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三十五岁的杨善华跟随费孝通来到江村调查。费孝通告诉他一句话，“社会学一定要见人”，让他记忆犹新。直到十四年后自己开始做田野，杨善华才真正理解，“他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来看清人背后的社会。”

上海人杨善华在黑龙江当了十年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再后来他弃理从文，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北漂”经历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最初的认识，也为日后的田野调查打下了基础。

如今，七十八岁的杨善华说起自己的田野经历时十分平静，有个村庄他访了二十九年，从1996年到2025年。“到后来，那个地方的村民和村干部都觉得，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秘密了。我们也和当地很多人成了朋友。”

杨善华曾跟学生说起，访谈做了这么多年，“访过的人肯定过千了。”他曾开玩笑说，社会学的学者和刑警很相似——都是天天琢磨人。因此他认为，受过社会学田野训练的学生会比较“社会”，通达人情世故。在他今年出版的《做田野》一书中，杨善华将多年田野研究的成果与思考倾囊相授。这不仅是一本社会学田野手册，也为特稿记者、非虚构作者等所有需要深入现场的人提供了方法论。

“田野吸引我的，首先是一种探索过程。我永远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当我问出问题之后，在被访者回答之前，我永远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在今天这个很多人依赖手机屏幕、深陷信息茧房的时代，做田野锻炼出来的洞察力无疑是稀缺的。

《做田野》，杨善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5年5月出版，312页，66.00元

：在《做田野》一书中您提到，您是1996年开始田野调查，如今已经快三十年了，您现在还带团队去田野调查吗？“田野”吸引您的是什么？

杨善华：现在还在做。今年六月份我们刚去河北平山。去年年底去梧州，准备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去四川宜宾。上个月我刚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回来。

我把这叫做常规调查，是不带特定目的的。比如这次在内蒙古，我学生在内蒙古大学，那边一直有一个调查基地。我也参加过一次调查，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朋友。我2023年去的时候，我朋友开的那家饭店还很红火，但今年已经关掉了。他们现在想做无人机培训。这种变化就是中国社会脉搏的搏动。所以为什么我还要去做田野？就是要去感受中国社会的脉搏。

田野调查吸引我的，首先是一种探索过程。我永远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当我问出问题之后，在被访者回答之前，我永远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其次是换位思考与理解。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需要与他沟通。如果不沟通，就无法理解他所讲的事情。换位思考的前提是需要了解他的生活，必须去看看他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的。

有一年我去访问一个老大爷。当时他八十五岁，是在2008年吧。他没有孩子，完全依靠政府的救济生活。那天我到他家去，看见他家真是家徒四壁。在去之前，居委会主任还告诉我们，他们刚在冬天十二月份给这老两口一人发了一床棉被。进去后，我先看这老大爷在吃什么。上午九点，他正在吃速冻饺子。我一开始觉得他的生活似乎还挺可以，其实不然。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是反差很大。这位八十五岁的大爷皮肤细嫩，脸上一点老年斑都没有。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位老大爷一定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因为我以前下乡时在黑龙江见过很多在田里干活的人，五十多岁脸上就已经满是皱纹了。这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但前提是我得亲眼见到这个人。

还有个原因呢，是费孝通先生对我的影响。1981年底，我刚刚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算是一个新兵吧。那个时候我跟着费孝通教授去试访江村，我参与的那个组调查内容是婚姻家庭问题，我执笔写的调查报告是《从男多女少现象看江村的家庭婚姻问题》。写完之后，费先生看了觉得还可以，对我有点印象。等到1982年10月份，他又带我去江村，当时是去做家庭婚姻方面的补充调查。调查做完后，他让我再写些东西，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江村的家庭经济支配权》。费先生看得很快，还提了几条意见。我知道他曾受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那是文化功能学派的代表。而在1981年我刚刚接触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叫“结构功能主义”。我想大家都是功能主义，就问费老怎么看帕森斯的理论。没想到费老当时沉吟了一下，随后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帕森斯。”当时我听了很惊讶。然后他说帕森斯的理论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太宏观了。然后，第三句话是“社会学一定要见人”。

我一直等到自己开始做田野调查时，才理解了费先生为什么说“社会学一定要见人”。他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来看清被访人背后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阶层和环境中，必然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

我们要通过这个人去观察，看这个社会是如何影响这个人，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就是田野吸引我的地方。

：请您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一项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是什么样的？

杨善华：所有的田野调查都要去了解真相和事实，看真实发生的情况。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然后观察每个人的行动。我们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会赋予一种主观意义”。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去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这就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目的。

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最大的不同在于，问卷调查是量化研究，而田野调查主要通过个案方式进行。我们挨个访问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具体了解他们的想法、活动和生活故事。通过观察村庄或社区中发生的事件，看这些事件引起了居民怎样的反应。这个道理和你们新闻工作关心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

人类学的田野强调你在这个地方的时间要够长，至少三个月，因为你首先要去熟悉当地居民，进入村庄之后，一开始很多人对你是陌生的，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和他们熟悉。

