评、拉美的后人类主义、拉美的科幻文化批评、拉美的游戏研究等内容，让中国的读者了解大洋彼岸的文化抵抗现象。

巴西艺术家Candido Portinari，《战争》，1956。图源：联合国网站

：滕威老师曾提到拉美有不同于西方学院派的思想生产模式。在其他地方，“学院的左翼”和“运动的左翼”不像拉美结合得这么紧密，这是为什么？

滕威：在拉丁美洲，可能因为人们有一种对自身生存状况和历史进行思考和阐释的传统，所以总统政要、文化精英、“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能基于处境进行超越性思考，每个人都可能是思想者，会从自身角度批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不公。

拉美有一种现象：政坛领袖常常是诗人、小说家或艺术家，他们常常担任国家的文化或教育部长等职务甚至竞选总统。这并非简单“弃文从政”，而是思想与实践结合的一种选择。例如，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享有盛名，是拉美文学新希望，但后来参选秘鲁总统。选举失败后，他前往西班牙，又到美国大学任教，但始终关注秘鲁政治，提出尖锐批评。我当然不完全认同他那些批评，但这本身就是拉美知识分子的常态。

在欧洲和美国，尤其20世纪70年代后，学院知识分子虽理论激进，但很少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学院与社会运动之间壁垒还是很森严的。

另外很有趣的是，拉丁美洲许多思想家出身于记者，从新闻理想出发，有人成为伟大文学家，如马尔克斯、略萨；也有人成为思想家，如加莱亚诺。他们有知识分子参与抗议、自办小报和创建媒体阵地的传统。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起初是咖啡馆出身的记者、政治讽刺漫画作者，在左翼知识分子前辈的引领下，逐步开始左翼思想的传播，年纪轻轻成为拉美左翼核心杂志《前进周刊》的执行主编。这本由乌拉圭青年主办的“油印小报”，曾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众多拉美及西班牙、法国著名左翼文化人士在上面发表文章。

这体现了他们的媒介自觉和媒体传统。与出版媒介联系紧密，随时展开思想论战与碰撞。这是拉美的特色，也导致他们的思想不够系统——不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是在报纸上“战斗”。这些文章后来整理成书，写作方式被欧洲学界批评缺乏体系性，太讲求时效性。很多内容为报纸专栏，缺少长期考证和逻辑推演，由于多针对具体现象而写，时过境迁，外人难以理解。

我觉得这与拉美思想产生的语境紧密相关，不应简单认为相关研究不严谨。

魏然：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听到一位秘鲁经济学家说，主流报道中现在很多关于美国的数据其实并不准确。这位经济学家目前在巴西工作，他们主要通过巴西的研究机构，以及里约热内卢几个重要的经济研究所，结合他们自己的相关调研数据，这些数据与我们通常看到的世行认证或者IMF等数据是不同的。如果从巴西或拉美的角度去看，美国的通胀率现在非常高，而且这种情况是拉美人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过的，而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而我们今天却很难获取类似类型的数据。

这位学者告诉我们，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在许多领域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比如巴西的一些决策者还是愿意与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殖民化，因为并不一定只有美国和欧洲是新技术引领者，巴西与中国的高科技合作其实很有必要，也是今后形势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拉美思想者也有自己这些准确但带有另类视角的观点。

