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一股波拉尼奥热（Bolañomania）在北美形成，并很快扩散至全球；他的死亡仿佛点燃了从加泰罗尼亚小城布拉内斯绽放至世界上每个读者与作家的烟花。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世界文学或者全球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快速地看到彼此，感受彼此，并从他者的头脑与疯狂中获得自己的能量与灵感；由此而来，文学领域内的各种技术、方法、价值的更迭也从未如此富集。

基于此，“激荡的经典”尝试从地图、湍流出发，触及世界上不同语言与地方，聚焦但不局限于结构性的分叉、形成中的共识、行动的人，编织并重整文化坐标、批评语言、世界想象力，以期构成一份良善的、通识的世界文学档案与人类志图集。

7月10日，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Ana Maria Gonçalves）以接近全票，当选巴西文学院第33号席位院士。第33号席位的历史捐席人是劳尔·蓬佩亚，首任是多米西奥·达伽马，前任是埃瓦尼尔杜·贝沙拉。

至此，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成为巴西文学院128年历史中第一位黑人女性“不朽者”，她也是现任不朽者中最年轻的，现年55岁。多年来，巴西文学院正变得多元化，此前有吉尔贝托·吉尔、多米西奥·普罗恩萨·菲略、原住民艾尔通·克雷纳克先后当选。

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

《肤色的缺失》（Um Defeito de Cor），是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巴西总统卢拉在不久前的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及，《肤色的缺失》是他“在狱中580天里的伴侣”。2024年最著名的波特拉桑巴学校以之为灵感创作的嘉年华游行发生后，《肤色的缺失》迅速登上了亚马逊畅销书榜首。同时，该书也名列多种重要读者推荐排行榜、评论家推荐排行榜。

更重要的是，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被称为第一位用非洲奴隶视角写历史小说的巴西作家。

《肤色的缺失》写的是凯欣德（Kehinde，意为双胞胎中后出生者）的一生。凯欣德的历史参考人物是路易莎·伽马，十九世纪初被从达荷美（今贝宁）贩卖到巴西为奴。路易莎·伽马的儿子路易斯·加马，被誉为巴西废奴运动的守护神，路易斯·加马领导了马莱人起义。马莱人起义是巴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起义，起义发生在萨尔瓦多，非洲以外黑人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也是小说中凯欣德、现实中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主要定居地之一。

在《肤色的缺失》中，凯欣德在非洲乌伊达被俘虏，送往巴西伊塔帕里卡岛农场，沦为奴隶。到了巴西，她遭“老爷/先生”性侵（由于制度的存在与超级女性（super-fêmea）的制造，这些来自奴隶主的性侵行为在当时是常态），生下第一个儿子班若科（在当时，女奴生的孩子不属于女奴，而属于她的主人）。随夫人/太太迁往萨尔瓦多后，凯欣德先是成为自由奴隶，后赎回了自由。之后，凯欣德与葡萄牙商人结婚，但他们的儿子被生父卖为奴隶，她走遍巴西寻找儿子无果，后返回非洲寻亲。在非洲，凯欣德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并在乌伊达经营着一家建造巴西式房屋的公司；年迈时她再次登船去巴西，并记述自己的故事。

《肤色的缺失》（ Um Defeito de Cor）

小说整体是凯欣德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的口述回忆，类似于巴西文学常有的“回忆录曲目”，也属于自传小说。整本小说的名词密集，名词多用于环境和人物描写；行为动作动词与心理感受类动词多，节奏缓慢；心理与认知动词多，但偏直白、朴素。小说格外突出场景感和庄重感，从叙事层面看这体现在社会与宗教叙事在文中并行存在。

小说在“当代”与十八十九世纪，葡萄牙语与约鲁巴语往来穿梭；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保留了大量约鲁巴词的原貌，部分约鲁巴词会直接在文中佐以注解，比如“伊贝吉（Ibêji）：这是约鲁巴人中对双胞胎的称呼”。

《肤色的缺失》中浸染着奥里莎（Orixás）诸神信仰、埃贡贡（Egungun，祖先灵舞者）祭祀等约鲁巴文明的痕迹。特别吸引我的是，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为每一章配给了一则古老的非洲谚语，比如第一章，撞上荆棘的蝴蝶，会撕裂自己的翅膀。第十章，埃舒昨天用今天掷出的石头，杀死了一只鸟。埃舒在约鲁巴文明中是信使神，身兼众多奥里萨（Orisha）与人类的中介、道路与机会的守护者等多个角色，他通常与秩序、智慧、考验有关。