社会学呢，因为我们不可能脱离教学和研究那么长时间，所以我们都采取持续回访的方式。就像《做田野》这本书里讲的，我们在河北平山的那个调查点，我最早是1996年去的，到明年就三十年了。我们每年都去，每次两三天或者四五天。到后来，那个地方的村民和村干部都觉得，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秘密了。我们也和当地很多人成了朋友。

今年六月，他们请我们帮忙编写村史，提供素材。我们这边都是故事，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个纪律，就是绝对不传话，所以我们访谈的很多事情，村里也未必了解。我把从1996年开始每一次调查都编成了“年记”——记录每年我们去了几个人、访问了谁、在哪里访问——这些都成为了村史的一部分。

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就是，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交了朋友，然后获得了真相。

第二层意思是，当我们去访问一个被访人时，他/她讲的每句话都有意义。刚才我说的那位八十五岁老大爷的故事，我为什么把他放在《亲历现代中国：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第一篇，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这位解放前北大毕业的韩大爷，后来告诉我们，他和他的老伴前一天就收到通知，说明天北大的老师和同学要来访问你。老两口就琢磨了一个晚上。为了应对我们的访问，他回答问题都是有目的、有意图的。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从他的叙述和行动中辨别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部分，然后再把它提炼出来。我们下一步就是根据这些内容完成我们的研究，我们要去分辨我们看到的现象背后有哪些社会原因。这也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另一个特点。

：您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中的讨论会制度，每晚的讨论会为什么是必要环节？在实践中感觉这个制度很难坚持，因为大家晚上回来都非常累，除了整理笔记，还要洗衣服、整理发票，处理琐事。

杨善华：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活动对自己的好处。讨论会制度的前提是，每个学生发言之后，老师需要马上进行点评，指出哪个地方说得好，哪个地方发现了问题。

我举个例子。2006年4月，我们在广州做调查，主题是手机的文化意义。一个学生访问了在宝洁公司工作的高中同学，对她说：“你现在已经是白领了。”结果这位女生马上反驳：“我现在还不是白领，我打算用三年时间成为白领，用五年时间成为粉领，用八年时间成为金领。”

学生在讨论会上讲述这个经历时，我立刻意识到，这个回答对我们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有重要推动。以前我们认为，一个人有了职业就自然成为该阶层的一员。但根据这位女生的说法，事情并非如此。

刚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没有人会承认他是白领。因为成为白领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白领化”的过程——从观念到生活方式，再到生活习惯，都要改变。比如2006年时，白领用MSN而不是QQ，看《瑞丽》这样的时装杂志，去特定的有高雅氛围的餐馆。只有这样，圈子里的人才会认同你。

我把学生发言的价值呈现出来，这对其他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提炼和概括。后来我们根据这个调查写了一篇文章《ICT产品的应用和白领的白领化》，探讨信息沟通技术产品的应用与白领化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每晚的讨论会是一个必要环节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进入田野调查现场就是研究的开始。被访者的所有话语都有意义，但未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一个成熟的田野调查访谈员，应该能够辨别其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内容。大约经过三次这样的田野调查，他的“感觉”就出来了。

讨论会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学生的培养，我们要把这套技艺方法教给学生。在我看来，这样的训练对学生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听”话的能力特别强，就是对文本的敏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人情世故特别通达。他必须要换位思考，那他就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通常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通达人情世故，是因为每个人的行动其实都是基于人性。而人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趋利避害。

：您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提到的“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生活”，这对于访谈者来说也是一种提醒，避免以先入为主的框架和立场去引导被访者。请您详细谈谈该怎么避免呢？

杨善华：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访谈时对被访人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是一无所知的。去了之后，首先听他自己讲。在这种情况下，要先入为主其实也没什么可能。但非常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学会在现场辨别。要能够及时发现自己错了，马上认识到自己错了，然后再看什么是对的。

2000年左右，我们在北京后海访问过一个成大爷。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山西省文水县的。他说：“我们家以前叫成府，有三四百间房。”他用这话告诉我，他们家过去是多么显赫的大户人家。他的社会地位自我定位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然后我问他老伴的情况，他说去世了。我问得了什么病，他回答：“糖尿病。”——没有多说一个字。

这时我已经能看出来，他和老伴关系肯定一般，而且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按常理推想，如果感情很深，老伴的离世对他是沉重打击，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老伴的感情，会倾诉一下。

我在他家里观察，墙上或桌子上没有任何与老伴有关的东西，比如照片，一概都没有。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我的看法。后来他告诉我，他们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是他姥姥做主定下来的。他老伴不识字，是文盲，但他自己是第二炮兵的团级军官。

所以我将这几个地方的佐证合在一起来判断他们两口子的关系，从而获得一个他们夫妻关系的真相。

我们尽量避免专题调查那种按提纲提问的方法。访谈就是即兴创作，你必须根据对方回答来想下一个问题应该问什么。如果按照提纲来提问，你就有可能忽略对方回答的意义。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半结构式和无结构式访谈。哪怕你有一些想法也放在脑子里，但绝对不是拿着提纲照着问。通常情况下，我们称这种访谈叫“聊天”。