巴西艺术家Candido Portinari，《和平》，1956。图源：联合国网站

：说到思维的殖民化，拉美确实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殖民或者说全球化冲击，解殖任务任重道远。阿根廷政治学家阿蒂略·博隆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和帝国主义》一文中将全球化视作帝国主义体系的新阶段（150页）。我们知道，“全球化”在不同的国家和人民中面临截然不同的态度，拉美思想界从参与全球化的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魏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们最近还在翻看一本关于哥伦比亚的专著《哥伦比亚：被殖民，被全球化》。“Globalizar”是一个西班牙语动词。这里的“Globalizar”意思是“被全球化”，并不是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今天看来，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质疑。拉美国家更是如此。它们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感受，与我们过去二三十年间受益于全球化的体验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以一种审慎、逐步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而拉美则是在一开始就深度、缺乏自我防卫地卷入这一进程——全球化就是从拉丁美洲开始的。对他们来说，这种深度参与有时带来一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后果。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拉美不少国家历史上曾经放弃过货币主权，直接与美元完全锁定，甚至不再使用本土货币。大家印制的钞票，其实只相当于美元兑换券，在金融上没有任何自我防护能力。现在在米莱的执政背景下，阿根廷也可能会采取放弃自我保护的类似做法。这其实可以让我们从阿根廷的视角看到全球化的另一面。我认为这些教训体现在以往的依附理论或相关理论总结中。

当然，依附理论通常被简化为，发展的落后和贫穷是因为被欧洲中心主义剥夺了，但实际上其中涉及一个复杂的相关机制。不同领域在经济上的依附、金融上的掌控，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比如拉丁美洲常常面临“结构改革”或“结构调整”，在拉美外资投资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反复发生。随后国内的政治体系也被改组，包括国有产业被私有化，成为欧洲其他公司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源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有效利用和掌握，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核心企业如石油产业、能源产业应由国家持有相应份额，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

例如，历史上，智利的民生福利很大程度依赖于铜矿产业。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铜矿工业，铜矿产业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这也是智利在殖民史或全球史中的独特经验，同时从自下而上的工人运动、工会运动中得到了启示。

今天锂金属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在全球范围内，90%的锂资源以盐湖形式储存在南美“锂三角”，即阿根廷、智利和玻利维亚的交界处。而全球锂电池的主要工业原本集中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如今中国的产量正在持续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更加平等的经济交流成为关键问题。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反应。玻利维亚本土的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他们主张减少开发和出口，重点发展本国的锂电池工业。阿根廷态度相对居中，而智利则显得最为开放，每年出口的矿石比例最高。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在寻求全球化进程中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采掘矿产的经验最初来自美国、加拿大的矿产企业，以及欧洲（如西班牙）的石油公司等矿产企业。如今，拉美国家正不断地审慎思考如何与中国的钢铁和石油企业、新能源企业，包括比亚迪等企业之间实现相互理解和合作。当然，其中会有一些中国公司遭遇摩擦或冲突。这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使我们处于非常复杂的国际情境之中。随着过去拉丁美洲关于能源和发展主义思想的传承与演变，与中国企业接触本身已经成为拉美发展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非常值得我们的思想界去深入把握。否则，这些问题会在未来中企在海外的各种遭遇中不断浮现出来。

《拉美社会思想手册》魏然 编，魏然/程弋洋/姚宁 等译，光启书局2024年9月版，457页，128.00元

：魏然老师曾经提到拉美学界非常重视自身的学术脉络。这本书在选文时是如何体现这一学术脉络的？

魏然：关于脉络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内在隐含的思想，叫作针对现代性/殖民性的批判思想。

“现代性/殖民性”就是通过殖民性来体现和完成现代性，一组拉美批判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同时提出了一个叫做“殖民权力矩阵”这样的全球思想模型，在英文中被称为“colonial matrix of power”。从基哈诺——也就是《手册》第二篇文章的作者——开始，到第一篇的作者杜塞尔，墨西哥思想家，再到后来阿根廷裔美国学者米尼奥罗，他们都是围绕这个体系进行阐述。

基哈诺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指出，在拉丁美洲，“现代性”的第一个时空就是资本跳出了欧洲范围，进入拉丁美洲后获得了第一桶金，开始打造全球体系。拉丁美洲首先呈现出了这种面貌，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全面遭遇了“种族”这一概念，并围绕它进行全球性的安排。后来，这一套方法非常有用，甚至超过了原本的一些（例如性别）欧洲内部管理的方式，现在也被纳入种族这个框架下进行运作。

