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语境里，书生之见与妇孺之见其实没有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庙堂之上的辩论，还是街头巷尾的人头攒动，否定一个人的观点用上任意一种都可以达成气势上的威压，算得上是“男女平等”实现的吊诡现实一种。令人觉得疑惑的是，自古以来，书生多是年轻的男性，在他们尚未取得功名之时，他们的滔滔不绝常被社会所轻视，他们被认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理论派，他们被认为欠缺男子气概只会于歌台舞榭之间浅斟低唱。而今，他们的后辈们似乎也遭遇着来自现代的困境，虎扑、NGA等男性为主的社交平台言论常被更大的舆论力量指称为“直男癌”，当文弱书生不再需要金榜题名，而是一个个落座于写字楼的鸽子笼，或是加入风里来雨里去的骑士队伍，一个个“困男”接踵而至，躲在角落里抱团取暖，洞穴外是上野千鹤子们铺天盖地的宣发，一旦“还手”就是“厌女”。

《文弱书生》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救赎之道，如果不愿意蹲在角落里自怨自艾，此书还是可以给男性读者带来全新的启迪的。作者宋耕所关注的书生群体看似是具象存在的历史群体，实则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概念，“男性气概”在中国历史语境里是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循的微妙存在。仔细想来，廿四史中可以和现代“男性气概”等量齐观者，区区数人而已（比如楚霸王项羽）。更多的青史留名者，都有着共同的历史人设，寒窗苦读，负笈赶考，或是一朝中举天下知，或是落榜书生受尽冷眼。穿插在全书中的线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厢记》，通过对张生形象的阐释与结构，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书生形象跃然纸上，虚构故事里的投射实际上将“书生-王权”的伴生关系揭露出来，如果没有登科及第的“授权”，那么书生就是弱势的男性，好比张生若是没有能够借兵的好兄弟，他就没法和崔莺莺拥有Happy Ending。

日本光荣游戏中的陆逊形象

在成书于明代的《三国演义》中，这样的文弱书生形象也很能佐证宋耕的结论。荆州失陷，刘玄德兴兵雪恨，这边是东吴孙权感慨周瑜、鲁肃、吕蒙先后亡故，无人能够力挽狂澜。对于大臣举荐的陆逊，军中的老将们十分不满，把未来的东吴丞相称为“书生”，在这点上他们的对手已经“吓死”曹操、吕蒙的关羽也有同感，他在生前得知陆逊接替吕蒙时，大呼孙权糊涂，任用“黄口孺子”。从小说的戏剧性而言，这种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确实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但看猇亭营烧七百里，一代将星闪耀登场，这种反差感像极了被萧何追回的韩信，在拜将台上被刘邦授予印信，引得汉军高层惶恐震动。但是读者可能不会发现，陆逊在出任都督之时已经39岁（网络中已是“老登“的年龄），和影视剧、游戏世界里那面若冠玉、唇红齿白、意气风发的书生形象截然相反，这位在扬州讨伐山越十多年的将领非但不懦弱，相反老成谋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陈寿在《三国志》中只为两位人臣单独立传，其一是蜀汉丞相诸葛武侯，再者便是这位被冠以“文弱书生”的东吴丞相陆逊，足见二人分量之重。

宋耕的论述里，“文弱书生”“才子”这类形象与其说是中国前现代的男性气概，不如说是一种“虚构”，封建王朝为了士人们的忠诚、天下的太平，必须对诸葛亮、陆逊这种能够达成出将入相成就的男性做一种“无害化”的处理，从这个角度来看，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被描绘成一个法术高强的道人似乎也是合理的，毕竟明人站在历史的下游，只有将通天的法力赋予武侯本人，他匡扶汉室的伟业在当时的语境里才能成立。

