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要问，土地属谁/非洲是我父辈的土地/你肯不肯，放我族自由/开普到开罗，我们要统治/你肯不肯，解我族束缚/父辈的土地，我们要统治”这是尼日利亚音乐家索尼·奥科森（Sonny Okosun）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革命歌曲《父辈之地》（Papa's Land），饱含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诉求和解放渴望。土地，是理解非洲殖民史与反抗史的重要线索，贯穿了非洲大陆自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种种动荡与变革。歌曲中对土地权利的呐喊与控诉，恰好呼应了《橡胶帝国：美国资本在利比里亚的土地与权力之争》（以下简称《橡胶帝国》）一书的研究焦点。

《橡胶帝国：美国资本在利比里亚的土地与权力之争》

此书作者格雷格·米特曼（Gregg Mitman）是美国著名环境史、科学史、医疗史学者，他的研究兴趣跨越美国与世界的科学史、医学史和环境史。他通过详实的档案溯源与田野调查，讲述了美国橡胶巨头费尔斯通公司（Firestone，也可译为火石轮胎公司或凡士通公司）自20世纪20年代进入利比里亚以来逐步掌控土地、重塑土地权力关系的复杂故事。此书也讲述了一部斗争与反抗的历史，这个黑人共和国顽强斗争，其领导人以各种手段来保住他们的土地，防止国家沦为美国的保护领，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非洲同胞也参与其中，支持或反对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开展的实验。黑人、原住民与美国资本这三股力量在利比里亚的相互交织，最终酿成了一出橡胶帝国的悲剧。

黑人：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黑人比其他黑人更加平等

利比里亚的诞生与美国历史密不可分。1816年，美国殖民协会成立，致力于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以安置被解放的奴隶与自由黑人公民，以解决黑人对“共和主义”理想的威胁。四年后，第一批86名自由黑人搭乘“伊丽莎白”号抵达英属塞拉利昂殖民地。1822年，移民得以从当地酋长处“购买”土地并建立定居点，为纪念门罗总统（Monroe）对殖民事业的支持，新定居点被命名为蒙罗维亚（Monrovia）。1838年，蒙罗维亚、新佐治亚、布坎南等8个主要定居点合并成立利比里亚联邦，由美国殖民协会委任的白人总督管辖。1841年，美国黑人约瑟夫·詹金斯·罗伯茨（Joseph Jenkins Roberts）接任总督。1845年，英国商人拒缴关税事件暴露了利比里亚联邦的主权脆弱性，推动了独立诉求。同时，美国殖民协会也因财政负担过重同意其独立。1847年7月26日，利比里亚正式宣告独立，成立利比里亚共和国，颁布仿效美国政体的宪法。整个19世纪，美国政府对利比里亚事务袖手旁观，将其交给美国殖民协会处理。20世纪，随着美国国际地位上升与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逐渐将手伸向利比里亚，以获取宝贵的战略资源。

描绘美国殖民协会遣返自由黑人的版画

“利比里亚乃躲避最严酷压迫之避难所。”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利比里亚黑人政治家希拉里·蒂格（Hilary Teague）在《独立宣言》中写道，“迄今，我等最高之希望已获实现。利比里亚已成为数千曾注定遭受压迫之不幸者的幸福家园。”然而，现实远比宣言复杂。

新生的共和国主要有两个政党，黑白混血精英群体（Mulattoes）组成了真利比里亚党（True Liberian Party），而美裔利比里亚人则组成了老辉格党（Old Whig Party）。1869年，老辉格党总统候选人E.J.罗伊（E.J. Roye）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然而，罗伊于1871年遭罢黜并遇害后，老辉格党势力多年严重削弱。他们重组为真辉格党（True Whig Party），并吸收了被解救的奴隶入党，从而壮大了力量。1878年，他们重返政坛，击败了共和党时任总统詹姆斯· S.佩恩（James S. Payne）。此后多年，真辉格党积累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以至于不允许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派存在。其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中，美国黑人移民及其后裔虽仅占人口少数，却构成近100%的合法选民群体，而原住民群体则被集体噤声。至此，共和国形成了一套黑白混血精英-黑人移民-原住民的金字塔结构。黑人移民既是美国奴隶制的受害者，也是占领西非海岸的殖民者、施暴者。美国黑人移民建立的政权，在名义上是黑人有能力自我治理的象征，实际上却延续了殖民逻辑，将本土族群视为边缘存在。