例如，基哈诺特别指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已成为常态，即劳动换取工资是一种常态，但实际上很长时间里，只有欧洲工人能获得工资，而在美洲、非洲等其他地方，人们则不存在工资这样的制度。工资制度的运转，原本似乎应该受到资本家的欢迎——给受雇者钱付工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资本家发现可以用种族的模式来运转，不用工资也可以。他说你就是低等的，只能为白人服务，所以你不配有工资。因此，在秘鲁很晚的时候，还有免费的劳动服务。这实际上是在种族这个框架下运作起来的。随后，这种运转机制逐渐扩散到其他地方，他发现亚洲、非洲也可以用，慢慢地将这一机制推广开来。

在现代/殖民权力矩阵中，基哈诺举了种族的例子。《手册》后面的几位思想家用美学作为例子。为什么只有欧洲人的一些艺术作品才被认为是美的？那其他地方的就不配称之为美学吗？就只是民俗艺术，或者根本就是民俗用具？暗含的逻辑就是只有欧洲人生产非功利性、超越任何价值判断的美的东西，而其他地方的人们只是日常生活。如果你们想了解美，就得学习欧洲的这种模式。但你们现在还没有，也许将来会有。就是这样一套运转的体系模式。

所以这本手册其实隐含地讲到了从现代性、殖民性整个运转母体逻辑下探讨的各个方面。后面有谈到美学、经济、依附论，以及安第斯地区具体的经济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还有整体的婚姻与女性主义、性别维度等内容。不过，《手册》整体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

当然，我们还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相关版权部门的工作人员探讨了什么样的文章最急需介绍到中国。他们也提出了推荐意见，他们一直强调其实应该关注到许多重要的女性学者，她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在整个拉美思想格局中，这一点非常明显。

厄瓜多尔艺术家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敏（Oswaldo Guayasamín），《愤怒的时代》(1960∼1970年)。图源：Ecuador.com

：拉丁美洲思想的形成，一面深受与欧洲、美国等外部世界的互动影响，同时又不断追问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您如何看待拉美思想在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滕威：我认为拉丁美洲至少从开始思考自身命运、进行自觉的文化反思时，就一直带有一种本土意识，也就是所谓的主体性。

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在于，很多拉丁美洲的思想者其实是混血后裔，多数是白人后代，因为原住民基本上已经断了根，语言也没有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很多人从小接受的，尤其是那些能进行思想性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体系本质上是殖民者建立的教育体系，很多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内化、隐形的文化基因。每当他们进行这样的写作和思考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剖析。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思想觉醒和精神炼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文本。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宿命。反抗这种宿命，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有的人一开始非常激进地去抗争这种宿命，但很多人在中后期，由于现实的压力和文化上的努力达不到预期，慢慢变得保守，甚至有的人晚年又重新接受了欧洲文化。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所以，当我们面对拉美知识分子或者思想者的写作和观点时，有时候不能光挥起批判者的武器。我们也需要理解他们在文化教育传承中的复杂性和困境。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拉美知识分子也都尝试过，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和尝试，甚至有人提出，干脆在生物学或身体方面做一些改变，我们强身健体，是不是也能有所改变？中国知识分子也曾有过这些想象。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上个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拉美、沙俄以及中国等等这些地方的“九八一代”的探索？因为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面对主流现代性的那些激进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他们的退缩和犹疑，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是整个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和遗产。那个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上个世纪之交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启的对整个西方以现代性之名书写的历史和描绘的未来进行的质疑和省思是全面而深刻的。那么，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20-21世纪之交，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回答一百年前那代知识分子曾经提出的问题吗？我们在认真总结上一个世纪的整个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脉络吗？似乎当今世界更主流的是审判、告别甚至清算“短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因为所有20世纪的革命实践都失败了。但失败的探索就没有意义了吗？

