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九点，一辆小货车沿着203国道开向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个县城外的村庄。大大小小的纸箱、口袋整齐地塞满了车厢。这些来自南北各地的商品，在县城的仓库完成分拣，再被这辆货车送往各个乡镇的拼多多驿站，最终触达更多普通人。

司机是茹长有，他在县下辖的乡镇开了三家驿站。他熟悉这些通向村庄的路，知道在哪条路会碰上拦路的牛，知道哪家的羊群几点回圈。但他的车速不快，大约四十公里每小时，慢慢地穿过东北平原辽阔平坦的黑土地。

中年人总是有许多不可言说的烦恼，45岁的茹长有在公路上想心事。2018年，他的妻子确诊癌症，于2022年病情恶化去世。为了治病，这个家庭借遍了熟人好友，欠下了七十几万外债。眼下，挣钱还债是一件最要紧的事。

茹长有总是在车上若有所思 胡弘彪/摄

“人都要往前看”

在县城过了几十年，茹长有注意到家乡是一点一点变化的。道路平整了，县城楼房越来越多，房价从几百元每平方米，上涨到三四千元。乡镇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偏远地区的屯子，有的只剩下几十户居民，多为老年人和小孩。

还有一些变化，更隐秘地发生着。2015年，茹长有在乡镇做快递员。那时候，电商在乡镇的影响力有限，一个镇子一天大约只能有二三十单，快递员们用笔抄下单号。到2020年前后，村镇的快递渐渐多了起来，一天几百单，繁忙的时候能有上千单，货品也囊括了更多类型，水果、化妆品，甚至有包装得奇奇怪怪的农具。东北的冬天白日短，冒着雪，茹长有得送到天黑。

曾经的茹长有是个爱折腾的人，他干过餐饮，打过零工。2020年，他借着从前做快递员积累下的物流经验，在距离县城十几公里的镇上开了第一家快递驿站，也把这视作自己小小的创业尝试。

另一个原因是，他迫切地想要赚钱。2018年，茹长有的妻子确诊癌症，在驿站开起来的那年春天，癌细胞转移，妻子病情恶化。去北京手术、吃药，每个月复查，钱如流水般，有时每天便要花掉一两万。用完积蓄，他借遍了熟人好友，欠下了七十几万外债。“每天睁眼就是想怎么多挣点钱。”

茹长有熟悉乡村，熟悉物流。白天，他照看着驿站的经营，取货送货。夜里，他和岳母换班，照看妻子。他藏起每次检查的病历，鼓励妻子坚持治疗，也藏起压力。最累的时候，他下班回家不敢坐下，怕一坐下就会睡着。

近些年，村镇的快递单量成倍增长。最高峰的时候，茹长有每天要处理2000多单 胡弘彪/摄

好在，收入渐渐稳定下来，每个月一家驿站能有几千块的盈利。不到一年，他雇了员工，在临镇又开了第二家驿站。这个镇子不大，茹长有同时兼着片区的快递员，每个村一天哪怕只有十几件货，他也会开着车一趟趟送到村内的超市站点。

2022年冬天，妻子离世。那天晚上，他们13岁的儿子睡不着觉，茹长有带着儿子绕着县城开车。儿子小时候睡不着时，他也这样一遍遍开车绕圈哄他入睡。车窗外，县城的夜晚格外静默。他想，“从此就是我们父子俩了。”

茹长有很少再回忆那些最艰难的日子。但有时，他会想起更久以前，在还没有手机的年代，他到哈尔滨做搬运工，每隔几天就给在老家的妻子写信。纸张沉甸甸的，去邮局寄信，称重超格，他得多加张邮票。这些信，妻子生前都保留着。她离世后，他一把火烧尽了。

这个中年人拾掇起情绪，“悲伤和无助已经耗尽，一直缅怀过去也没有意思。人都要往前看”。

一份收入带来的安全感

过了中午，货车开到镇上主街，十几米就靠边停一停。茹长有推开临街的商铺和农家，把牛奶送到药店，把米面送到麻辣烫店，把一个半人高的冰柜送到木材厂。

“生意兴隆！”茹长有抱着一箱食用油，放在一家餐厅的前台。他习惯在送货上门时说上这么一句图吉利的话。

每天，茹长有都开车小货车送货上门 胡弘彪/摄

背负债务，要担起儿子的养育。茹长有总是在心里不停地盘算，“怎么才能多挣点钱呢？”

今年正月刚过，茹长有接手了第三家驿站。他想过其他创业的思路，比如做折扣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他的老本行。他知道，人到中年，不能再冒风险，要抓住逐渐稳定下来的收入和生活。他把现有的三家驿站都接入了拼多多平台开发的“多多系统”——提供两年短信费用减免，每年可以节省将近1万元成本。

茹长有熟悉村镇的节奏。每天下午两三点，是驿站最繁忙的时候。学生们放学了，家长们到街上接孩子，顺便从驿站取走快递，取件的村民排起长队。相比茹长有刚做快递员那会，乡镇里的单量翻倍增长，一天下来，茹长有的三个驿站要处理2000多单商品。