于我而言，《肤色的缺失》完全是生命的发生学，最闪耀的是那些爱的瞬间，比如这个片段，“在巴伊亚修士岛靠岸后，巴西人热情洋溢地打招呼，说着当时还听不懂的像音乐的语言。只穿着一条海岸布的黑人壮汉，冲着同乡问好，早安。”

在小说前言的后半部分，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用半纪实半虚构的笔法，提及她再次由于“妙遇”（Serendipidade）在伊塔帕里卡岛的一个教堂发现了一部手稿，而她的小说不过是重新整理了它。1754年1月28日，霍勒斯·沃波尔在一封信中新造了“妙遇”这个词，用来形容发现一幅珍贵古画的奇缘，并解释为“意外发现那些不在计划中的东西”。实际上，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重写了它十九次；在第六稿之前，它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直到她感受到类似于非洲口述或者祖母讲故事的声音。

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在前言称，《肤色的缺失》是“妙遇”的产物。2001年1月，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在书店接住了从书架上滑落的几本书，而后其中一本，若热·阿马多的《万圣湾》吸引了她的注意。只读到序言中的“当吉他声在这座最热闹城市的街头响起时，姑娘，别犹豫，去吧，巴伊亚在等你，迎接你每日的庆典。”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就感受到了召唤。书中记述的马莱人阿卢法·利库坦使她萌生了亲临巴伊亚，重走马莱人之路的想法。一年后，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筹备充分，先后到伊塔帕里卡岛（与萨尔瓦多同隶属于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定居，写作。

在《肤色的缺失》之前，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仅写作过一部长篇小说，《在你对我的感情的侧缘》（Ao lado e à margem do que sentes por mim）。2001年，她借助博客，开始写作，以博客书的形式发布；由于希望出书，便自费出版了这本薄薄的书。据她本人透露，这本书回了本，并给她远超预期的回报。因此，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有时被归类为“博客世代”，正是博客促成了她和路易斯·格拉瓦塔、米洛尔·费尔南德斯的相识，以及后来《肤色的缺失》得以出版于奇绩出版集团。

没有资料显示，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受过严格的文学教育。根据一份访谈，她在八九岁时读到了第一本成人书，《沙滩的孩子们》，讲述的是生活在萨尔瓦多街头的一群流浪儿童的故事。在2001年之前，她从事了多年广告行业。

为了写作《肤色的缺失》，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几乎把自己变成历史研究者，她花了两年时间查阅资料，核对信息。在一份访谈中她提及，最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研究、开始动笔写作。《肤色的缺失》前期涉及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报纸广告、司法案件、自由证书。它们组成了无数声音、无数故事，其中包括太多被压制的、却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在接触这些信息的过程中，根据她的讲述，她常常会哭泣，会理解，也会愤怒。

写完《肤色的缺失》后，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立刻移居到了新奥尔良市，居住了八年，她事后才知道新奥尔良和萨尔瓦多都是深受黑人文化主导的城市。2007年4月，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参加了新奥尔良爵士乐，观看了玛哈莉亚·杰克逊的纪念演出。演出中，两位黑人女士朝她招手，“来吧，姐妹！”，然后给她让座。此情此景，使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黑人”。

2014年，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返回巴西，再次定居萨尔瓦多。近些年，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始终积极参与有关巴西种族问题的公共辩论。她为《巴西拦截》（The Intercept Brasil）撰写的专栏便是一个例子。总体来说，她认为，种族主义不是黑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巴西拦截》专栏第一篇文章最后一行，“愿生命之力与你同在！”，清晰地表明了她的人文立场与态度。

维拉·马拉古蒂·巴蒂斯塔的恐惧话语、萨拉·艾哈迈德的陌生人/异族等更晚近的后殖民研究、批判种族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与交叉性研究，为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提供了一套崭新的知识与社会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强烈地将之从之前的论断与叙事中区分了出来。

回顾历史，1930年代，吉尔贝托·弗雷雷《庄园主宅与奴隶屋》提出了“葡语热带主义”（Luso-Tropicalismo），其中就宣称，巴西的奴隶制相较于美国与加勒比是温和的奴隶制，甚至具有种族民主等特征。这些阐释，已经从历史的剧场中脱落了下来。