比如在四川宜宾，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岁数大一点的我们都认识，都很熟。我们去就等于是去聊天，会说：“上次我们是两年前来的，这次来看看，过去两年你们家生活有什么变化？”都是用这种非常中性、不带倾向性的提问方法，然后看他们自己怎么讲。

假如到一个村庄，我们一般不会把调查目的设得非常具体。总是说：我们来看看村里这一到两年大家生活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从方法上避免引导，让生活按照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出来。

《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1月出版

：进入田野需要对社会权力运作的过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2014年出版的《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始末，书中反复提到中国特有的行政层级之间的“自由政治空间”。据您的观察，这种空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善华：基于我在河北、云南、四川等地的持续观察，我看到基层政权的自主空间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某些基本的运作逻辑依然存在。

我们在2007年根据我们在河北调查的资料，写过一篇论文（与宋倩合作），这篇文章发在《社会》上。我们发现，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面临明显的角色困境。财政来源从过去的“三提五统”变为转移支付，职能被上收到县级部门，但在压力型体制下，他们仍需完成上级的各项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乡镇干部发展出一套应对策略。比如“有选择地做事”——把资源集中在“一票否决”的硬任务上，比如社会稳定和计生；对于软任务，则相对淡化。

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县乡两级地方政府面对的困境几乎是相同的，因此对于乡镇干部（首先是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境遇，县级领导干部是非常清楚甚至同情的。所以，凡在县级政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会给下属的乡镇政权以最大的帮助，乡镇政权所握有的“弱者的武器”由此也得以充分发挥。

我们发现所有的村干部一般都不会轻易采取抗上的策略，但在具体工作中可能会有软性抵抗与变通。现在跟以前相比有个重要变化：财政下沉。村干部的工资以前是从“三提五统”的收入中支取，现在是由县乡两级通过财政发放。这让县乡两级政府对村级基层政权有了更直接的控制手段。但同时，基层也发展出新的应对方式——比如“躺平”现象：所有事情都等上级指示。

我们在调查中记录了很多生动的案例。比如县里要求推广芦荟种植，但L乡的M书记考察后发现当地气候条件根本不适合。他的变通办法是：让每家种三十盆作为观赏植物，冬天可以搬到屋里。跟县里汇报时说全乡加起来相当于一个大棚，糊弄过去了。第二年芦荟市场崩盘，但这个乡的农民却得以避免了损失。“不敢不听上面的，但也不能全听上面的。”这是M书记对这件事的最后总结。

通过这些年的调查，我完全纠正了以前对乡镇干部的污名化看法。他们不是外界想象的“痞子”形象，而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艰难运作的基层工作者。为什么只有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才能当好县委书记？因为一般没有这样的经历的干部确实无法应对基层这些复杂情况。

这种自主空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乡镇政权从纯粹的“国家代理人”向“社区利益维护者”倾斜，他们会在国家意志与地方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虽然形式在变，但这种在缝隙中寻找自主空间的基本逻辑到现在依然存在。

《亲历现代中国：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和情感体验》，杨善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4年8月出版

：2014年出版的《亲历现代中国：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和情感体验》一书中记录了2002-2008年北京西城和宣武区北京市民的口述生活史，其中两位北大毕业生韩大爷和张大爷的人生经历令人百感交集。作为研究者，该如何解读这些不同的生命经验中的意义呢？

杨善华：我和孙飞宇合作写过一篇文章《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其中提到一个核心观点：宏观的社会变迁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被访者身上，从而改变他们的生命历程。

虽然生命历程的改变看似是个别现象，但背后有宏观社会变迁的投射。比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本质上是阶级关系的变动。在那个时代，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人的政治立场时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只看你所属的阶级。在运动中被改变命运的人不止韩大爷、张大爷。这种情况有普遍性。所谓普遍性，就是生命经验的共性。从阶级的角度看，这绝对不是个人问题，工人农民中也有类似遭遇。我的想法是多收集一些普通市民的故事。

作为研究者，我们要透过个体的生命经验看到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理解宏观变迁如何塑造了微观的生命轨迹。

：在今天这个信息快速流动、很多人依赖数据和二手资料的时代，亲身走进田野的价值是什么？

杨善华：这是因为数据和二手资料都需要给出解释，需要读懂它背后的社会含义，你要分析它，还是要通过你对社会的了解。所以以前我做定量研究的时候，通常还是要做一些访谈。做访谈的目的其实是增加人的社会知识，而这些社会知识对于分析数据是有用的，有帮助的。

除了面对面的访谈之外，我还主张最好还是到他家里去，看看他的生活环境，这样作为一个佐证，你再来分析他讲的内容，就会提高准确度。用我的话来说，访谈的成功与否，就看你能不能进入被访者的内心世界。总之，要想知道真相，要想通过见微而知著的方式去了解和认识一个变动中的社会，这是需要一种洞察力的。而这种洞察力对你们记者和我们社会学者来说都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