米特曼指出：“‘文明’对抗‘野蛮’的框架构建了利比里亚共和国的法理基础。”他注意到，利比里亚的《独立宣言》较少提及国内原住民，而执政的真辉格党一直以来坚持的叙事便是“为落后、愚昧的非洲带来文明和基督教的祝福”，这套叙事也促成了费尔斯通公司与代表美国黑人移民的真辉格党的合作。真辉格党执意与费尔斯通公司谈判，其核心逻辑不在于保卫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更接近于保护黑人移民的权益，将原住民群体排除在外。而涉及费尔斯通公司所获得的土地性质时，真辉格党又大手一挥将大量原住民保留地交予外国资本。这种权力的垄断与利益的倾斜，使得利比里亚共和国的黑人移民统治阶层在自我认同与殖民现实之间陷入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们以自由黑人的身份象征着摆脱奴隶制的胜利，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殖民者的姿态施加统治。

原住民：利比里亚“奴隶制”之争

自建国以来，位于蒙罗维亚的黑人移民政府就无法对内陆地区的原住民实施政治、军事与经济控制，中央政府只能效仿英国政策，在原住民部落中设立间接统治机构，通过任命地方酋长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政府将评定“足够文明”的原住民获得选举权。原住民也并非没有抗争。20世纪初，反对政府的起义频频发生。克鲁人（Kru）于1915年和1916年大东起义，这是利比里亚史上最重要的原住民抵抗活动之一。美国政府协助利比里亚政府镇压了此次起义，数以千计的克鲁人房屋被烧毁，许多克鲁人被杀害，47名克鲁酋长被绞死。这场镇压也是黑人移民与原住民矛盾的一个缩影。

1914年，利比里亚与西班牙缔结了一项劳务输出计划，要求利比里亚每年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送往西班牙殖民地费尔南多波岛的可可种植园。作为交换，西班牙政府支付劳工的薪水，并向利比里亚政府支付人头税，而利比里亚的招工人员每带去一名劳工便可获得5美元佣金。这为大规模的强制招募和剥削提供了难以拒绝的条件。时任利比里亚公使威廉·弗朗西斯（William Francis，一位美国黑人民权活动家）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下，私下搜集大量利比里亚政府官员参与强迫劳动的证据，总结成报告并回传至美国国务院。

1926年国际联盟《禁奴公约》签署国（含利比里亚）承诺废除奴隶制与强迫劳动，但为“公共工程”保留例外。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借此漏洞，强制征调原住民男性修筑道路——无薪水、无食物、无补给。面对生存绝境，大批青年逃离徭役，转而涌入费尔斯通种植园寻求有偿劳动。纸终究包不住火，人民党作为真辉格党的反对党，其党魁托马斯·福克纳（Thomas Faulkner）为了扳倒真辉格党统治，维护原住民利益，猛烈抨击金总统，指控利比里亚存在奴隶制度。美国政府随后向利比里亚政府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同时国际联盟也关注了此事，但双方均未建议任命调查委员会。1929年9月，利比里亚主动提出任命这样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利比里亚“是否存在奴隶制与强迫劳动”。第二年8月，调查报告完成。报告中认为，利比里亚不存在经典奴隶制，但存在大量强迫劳动现象，尤其体现在公共工程与劳务输出之上。丑闻的发酵最终使金总统辞职，接任总统之职位的埃德温·巴克利（Edwin Barclay）同意在国际联盟的协助下进行有限的改革。

经此一事，黑人移民与原住民斗得两败俱伤，利比里亚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在这一过程中，费尔斯通公司反而是最大的赢家之一。费尔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亚的种植园实行雇佣劳动制，长期以来，因利比里亚政府的强迫劳动而难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米特曼猜测，美国政府之所以断言利比里亚的“劳工状况近似奴隶制，是为了使费尔斯通公司的运营情况看上去更好”。通过利用国际舆论攻击黑人共和国，胁迫利比里亚政府改善国内劳工环境、释放劳动力资源，费尔斯通公司更容易招募到种植园紧缺的劳动力。同时，费尔斯通公司借此机会塑造出了一种拯救利比里亚的崇高形象。

美国资本：黑人国家“航行”需要白人“舵手”？

建国之初，利比里亚经济基础主要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出口棕榈油、蔗糖、咖啡、木材等热带产品。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石油取代棕榈油成为常用润滑剂，巴西咖啡产业的兴起也严重冲击了利比里亚的经济。20世纪初，利比里亚政府陷入债务泥潭，因此受制于英法等国财团，被迫出卖土地与劳动力换取资本。1906年向英国利比里亚发展集团的50万英镑借贷以英国人全面控制这个脆弱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为条件——利比里亚即将沦为大英帝国的财政保护领。

