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季，和往年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变化：AI彻底参与了每一个环节。回想起我自己参加高考的那个年代，查分要打电话，拨通一次像中彩票。填志愿靠一整本厚重的《招生指南》，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画圈、贴标签、打钩。我必须在上千所大学中，硬生生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可能性。

我的同学们有的会根据“上一届的口碑”做决定，有的会赌“今年会不会扩招”。那种不确定性令人心跳，也令人恐惧。那是没有大数据，没有回溯算法的年代，命运靠直觉也靠耳语——哪个专业冷门，哪所学校去年录取线突然拉高，都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传递。

但今天，“不确定”被智能系统收敛成“高概率”。今年的考生们，只需打开各大互联网公司提供的AI高考通应用，就能获得AI的精确推荐。你查完分、填完志愿，AI还会给你推送一组“相似轨迹”的大学生短视频：他们选了什么专业，将来去了哪家公司，哪个实习最有含金量……算法模型基于数百万人的历史轨迹，为你投射出一个“可能的你”。

从命运的骰子，到概率的建模，这个过程几乎没有高潮，没有情绪起伏，更像是一场精密计算。你不会走错路，也不会走岔路，因为系统从一开始就不让你迷路。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奇迹正在悄悄贬值

几个月前，OpenAI正式推出了o3-pro，创始人山姆·奥特曼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平缓的奇点》的博文，他说：“奇点的演进方式，是从奇迹变成常态，再变成基础标配。”我们正在亲历这种悄然的塌缩。

你还记得第一次用DeepSeek时的震惊吗？它能写古诗、写代码、写情书，像个万能的幽灵。那种“我在用未来”般的错觉，让人兴奋得像偷听天机。但几个月后，你开始吐槽它句式重复，不够创新。

可灵AI生成令人叹为观止的短视频，我们说“太强了”；三天后再看，我们说“它是不是审美有点一成不变”；三周后，我们不再惊叹它能“做到”，而是开始挑剔它为什么“还没做到更好”。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我们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人类最容易适应的，就是幸福；最快遗忘的，就是奇迹。

人类的情绪系统本是为稀缺设计的。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彩电，第一次连上网，每一次技术跃迁都能引发巨大的集体兴奋。但如果一切都变得便宜、丰富、标准，情绪就开始“找不到落脚点”。

想象2030年代：你一键生成作品集，一键查阅法律条款，一键部署机器人执行任务……当一切变成“下一步点击”，我们还会为什么鼓掌？又还会因为什么失眠？

如果智能无所不能，人类的动机要到哪里去寻找新的支点？我们正在接近一种悖论：世界越来越像乐园，但我们却越来越难以快乐。

技术的“过度照顾”，是否在削弱我们的生活力？

19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做过一个实验，他把狗放进一个逃不出去的电击房间。几轮实验后，即使后来移除障碍，狗也不再尝试逃跑——它学会了“无助”。塞利格曼将这种状态定义为“习得性无助”：当结果不再与努力相关，个体便逐渐失去行动的欲望。

今天，我们不是狗，却陷入类似状态——不是因为受苦，而是因为被照顾得太好，在逐渐失去试错的动力。

有一位朋友与女友吵架，情急之下让AI代写一封道歉信。女孩读完后回复：“你这封信，感动了我，但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你。”还有一位朋友，新装了一整套智能家居，自动调温，自动喂猫，甚至自动推荐晚餐。他却向我抱怨：“生活被照顾得太妥帖，我反而成了这个家的陌生人。”职场中，有人年终总结靠AI生成。老板读后却说：“这篇总结很完美，完美到不像你写的。”

智能电饭锅、自动猫砂盆、远程门铃……这些工具的确提升了生活便利，但并未让我们更自由，而是更宅、更懒、更依赖。当AI为你排好了行程、草拟了邮件、预测了明天的销售波动，甚至建议你今晚该吃什么。你以为你在使用它，其实你是在被它引导——从生活的参与者变成了流程的点击者。

如果说蒸汽机解放了人类的体力，那么智能体正在“软性监护”我们的生活力。技术不是在邀请我们行动，而是在请我们躺平。我们应该警惕的不是“AI太强”，而是“我们太快接受它为生活的主线”。

我的朋友最近推荐我看脱口秀演员梁海源的一段表演，主题是“手机就是我的主人”。他调侃道：“我现在吃饭可以没有饭，上厕所可以没有纸，但不能没有手机。有一次上厕所特别着急，但是手机没电了，我还是充了一会电才去上了厕所。”他最后自嘲般地总结道：“最好的主人可能正在以奴隶的形式为我们服务。”

AI不是控制你，而是替你作决定。不是奴役你，而是“照顾”你——但一种过度照顾，本质也是剥夺。最终，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不做任何努力的自由。

发明电灯泡之后，人类第一次晚睡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跃迁，都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悄然瓦解。

想象一个没有电力的世界：天一黑，人就睡；天一亮，人就起。1879年，爱迪生点亮了电灯泡，同时还开启了“夜晚这段时间”，于是有了夜宵、夜班、晚睡等等。我们开始把“该睡觉的时候”拿来继续清醒。这种便利也意味着“过劳”“信息过载”“失眠”这些现代病的起点。

电视亦然。1950年代电视普及后，家庭结构改变，客厅成为核心。人们围坐的中心不再是餐桌，而是屏幕。“沉默家庭”逐渐兴起，亲密交流被集体盯着屏幕的动作所取代。电视成了生活方式的重构器。

现在，轮到AI了，只是悄无声息。它改变的不是某项具体技能，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它重组了教育、就业、社交、艺术，乃至亲密关系的节奏。

我们不再“去搜索”，而是“等推荐”；不再“表达自己”，而是“生成一个版本”；不再“创造”，而是“微调”。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说：“现代人不是受制于禁止，而是受困于过度的自由与可能。”这不是退化，而是一种文明风格的塌缩。

未来的幸福感，是否来自“延迟”和“稀缺”？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充裕的时代，信息免费，知识唾手可得，工具越发强大。但为何幸福感却未同步增长？

答案可能藏在一个词里：延迟。

在所有情绪中，“期待”可能是最接近幸福的形态。你盼望一场旅行、盼望一场演唱会，等待一个节日的礼物。那段悬着的日子，恰恰是幸福感最浓烈的时刻。

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说：“仪式的意义，是给日常加上暂停键。”而技术恰恰在做一件相反的事：让一切不再有暂停键。所有一键即达，所有无需等待。

小时候看《加里森敢死队》《射雕英雄传》，我们得准时守着电视，每周一集。而今天的孩子们可以一口气刷完全集，还可以选择倍速。但饱和的快乐，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快乐。

欲望的前提是不足。技术试图消灭所有不足，但它从未回答过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一切都能一键拥有，人类还要追求什么？

我们需要保留的，是“再次惊喜的能力”

2035年，我们也许能解开宇宙的终极奥秘，精准预测下一次金融危机，甚至实现人脑与数据中心的实时互联。

但到那时，还有什么能让我们喜极而泣？还有什么值得彻夜难眠？我们还会因为什么，鼓起勇气说出一句“不”？

山姆·奥特曼说，智能和能源将变得“极其充裕”。这听起来像一句祝福，也像一句讣告。

也许那时，最昂贵的，不是知识，不是算力，而是“再次感到惊喜的能力”。

（作者胡逸为数据工作者，著有《未来可期：与人工智能同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