拉美的这些思想者围绕不同路线进行辩论和实践，这其实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比如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思考是要“向东”还是“向西”。说实话，乌克兰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困境的一种激化。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个类型，只不过在上个世纪之交，大家还是有选择的。但现在，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所有文化都被压缩到同一条赛道的时代。无论是在先发的还是在发展中的，现在即使你犹豫，都很难回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感觉是，我们正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最坏的阶段，而且更坏的是它不死啊。

魏然：阿根廷学者爱德华多·格鲁内尔非常有意思，他写道，现在的批判思想和思想者主要有两类，有些人还在倡导融入全球市场（例如略萨），更多是鼓吹融入开放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描述。但是格鲁内尔说，说这些话好像资本很在意一样。他反过来说，我们左翼虽然做了那么多批判性的分析，资本其实也并不在意，这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不得不去说这些问题，去尝试。有些我甚至会说是挽救，可大家明知道问题所在，却依然继续这样做。过去可能是不知道，现在是明知故犯，还是走向深渊。这是一个大的潮流，也是重要的前提。

：格鲁内尔在《回望批判思想的历史流变》一文中批评过去二十年的哲学-文化反思逐渐抛弃了思考“政治领域”（377页）。他认为今天“批判思想”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批判性地考察——对危机本身和对自身的危机负责——知识/思想的生产模式。如何理解“批判性地考察知识/思想的生产模式”？

魏然：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尤其是在苏东解体之后逐渐衰落。特别是在西方，大家就一下子不太敢直接讨论政治领域的核心话题，于是话题退回到了文化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然后你就会发现，政治真的很难讨论，因为一讨论政治，好像立刻就浮现出一些所谓重大政治领域的历史性悲剧或结构性缺陷，仿佛这些错误和缺陷都在讨论前提之中。接着，大家在文化领域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可以探讨、可以批判的地方，而且显得更加灵活。

文化一度当然非常重要，具有斗争价值。就像伊格尔顿在英国所说的，如果有人开始谈论文化，保守派几乎都要掏出手枪来对付你。文化一度非常有生产力，比如，被某种程度上视为左派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民族主义时，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印刷资本主义、文化建构或者想象的共同体。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真正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社会，这才是其批判的核心。退回到文化领域，有时看起来很灵活，最开始也有创造力，但后来往往失去了批判的力度。

当讨论者退回到文化领域后，很多研究文化的工作就变成了重新揭示弱者或微不足道的人，虽然无权，但依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抵抗力，发现这些模式就被视为对全球结构的一种挑战。然而，在这种零敲碎打式的状态下，讨论者始终没有回到本应承担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的领域。

所以我认为格鲁内尔所批判的是拉美左翼潮流的混乱，以及大家对文化领域的退守。他实际上在讨论知识生产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也与学院化结合在一起。在不断溃败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退居于学院化，同时文章写得也越来越规范。这才会有人跳出来质疑前人没有注释。但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那时候他们讨论的是真正的观点，而并非学院内的理论生产。而今天，有很漂亮的学术界的理论生产，但它与社会各界，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对话却变得越来越薄弱了。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共通的问题。

滕威：正如刚才魏然引用的那句话一样，其实我们现在左翼思想的传播和理论生产，依然是在现有结构之内进行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音乐真人选秀节目，有人唱民谣，有人说唱，有人唱摇滚，也有人唱主流流行音乐。但是每一个赛道都必须有人参加。比如说愤青喜欢摇滚，那节目组也一定要安排这个赛道。所以你会发现，一方面，全球正在经历性别文化的倒退，性别保守主义的浪潮也在席卷而来。但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版和翻译却如火如荼。近几年，无论是奥斯卡，还是欧洲各大艺术电影节，或者诺贝尔奖，几乎都是在把奖项颁给女性艺术家、女性作家。全球市场包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细分，每个赛道都有自己的生产和流通。