以身份为例。“……被装上奴隶船后，他们被统一称为非洲人，此前，他们是豪萨族、波波族、富拉尼族、丰族、埃维族、马希族……根据相关资料，每批次的奴隶人种越丰富——这导致了他们没有凝聚力——，他们的价格也就越高。”像以上这样的描述，直到晚近才出现。

黑人/混血身份，对于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而言，“是一种不断变化、不断流动的身份认同”，在《肤色的缺失》中，凯欣德生于非洲萨瓦卢，曾定居在乌伊达，由于奴隶制又被“流放”到巴西伊塔帕里卡岛与萨尔瓦多，之后又返回非洲，最后回到巴西。“我虽然在这里，但总想着那里；而当我在那里，又想着这里。”也即，像凯欣德这样的黑人奴隶，哪怕最终自由了，他们永远是“外人”“异己”。

正如《肤色的缺失》所揭示的，白人通过种种手段持续地将黑人商品化了。在《巴西拦截》专栏中，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列举人们的日常生活话语仍然被此类境况所笼罩，也即黑人被迫向白人“对齐”，“我们被迫回退五、十个认知层级，只是为了与你们对齐，然后再说一句：是种族主义啊，笨蛋！等你们又要喊我才不是种族主义者的时候，我们还得再退三十格来解释：这是制度问题啊，笨蛋！”奈伊·洛佩斯的《布莱希特式变奏（献给阿卜迪亚斯·纳西门托）》这首诗精当地说明了这一处境。

2003年年底，巴西国家非洲裔文化博物馆重开首展“肤色的缺失”，从展览名知道，它受启发于同名书。展览有很多作品关于坎东布莱教的神祇，奥里萨、尚戈等等。坎东布莱教是西非约鲁巴、丰等民族的奴隶融合非洲传统信仰、天主教，以及巴西元素的信仰。借由这些传统文化与物品，展览讲述了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历史。

在策展文本中，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引用了迪昂·布兰德《通往不归之门的地图：关于归属的笔记》，“将自身的归属寄寓于一个隐喻，是一种妖娆的魅惑；是栖居于一种修辞；是成为一种虚构的存在。生活在黑人散居之中，我认为，就是生活在一种虚构之中——既是帝国的创造，也是自我的创造。是一个人同时活在自身之内与之外。是一个人领悟到自己所构成的符号，却无法逃脱，除非在那些平凡化为艺术的璀璨瞬间。成为一种虚构，追寻其最共鸣的隐喻，则更令人着迷。”

“书写生存”（escrevivência），康塞桑·埃瓦里斯托这一命名，是理解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以及黑人文化的核心概念。历史上讲，很多非洲人将身体视为神圣的庙宇，有人甚至会在皮肤下植入仪式用物。那些能“附身”的人被称为“马”（cavalo），意思是将身体作为神明的“运输工具”。它也延续到了巴西黑人抵抗的历史实践中，比如奎隆博（quilombo），即“逃奴社区”或“自由黑人社区”，正是这一象征。奎隆博来自非洲金邦杜语，原意是战士团体，后来逐渐演变成由逃亡奴隶建立的社区。

在二十世纪，黑人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是外国研究者罗杰·巴斯蒂德、雷蒙德·塞耶斯、格雷戈里·拉巴萨、大卫·布鲁克肖的专属。近数十年的黑人运动改变了这个局面，圣保罗、萨尔瓦多、里约热内卢、阿雷格里港，以及其他地方的作家个人与团体，比如今日基隆博（Quilombhoje），在黑人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及其作品，便可以看作是这些实践的一个成效。

黑人文学也呈现了类似的历史趋势。那些作为正统的、与天主教徒、寡头政治相关的，诸如若泽·德·阿伦卡尔、卡斯特鲁·阿尔维斯的浪漫主义，彻底成了明日黄花。基于此，有论者将《肤色的缺失》与巴西第一部反奴小说，玛丽亚·菲尔米娜·多斯·雷斯的《乌尔苏拉》作比。也有论者将之置于巴西所置身的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格局中；频繁的跨洲移民、各种性质的社会运动、为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以及围绕黑人世界的激烈讨论，这些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重构巴西身份的想象。总而言之，《肤色的缺失》的出现，正当其时。

目前，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正在创作两部长篇小说，分别与跨性别男性、米纳斯吉拉斯州独立运动有关。它们都与安娜·玛丽亚·贡萨尔维斯经常提及的托妮·莫里森所说的话有关，“如果有一本你想读的书还没有人写出来，那么你就必须把它写出来。”

本文参考文献涉及原作以及多份访谈、评论，限于篇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