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治（1814—1883），原名杜人凤，字后山，号五楼，浙江山阴县人。其祖、父两代皆无功名，他于三十岁时考中举人，以候补县令闲居乡里，偶尔到县衙帮阅考卷。清咸丰五年（1855）在周星誉家中初识李慈铭，李慈铭咸丰五年正月十三日记道：“是日并晤杜五楼大令人凤。”（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当时杜氏尚未改名，居绍兴府城的东郭门附近，李慈铭则居西郭门附近，彼此极少往来。杜氏第二任妻何氏，其父何冶峰、弟何澂等与杜氏亲密，后来同李慈铭关系也不错。

杜凤治于咸丰五年入京，李慈铭则在咸丰九年北上，两人在京重逢，此后的四五年里，他们常与周星誉、周星诒、周光祖等同乡听戏、访妓，出入歌郎私寓，以此消磨漫长而茫然的候补时光。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载，如是年十一月初一：“偕叔子、德夫、季贶、五楼至三庆园听三庆部。”初十日：“五楼来，偕季贶同至庆和园听三庆部。五楼同宿斋头。”十九日：“五楼来。夜同五楼访梦渔。二鼓后，复同仲雁步诣五楼书馆中，清谈而归。”廿一日又记众人饮酒作乐，并有兰卿、芝仙、玉兰、云林、梅仙诸歌郎陪酒，流连戏园、酒馆也是他们主要的娱乐、交际方式。杜凤治日记中也记录这些，但有意回避李慈铭的名字，如“予于三月廿五晚在如松馆请芳洲、子璞，并请陈幼笙、田小洲、吴松堂等。又因周素人由皖来引见，住叔云处，予于四月十三日请其听戏，晚饮如松，并请仲雁、叔云昆仲三人，又请汪小峰、王怡庵、倪小舫”（《杜凤治日记》前序记，邱捷先生整理，下引杜氏日记皆出此书。）显然略去了李慈铭。杜凤治善于推算八字，周星誉日记亦提及杜凤治擅长子平之术。咸丰十月初三日，杜凤治为李慈铭新出生的侄儿（其家长孙）推算八字，李慈铭记道：“举人杜五楼者来，为予评僧慧造为丙辰、丙申、己卯、甲子，五楼谓系土金独伤官格，当主清贵”（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然而僧慧长大后痴傻，并不能读书作文。

杜凤治虽年长李慈铭十六岁，李氏似乎并不以长辈相待，反不时流露讥诮之意。咸丰九年除夕，众人聚于周星誉寓中守岁，赋诗、掷骰连续数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李慈铭记道：“五楼来。夜同仲雁、卣香、五楼博戏。五楼又大败，焚博具而去。”杜凤治因手气不佳，竟将赌具扔入火盆，愤然离去。李慈铭还讽刺其胆小，如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记杜凤治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面色如土，欲为行计”，次日却又故作镇定，李遂讥之：“近来朝野，都是此一辈人，可笑也。”

杜凤治不擅诗文，更为李慈铭所轻。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六日，众友同游报国寺赏花，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八字分韵作诗。李慈铭作诗一首，题目原句“杨豫庭太守叔怿子恂舍人仲愉兄弟”之下，据孙咏裳抄本可知原写有“杜五楼大令凤治”七字。次日更直言“五楼诗成寄来，不通，可笑之至”。纵观杜凤治所遗日记，多为事务记录，文采不彰，晚年归田后絮絮于家长里短，俗冗之极，与李慈铭、周星誉的文人雅致趣味迥异，杜氏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记道：“丁日昌这厮已伏冥诛，人皆快之，与我并无嫌隙，不知何故痛恨之，亦公道尚在人心也。”（《杜凤治日记》）

涂抹处为“杜五楼大令凤治”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杜凤治得丰腴馆塾，又被李慈铭挖苦一番，“杜五楼就一部令史顾姓家教读去，月得十金。都中虽王公家，延师及书记，币最腆者月不过四五金，而部寺诸令史家乃往往至数十金，盖国朝胥吏偷窃权势，舞弄文法，高下在心，实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揽天下之大枋……。京朝官多贫乏不能自存，而吏人每积赀巨亿，服食享用拟于王者，此最国家一大弊也。其延师不务教读，惟属以竿牍之任，乡党自好者皆不屑为，而士之无行荒于文字者，亦喜就之，以无授经之苦，又不计文理之通否、字画之工拙也，近更趋之若鹜，凡计偕流落者偶篡得之，如登天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李慈铭不屑但却羡慕嫉妒杜凤治的运气，不久后他得到礼部尚书周祖培家馆师之职，也代作笔札、公牍，月得六金，两相比较，显然杜氏所得更为优厚。杜凤治日记中也自称“予自到京之七年辛酉冬，仰同乡顾姓请代笔札，馆谷稍丰”。（《杜凤治日记》）。