所以吊诡的就是，左翼的这种批判性、解构资本主义的学术生产，某种意义上仍然没能脱离这种全球学术生产流通体系。这一点让很多批判知识分子的写作受到攻讦，觉得他们是杀人放火受招安。齐泽克、韩炳哲一边批判21世纪资本主义，一边是备受市场追捧的学术明星，好像他们在表演“批判”，批判也就是个赛道。所以很多批判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反思这些问题。最近这些年，对媒介的自觉也成为批判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对这样的境地的一种回应。以前我们常说资本主义没有彼岸，其实这并不是特别绝望或悲观的话，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块茎化的结构。目前为止，我们可能还无法以个人的力量去对抗它。我的基本立场是，有这个赛道总比没有强。我们从内部“寄生”，希望也能够从内部瓦解它，好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里。所以积极利用现有的媒介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把媒介从工具变成目标。

：魏然老师新书分享会上提到，大家发觉像福柯、德里达这样的经典理论，似乎对当下混乱的现实不再有意义，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话语来描述当代生活。您指的是什么新的话语？是指时间上的新旧，还是指结构上的新旧？

魏然：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还是用福柯的话语，我们需要实现知识型的转变，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变。

福柯讲了很多，比如社会如何通过人的自我规范来实现规训，似乎形成了一套文明的规训体制。但现在看来，世界已经不需要这样文明的规训方式。如今，所有的逻辑都被完全暴露，比如当下中东等许多问题，都赤裸裸地展现出一种传统帝国主义模式，这些机制不再以隐蔽的方式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这里面可能会呈现出多重的悖论和矛盾，不再适合简单套用过去知识型话语来分析它。因此，我认为应该有全新的时代描述语言，或者说，大时代需要有重要的批评家之类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新”，并不是一种线性演进式的新，而是结合了过去不同脉络中产生的新。

比如说，近两年中国国内也开始进行情感研究和情动研究，从德勒兹谈到斯宾诺莎，他们对情感有不同的描述。斯宾诺莎虽然不算特别新，但他是原有知识脉络中的另一个旁支。过去没有被凸显出来，如今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可能会成为新的资源。当我们重新看待时，这种脉络就会被重新勾勒出来。

在中国最近的讨论当中，很多内容是围绕章太炎展开的，比如他提出的齐物论。章太炎的齐物论中包含了一些关于平等的论述，这种平等并不是基于身份政治的平等，并不是指一个被命名的、具体的认同，也不是每种不同差异认同之间的平等。它强调的是放弃具体命名机制的一种流动性，即所谓世间的人或万事万物的平等。这种观念又是受庄子的影响。因此，在今天，这很可能作为中国对于“什么是平等”的一种理论贡献，被提供给世界进行思考。

这种理念的核心，就是我们要激活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滕威：我接着他的话说，我有一个经验性的感受。你们有没有发现，原来会觉得“这种脏事不能就这么直接去做”，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其他方面，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可现在，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强盗行为、非人性的霸权，全都赤裸裸地回来了。包括在微观政治层面，比如职场压力、性别压力，这些暴力都不加掩饰地回归了。“演都不演了”。为什么会这样？最近两天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之前以为已经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权主义早已转变为一种文化叙事，所以一切都进入“后”时代，后现代、后殖民……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今天它的结构性重启。整个世界格局正在重新帝国主义化。之前我们研究拉美，只在作品和文献里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力和无耻，而今天很多东西以更肆无忌惮的方式上演着，我们看看美国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从那些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超越、已经过时的，像19世纪、20世纪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经验中，重新汲取一些力量。而且我觉得现在确实需要一些直接、身体参与的行动。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转型，其次在更积极的层面上，要打破各种所谓的次元壁，或者是知识和文化的壁垒，进行更深层次的联结。

魏然：我想到不久前作家韩少功老师到清华进行学术演讲时，在讲座间有过这样的表述：“20世纪白过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原本让人觉得非常可耻的事情，如今却被赋予了新的说法。他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以前我们说某人趋炎附势，或者是嫌贫爱富，现在可以叫作“慕强”——在20世纪被反复深刻批判的事物今天堂而皇之地被认可。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刚才滕老师提到的亲身工作之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如何让20世纪不被白白浪费，也就是说，20世纪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巨大成就，在中国和拉丁美洲进行的种种激进的尝试不能就这样忽略或一笔带过。