两次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全球资源需求格局。作为美国工业基础设施重要的“弹性肌肉与跟腱”的橡胶，其生产原料生橡胶长期依赖于巴西亚马孙地区与英国殖民地马来群岛的供应。老哈维·费尔斯通（Harvey Firestone Sr.）与他的费尔斯通帝国在美国橡胶产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老哈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他不愿意参与英属马来亚等地区的橡胶种植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应验了老哈维的忧虑，1914年10月英国出台政策，禁止从英属港口出口橡胶。直到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美国橡胶工业对战时供应短缺的担忧才终于消散。这样的经历让老哈维更加警觉，他带头反对英国在橡胶供应上的垄断地位，同时积极寻求替代供应地。老哈维称：“要采取措施确保未来美国人能生产自己的橡胶”，他的诉求得到了他的好友、时任总统哈丁（Warren Harding）的支持，商务部开始组织调查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地点，在排除菲律宾与墨西哥后，利比里亚进入美国政府视野。

在1924年至1930年间，费尔斯通公司通过系统性经济渗透与政治干预，逐步掌控利比里亚的土地与资源。1924年1月，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E.B. Du Bois）与美驻利比里亚公使所罗门·胡德（Solomon Hood）访问利比里亚巴克利山种植园，磋商租赁种植园以实验大规模种植橡胶树的可行性。同一时期，费尔斯通公司资助哈佛大学考察队以“科学考察”名义评估土地潜力，为后续扩张铺路。费尔斯通团队与利比里亚政府展开土地租赁谈判。1926年11月，公司利用利比里亚的债务危机，迫使政府签订《种植协议》，以​​每亩6美分的价格租用100万英亩土地99年​​，同时捆绑一笔500万美元的高息贷款（利率7%），由费尔斯通关联的“美国金融公司”提供。协议规定利比里亚海关与边防部队需接受美方推荐的官员监督，并接受美方指派的审计员干预利比里亚政府的财政预算。该协议使国家经济命脉落入外国资本的掌控之中。1930年，国际联盟公布调查利比里亚“奴隶制问题”的报告，揭露利比里亚存在强迫劳动问题，费尔斯通借机联合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利比里亚接受“美国首席顾问”制度，进一步削弱其主权。

利比里亚哈贝尔，火石公司种植园的工人们搬运着刚从当地橡胶树上采摘下来的乳胶桶。这条道路两旁种满了橡胶树。

面对经济扼制与外交施压，利比里亚艰难抗争。1932年，巴克利政府通过《延期偿付法案》暂停偿还贷款，并拒绝国际联盟的援助计划，抵制美国首席顾问条款。费尔斯通以撤资威胁，美国政府则联合英国冻结利比里亚海外资产。1934年，英国与荷兰收紧世界的橡胶供应，费尔斯通公司迫切需要利比里亚种植园落地，罗斯福的上台也使得费尔斯通公司失去政府靠山。1935年，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下，费尔斯通公司与利比里亚被迫重新谈判：未偿清的贷款利率降至5%，但费尔斯通获得​​60年免税权及11万英亩土地预付租金​​，并享有所租土地的独家采矿权。米特曼认为：“白人至上和种族剥削，维持着全球的资本流动，而这个国家（利比里亚）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且挑战了这样的世界。”米特曼的这句话揭示了利比里亚的特殊地位：它既是白人至上主义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象征，又是对这一秩序的质疑和反抗的代表。

就在这份协议墨迹未干之时，种植园内的以种族隔离制度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已如齿轮般严丝合缝地运转起来。费尔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亚种植园构建了一套严密的种族等级制度，其核心是通过空间隔离、职业分层、文化符号等方式维持并强化白人特权。

白人管理层居住在专属的封闭社区哈贝尔山庄（Harbel Hills），这里配备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和仅供白人社交的费尔斯通海外俱乐部。他们的住宅是建在高地上的红砖别墅，每户配备2至5名本地仆人处理日常杂务。初级分区主管吉恩·马尼斯（Gene Manis）与室友共享的别墅内，厨师、园丁等6名黑人仆人随时待命，“随叫随到，而且被期待如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种植园边缘低洼地带的黑人劳工营，密集的泥砖茅草屋与白人区严格分隔。

种植园的职业分工完全按种族划分。120余位白人管理者几乎全是美国人，他们担任植物学家、工程师等专业技术岗位，多毕业于美国中西部赠地大学，享受年薪2100美元以上（1940年代美国国内平均年收入为1368美元），免费住房和免税待遇。而25000名土著黑人劳工仅能从事割胶、除草等体力劳动，每日需完成300棵树的割胶配额却仅能获得18美分的报酬。同时，黑人晋升存在无形天花板，最高仅可升至工头职位，始终受白人主管的管理。