咸丰十年初，李慈铭收到一笔百两的银票，委托被革职后专营借贷的小吏陈璧轩以及杜凤治帮忙兑换。杜凤治当时可能兼营一些借贷、汇兑业务，他竟在情急之下将此笔款项挪作自用。李慈铭为此追讨良久，其在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得秦友芝观察部费银壹百两，从沈雨村经历处来，交陈璧轩，畜产负我，可恨。还叔云钱三十吊、卣香三十二吊。”会稽人秦金鉴，时官福建道台，这笔“部费银”很可能是秦氏用来打点京官的。骂陈璧轩“畜产”仍不解恨，李慈铭更在眉批中注明此事杜凤治也有参与：“此银陈鳖歼竟与无赖杜五楼分之，其谋实发于杜畜产，百金何足惜，而此两凶竖之意直欲陷我于死地。陈畜产本革吏，无恶不为，杜畜虽一字不通之举人，然终厕衣冠之末，而所为如此，人心之险，真可畏也。”（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八日，李慈铭记道：“五楼来，偕之过陈璧轩，索还旧付银，不得当而归。”至岁末，追讨更紧，十二月二十六日：“作书致杜五楼，索汇银，未得。”二十八日再索。次年正月二十九日又记：“作片致五楼，索所汇银……得五楼书。”屡索不得之下，李慈铭多次怒斥杜凤治与胥吏商贾为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陈璧轩也是山阴人，族侄陈锦字昼卿，官山东盐运使，与李慈铭也有交谊。杜凤治告归之后，见到其陈锦时写道：“下午昼卿来拜，谈许久去。昨在陶堰言及其族叔璧轩在京落魄，伊引见时，挈璧轩至山东，同治十一年卒。”（《杜凤治日记》）杜凤治有心记下陈璧轩子孙现状，尚能忆及早年二人在京城的落魄情状，可知他们当日在京关系很不错。

周星誉也曾托杜凤治介绍债主，事情本已谈妥，杜氏自身窘迫之甚，遂将贷款截留自用。周星誉在日记中无奈写道：“五楼来，日前向一相识人告贷，托五楼说合，始云可成，今夕忽以不成复我，盖初顾交谊，转念乃生为己之谋耳，不足异也。”（周星誉《鸥堂日记》）周氏虽感失望，却也体谅杜凤治的艰难处境。周氏这则记录进一步印证，杜凤治在京城对资金周转颇为熟稔，拥有相当的人脉资源，其远房同族会稽人杜联京多年，官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及詹事府少詹事，至正同治四年得广东学政才离京，李慈铭也曾向杜联借过钱，或许杜凤治在京的金融活动得到了杜联的帮助。杜凤治谙于生财之道，晚年由广东知县赋归，宦橐颇丰，日记中有记录放贷生息之事，内侄何濬为其管理账房。

周星誉《鸥堂日记》，向杜凤治借钱，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越缦堂日记》稿本与石印本中的“五楼”

咸丰十年冬，李慈铭借二十两给杜凤治寄回家用，此时杜凤治已三娶，子女多，家累重。李慈铭对他的窘境起初尚存同情，杜凤治答应年前还十两，次年春再还十两。然而到了除夕，杜仅还回成色不足的四两，经催讨后又还四金，且“辞色已甚恶”。李慈铭只好继续追讨，杜凤治则推托说家中尚未收到银两，待家书到京、确认收到后，再行偿还。李慈铭虽感无奈，却也无法与之绝交，只得转而向吕耀斗借款应急，并重在日记谴责杜氏品行差，咸丰十一年二月朔：“夜作书致杜五楼，五楼贫薄无行，性尤险躁，人畏其口，士夫无加礼者，乃谄事胥吏贾客，因缘为奸，丑状百出。予自己未入都，怜其落托，颇曲意周旋之。而五楼以予官事不成，又落第，遂渐肆轻侮，其人文章不通一字，而妒贤嫉能，无人足当其意。以予颇有时名，益忌很，其日记中极口毁蔑，若有杀其父母之恨。予初不知，洎有人为予言，予亦笑置之，反待之益谨。去年冬，再三求予为汇寄其家银二十两，且言岁末仅能还其半，以半期来年春初，予哀而许诺。至除夕，仅还低色银四金。予相需颇急，再往索，复得四金，而辞色已甚恶。今年正月，杳无嗣音，月杪往责偿，五楼初言家书必不能达，继遂言须俟家信返时始还，反覆狡狯，莫能殚述。吁，世途之险如此，可胜嘅哉？此辈龄龊寒人，市井亡赖，本亦不足记录，特欲以示子孙无近小人，故不惜污吾笔耳。”