巴迪欧在《世纪》当中揭示了20世纪之于法国不容忽视，20世纪的法国既是政治实验的舞台，也是哲学和艺术的“震中”。相对而言，中国的20世纪和拉丁美洲的20世纪都显得更为暧昧。整个20世纪的尝试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分别意味着什么？例如阿根廷70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就是一项暧昧的遗产，有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些激进运动引发了政治威权主义。如果我们一直让类似问题处在暧昧不清的状态，那就真的白白错过了20世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完成的工作，是重新评估20世纪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一些经验。

墨西哥画家Diego Rivera，《十字路口的人》，1933年。图源：diegorivera.org

：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拉美“粉红浪潮”曾经给拉美人民带来希望，但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之后右翼政府上台，然后又向左回摆。现在美国又加大对拉美极右翼政客的拉拢。过去几年，资本的全球流动稍作停滞后，在科技的加持下似乎更不可阻挡。两位老师如何从拉美国家内部的视角来看左翼与右翼力量在外部压力下的未来走向？

魏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关联着上面的话题。20世纪拉美的诸多实践在今天的延续有何意义？20世纪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在当前新一轮政治变革中的意义是什么？

拉美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秘鲁有阿普拉主义提出的“人民的现代化”传统，阿根廷有庇隆主义的传统——今天所有重要的阿根廷政治力量都跟庇隆主义有所牵涉，无论是左翼、中间还是右翼，各种立场的庇隆主义者轮番上台。在阿根廷的案例中，庇隆主义不同潮流的轮换中，出现了原先马克里、现在的米莱这样的右翼领导者，他们或是大企业家，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穿插在庇隆主义传统中交替执政。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这些拉美左翼的“进步政府”在执政初期以来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在右翼政府执政时期，“进步政府”与中国的资金往来在遭遇美国和本国右翼的诟病——这样的处境曾经让拉美左翼踌躇。但在当前右翼更极端的进攻情形下，我认为，左翼力量可能更加认清了形势。正如阿根廷，上月发生的克里斯蒂娜获刑事件，可能会出现左翼新一轮的集结——新的社会力量团结在一起，开展一些新的、不同的行动。

《手册》选文的作者之一、玻利维亚前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最近在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的第十届年会上作大会发言，他提示，当代拉美右翼政府时常动用破坏民主机制的手段，这是因为一直以来的自由民主机制在声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同时，实际上维护了精英的权力结构；所谓民主制度往往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导致边缘群体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自由民主未能满足底层民众需求，导致了更多的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加西亚·利内拉认为，这种趋势既是对拉美民主失败的反应，也是民主失败的产物。面对这种民主失效的现状，未来三十年大概都不会见分晓，仍然会是左右翼之间的争夺和拉锯。直到真正的力量集结、再次掌握政权，形成完全不同的格局。

形成对照的是，早一代左翼（比如卢拉和利内拉）的期待都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掌权始终是这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西班牙的新型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是传统西班牙两党之外的新政党，这个党派的理论家莫内特罗在近作《劫持算法的左翼》中提出当代权力更加多元化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是通过YouTube上的谈话节目和线下街头集会而走出来了政党新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大众动员机制，一度也能够在西班牙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莫内特罗通过这个经验，提出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在总统府，也不在议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分流，还存在于网络空间和新媒介空间。我认为这种形态也会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是权力多元化以后的趋势。左右翼可能不一定需要重新在选举中掌握政权，也许它们能在新媒介或其他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形式。

滕威：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对拉美——不管是粉红、深红、紫红还是其他类型——的左翼政府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全世界的右翼都是密切互动的，但全世界的左翼其实并没有联合，不同道路的选择各自为政，所以常常被各个击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我们期待一个不同的格局，至少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新的联盟，而不是各自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