《长安的荔枝》中的雷佳音

在最近登上荧幕的《长安的荔枝》中，小吏李善德似乎也有这样的二面性，在原著中，李善德被赋予采摘荔枝的特殊使命，其间目睹唐王朝盛世下的危机四伏，王权、官僚机构的层层加码，让这个原本只想在长安买栋宅子的基层官吏苦不堪言，最终走上了类似《半泽直树》的道路，试图清算甚至复仇。影视改编的点睛之笔，或许是对于男主人的选角，“大头”雷佳音极其擅长出演这种表面庸碌、俗常，但又善于豹变的男性形象。比如《超时空同居》里的陆鸣和谍战剧《和平饭店》的王大顶。在《我的前半生》中，他扮演的陈俊生是近些年不可多得的“窝囊废”形象，完美迎合了影视剧“女强男弱”的风潮，陈俊生的窝囊、首鼠两端如此鲜活，甚至在表现力上抢走男主角靳东的风头，深入人心且颇得女性拥趸的追捧。“窝囊废”实际是“文弱书生”的现代演变，作家、编剧们善于把这一类男性形象限制在家庭、职场的狭小场域里，通过老板、老妈、老婆一众形象为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承受的家人指责、期待，承受邻里“小男人”（这里尤指上海男性）的蔑称，与困在寺里备受崔母鄙夷的张生没有什么区别。

而在《男性的衰弱》一书中，英国的格雷森·佩里提供了与“文弱书生”大相径庭的男性主义反思。“男子与男性气概问题，其实与我们面临的很多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息息相关。有时，我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时会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能归结到一个病根：有Y染色体的人的行为。”就像从历史History的词源来分析，历史好像从来都是男性书写的一样，他的洞察以及对西方男性气概的分型（权力-表现-暴力-情感）确实不无道理。在著名犯罪侧写师约翰·道格拉斯所著《变态杀手》中，他这样表述到，大多数恶性犯罪、连环杀手都是男性，引申佩里的观点，拥有Y染色体的生物，天生就被赋予了对暴力、权力的渴望，这种传统、僵硬的男性气概要求，确实会引发矛盾、冲突，进而左右、改变历史的进程，影响整个人类。

这或许是现代“困男”的一种张力，一方面传统的男性气概（无论中外）确实已经跟不上社会的演化方向，另一方面大部分男性其实处在于一种“无力”和“无感”的状态里，诚如佩里所言，女性在性别问题上的强势来自于她们被压抑得太久，但是身为“困男“，还是要去思索对策，现实总是局促的条条框框，文学艺术的创作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示。

青年小说家魏思孝在小说《余事勿取》中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在本文的讨论中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文弱书生”的反抗，来自山东的普通农民游走于城市与乡村的裂隙，徘徊于欲望与现实的挣扎中，最终选择赴死。当然，小说想要呈现的或许是底层男性的困境，但其实指涉的群体不仅是衣衫褴褛者，那些衣冠楚楚出入高档写字楼的白领们何尝不会在梦里、在厕所的单间里、在停车场忽明忽暗的灯光中，畅想一次出奔，逃离现实生活的桎梏，哪怕黄历上写的是“余事勿取”（啥都别干）。魏思孝奔放、恣肆甚至略带粗俗的笔法文风，塑造了当下文学想象中少见的男性形象。只有生生世世都无比高贵、美貌的夜华们和举手投足都写着“有钱”的霸总们和《余事勿取》中的男性形象相弥合，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更为真实、复杂的中国男性形象。

通过《文弱书生》来反思男性气概本身，实际是一种几乎科幻的体验，科幻小说的意义在于身在当下，如何想象、思索更好的可能，如果传统的男性想象是一种虚构，它内在的合理性，已经孕育它的社会背景必须是我们视域中的前置问题，娱乐或许会带来爽感，但是无助于统合、平衡如火如荼的社会思潮。

今年早些时候，我前往闽北的山区，在那些安逸祥和的小镇里，修建了不少现代化的展览馆，当地的文旅部门使尽浑身解数展现当地的民俗、文化、渊源。但是，看完之后仍旧陷入了一种思索，那便是男性的历史仍旧是展馆内的主菜，哪怕这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名声狼藉，他也定是当地的乡贤。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间山水里的竹排漂流并不是男性的专利，美好的丹霞风光里是女船家的娴熟技艺，是舞动在乡间的傩戏、龙舞，积习的沉重压制不仅仅针对无处言说、无人言说的女性，同样针对史册上籍籍无名的“困男”们，时代不仅仅呼唤新女性，同样在深情地召唤新男性，一群向“文弱书生”“才子佳人”范式挥别的新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