在文化层面，白人特权通过一系列仪式化活动得到强化。种植园的白人俱乐部定期上演“黑脸滑稽剧”，白人用炭黑涂脸模仿黑人劳工的刻板形象；其内部刊物《种植者的笨拙报》（Planter's Punch）刊登充满种族主义的漫画和笑料以取悦白人家庭，黑人员工子女可以接受费尔斯通提供的教育，但必须与白人子女隔离开来。正如米特曼在书中所写：“费尔斯通公司的种植园到处都是白色，不管是珍贵的乳胶，还是种植园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管理结构。”

费尔斯通公司不仅带来了种族资本主义，还带来了医疗种族主义。费尔斯通公司虽然给所有员工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证明其对利比里亚的善意和人道主义目的，但这种服务也存在着严格的种族隔离，除非需要做手术。黑人患者被限制在底层病房。更恶劣的是，公司医生贾斯特斯·赖斯（Justus Rice）将黑人劳工视作实验对象。1929年赖斯在三名黑人劳工身上测试实验性黄热病疫苗，1930年又在250多名黑人劳工及其家庭成员接种新药帕马喹。不久之后，费尔斯通种植园要求所有黑人佣人每日注射一剂奎诺扑喹以“化学净化”黑人佣人体内的血液，来保护白人员工免受黄热病威胁。这导致利比里亚佣人长期暴露在毒性物质之下。医疗种族主义并非单纯的医学实践偏差，而是将种族剥削嵌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资源成为维护特权的工具。这种以科学为名的压迫披着“进步”的外衣，系统性剥夺了黑人群体的身体自主权与健康权益。

1932年12月，美国殖民协会主席亨利·韦斯特（Henry West）在一次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利比里亚需要能驾驶它的‘国家之船’，走出当前危机的舵手。”他毫不避讳地表达出应当由白人带领利比里亚驶向光明未来的看法，完全无视利比里亚的政治敏感性。费尔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亚的种植园便是一个“白人掌舵”的见证者与践行者，其运营模式不仅依赖于对当地劳动力的控制，还借助种族隔离体系强化其权威地位。种植园内部建立的种族等级制度，既是殖民逻辑的延续，也反映了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时的种族逻辑。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费尔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亚获得的利润中，大约四分之三流入了美国的母公司。在费尔斯通公司看来，利比里亚人只是橡胶生产的工具，利比里亚只是费尔斯通庞大橡胶帝国的一个不起眼的零部件。1988年，费尔斯通公司被普利司通公司（Bridgestone）收购，其在利比里亚的种植园至今仍在运营，但其重要性早不如从前。尽管“橡胶帝国”已然衰落，但其遗留的权力结构、环境伤痕和社会撕裂仍在利比里亚的土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结语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变。早期研究主要受马克思等思想家影响，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经济结构及其扩张机制，特别强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暴力剥夺在资本积累中的核心作用。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资本主义史研究发生了显著的社会文化转向。在汤普森（E.P.Thompson）等学者的推动下，史学界逐渐摆脱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转而关注阶级的文化建构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这一转向拓宽了研究视野，将分析从经济结构延伸至社会与文化维度。二十世纪末，“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并彻底重塑了这一领域。它将“经济”带回历史分析的核心，但并非简单回归旧的经济史，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整合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乃至环境维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跨学科和整体性的重新阐释，且尤为强调强制劳动、种族主义和帝国权力在资本兴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E.Baptist）《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就是这股学术潮流的代表性作品。

《橡胶帝国》则是这一潮流下的又一力作。它通过利比里亚这一个案，深刻地揭示出土地掠夺和种族剥削在大西洋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而且，此书还探讨了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的破坏性攫取，指出橡胶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种植不仅导致了森林砍伐、土壤退化，破坏了自然循环，也加剧了利比里亚社会的不平等，让当地社区陷入依赖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像任何新兴的学术潮流一样，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也遭到了不少批判。其中，史料不够扎实是其广遭诟病之处。此书不仅避开这一缺陷，还有史料发掘之功。米特曼教授多次前往利比里亚收集口述史料，采访了数十位曾在费尔斯通种植园工作的利比里亚人。这些访谈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展现了原住民劳工在种植园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与集体记忆。通过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的结合，作者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利比里亚原住民史料的空白，使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声音得以在历史书写中重现。

总之，此书跨越资本主义史、国际史、环境史等诸多领域，在以宏阔的视野关注历史结构的同时，又对个体命运表达深切的同情，力图展示被遮蔽的苦难与抗争。作者不仅描绘了橡胶帝国的权力运作机制，更以深刻的同理心记录了那些被边缘化群体如何在压迫中维系尊严、在遗忘中寻求正义。这种历史书写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更是对当下国际秩序不平等的批判性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