与之相应的进步是，货品出、入库效率都大大提高。每个包裹挂上灯牌，只需要输入手机号后四位，灯牌亮起，便能准确从众多包裹中识别出来，取一人份的件只需不到20秒。更重要的是，也减少了错拿、漏取的几率，降低了时间、人力成本。

驿站店员正在分拣、上架包裹 胡弘彪/摄

拼多多驿站作为民生服务节点，破解物流“最后100米”效率难题，把南北商品送进这个中国最北省份的各个村屯。裹着棉衣的大爷提走一箱白酒。镇上学校的学生拿到漂亮的谷子。73岁的阿婆取到了智能手机，她原本的手机坏了，女儿又下单了新的送来。

在村镇其他人眼中，茹长有勤奋、质朴、好说话。乡亲们叫他“茹老板”，老一辈的大爷大妈叫他“小茹（yu）子”。驿站店员小波叫他“哥”。

这是店员小波的第一份稳定工作，她是乡镇当地人。人生的前半部分，她按部就班结婚、生子，待到女儿上了小学，她想要找份工作。这份工不能离家太远，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她还要接孩子放学、做饭。经朋友介绍，她到茹长有的驿站负责入库、分拣货品，现在已经干了近两年。

这个精干的东北女人梳着马尾，挽起双袖，说这些的时候，手里没有停下麻利的动作，码着包裹，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货架上。有人报上手机号，她眼疾手快在货架上找到发光的灯牌，把包裹一个个搜罗起来，交给主人。她对这份工很满意，一个月赚两三千块补贴家用，还能和不同的人唠唠嗑，“在家都待傻了，和人唠唠挺好的。”

驿站店员正在帮村民们取件，相比过去，流程更加简化高效 胡弘彪/摄

目前，茹长有的三家驿站一共聘请了10位员工，其中四五位都是当地有孩子的女性。今年初，中国社科院大学发布《电商生态高质量发展与就业促进研究报告》称，在就业形态方面，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催生了多种新就业形态，不仅有传统形态的用工，而且衍生出电商客服、驿站自提点等数量庞大的灵活就业岗位，对于妇女、老人等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就业起到重要作用。

茹长有能理解她们，不满足只囿于家庭，但仍要照顾儿女，不能走远。妻子走后，许多人劝他把儿子托付给老人照看，自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他不愿意，坚持一个人带在身边，“我们相依为命，也幸好身边还有他。”

生活总是处于不确定中，茹长有懂得这个道理。一份稳定的收入，是他奋力寻找的一份安全感，以此托举父子的人生。

驿站每个快件上都有一枚灯牌，村民取件输入号码后会自动亮起并蜂鸣，便于迅速找到。 胡弘彪/摄

“小吉即可”

傍晚，茹长有脱下搬货的手套，指尖用力的地方些许黑灰的印记。4月初这天，他送货开车100多公里。春夏还不是物流行业的旺季，到冬天，村民购置年货、回乡的年轻人要网购，那才是驿站单量的高峰期。

小货车的车厢不知不觉就空了，东北平原的阳光不知不觉就西斜了。他从村路拐上国道，跨过呼兰河的支流，收工回城。初春的北风仍然瑟瑟，路两边是安静的白杨树。

茹长有结束一天的工作，收工回城 胡弘彪/摄

茹长有没有账本，借钱给他的亲友也几乎没有让他签下欠条，但他脑子里时刻记得这一笔笔账单。“十万八万的，大家都是信任我。这些年，始终觉得有东西要完成。”目前，经营着三家驿站的他每个月能有近一万元左右收入，债务还余下约50万元。

现在，茹长有父子俩租住在县城四十平的小屋里。房子装修简单，白墙白地砖，客厅和卧室各放一张床，再加个孩子的书桌。

但能察觉到，那些属于日常的气息，好像又回来了。洗好的衣服和袜子挂在阳台，床边放着一对哑铃，课桌上摆着儿子买来的动漫周边。儿子今年初四，马上要中考了，茹长有买来三本厚厚的教辅资料，守着儿子写作业，却常常和所有家长一样，看得自己直生气。

唯一的愧疚是，他没法把钱全用在儿子身上。上个冬天，儿子想买一双五六百块的球鞋，他没同意，那双鞋不是棉鞋，冬天穿着冷，也不划算。没想到儿子自己省下饭钱，攒了一双。茹长有知道了，骂了他一顿，回头又觉得难受：“我就这么一个宝贝，有需求还是尽量满足。”

茹长有觉得，自己看过外面的世界，他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能考上大学，也有机会出去看看。要不要留在大城市另说，但走出去总是必要的。

他总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做着最普通的工作，甚至愿望都是朴素的、不多奢求的。

茹长有依托第一家驿站开起了超市，取名“小吉”。

有人问他，“大吉大利。为什么不叫大吉？”

他哈哈笑了，说，“生活‘小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