这段记载颇为详尽，且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杜凤治的日记并非始自现存版本所载的同治五年四月，而是早在咸丰末年便已开始撰写。可能杜氏自认为在出任广东知县之前的经历乏善可陈，因而私下将早期日记焚毁。不过，他亦不免受当时风气影响，常将日记在友人间传阅，遂有人将其中的愤激之词密告李慈铭，李却只是一笑置之，杜凤治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并不足为奇。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李慈铭写道：“作书致定子、致五楼，一为缓债，一为索债也。”直到九月十九日，杜凤治才携家书前来，证实其子确已收到二十两银，遂将余下的十二两如数归还。“雪瓯、五楼来，五楼以家书见视，知其子已见过家慈，即日取汇银二十金。”（《越缦堂日记》）这二十两欠银，自除夕拖至次年九月方得清偿，足见漂泊京师谋官者生计之艰。

至同治二年，李慈铭向杜凤治商借二十两救急，却遭到拒绝，他彻底认清杜氏“鬼蜮”之面，几乎与之断交。他在二月十六日记录自己多方筹款之难，并提及早年因杜凤治等人之故，陷入铜局亏空案中，被迫补银，愤懑不已。四月二十九日又记：“得杜五楼书，言借银无有。此人鬼蜮百出，屡设计相围，而又屡来请托，今委以小事，竟不应，可恨。”李、杜间前后两个“二十两”，导致关系由和气到决裂。

《越缦堂日记》，虽抹处“五楼”尚可辨认

杜凤治虽以举人身份通过“大挑”获授知县资格，但实际补缺遥遥无期。加之第三任妻子病故，全家生计艰难，他无法再空耗光阴。据其自述：“癸亥夏韩姓继顾，予即假馆于韩。自计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偶有余力，忽兴入赀之想。”（《杜凤治日记》书首）于是在同治三年春，他放弃常规候补途径，转而借助捐纳制度，通过出资谋取一个能尽快实授的知县职位。这一过程中，他曾多方托人协助，如周星誉日记中咸丰九年六月初五便记有：“得五楼书，托代谋捐项，即复。”历经数年努力，至同治五年三月，杜凤治终于获授广东广宁知县，开始筹措赴任路费。

此时李慈铭也因捐官耗尽家产，京师居大不易，正为筹措返乡川资焦头烂额，在杜凤治出都两个月之后，他以户部郎中告假还乡。杜凤治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五离京，赴广东广宁知县任。因此同治四年出都后，二人再无交集。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李慈铭日记中扔对杜凤治满腹仇恨，“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暂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灭，行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犹知依循名义，拘牵绳检，无大过于身。今去此谰言，便觉心目为之一快，附记于此，以警将来。是年与匪人从迹最密者，今南海知县杜奉雉，今亦悉灭去其名，无俾佥壬污我简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杜奉雉”是“杜凤治”的污名化，李慈铭以此表达厌恶、绝交之意。

杜凤治日记《闲居随笔日记》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写他前几日去了趟会稽县衙，想到曾在这里批阅李慈铭的县试卷，给他第一名的好成绩，现在居然也中了进士，“李以郎中需次都门最久，不记何科捷乡举，年已四十余，又捷南宫，年近大衍，仍然在户部浮沉，补缺无期，而声荦卓卓，为一时名士之冠，而人品则卑卑不足道矣。今年已五十有四，身体向来虚怯，群谓其不寿，而已如许年岁，然与许皆无子，许不闻家中尚有何人，人世浮云变幻，枯菀难知，想苍苍者必有意于其间也。叔芸亦性弱善病，而今年已五十七，又得运使大缺，亦出人意计之外。人事难知，天道更难知，惟有如《聊斋》所云，合眼放步，任造物之低昂而已。”这是杜氏仅此一次正面提及李慈铭，此时他已归田二年，子孙绕膝，大开商铺，可谓志得意满。突然在某一日忆起天外故人：印象中周星誉、李慈铭“性弱善病”，如今却是李氏中进士、享大名，周氏官两广盐运使肥缺（运署号称金穴），皆“出人意计之外”。莫非杜氏曾解析二人八字，逆推其不寿、不达？落笔之时想必不能心平。他给李慈铭的卷子判了第一名，三十多年后仍记忆真切，但恐非李慈铭所乐于提及者。

杜凤治对周星誉充满感念，晚年也经常通信。他在同治五年四月初八日写道：“叔云信来，作长函答之。留京十余年，与叔云无间目不通函者，积已盈箧……拟择其议论有见而书法佳妙装裱为屏，悬之座隅，以志交谊。”（《杜凤治日记》）然而这段情谊也并非全无间隙，杜凤治曾在日记中暗讽周星誉“又懒又暗，一经得位，授柄家人，己则高卧”，似已预见周氏之后被劾罢官的结局。巧合的是，在杜氏讽刺周氏之两月前，李慈铭也记下周星誉的旧仆主动前来揭发，“旧寓佣媪王来敂岁，备言其故主人周星誉公私不法事，赏以钱二千”，家仆之言虽未必全然可信，李慈铭轻描淡写，但其间的微妙态度，颇值得玩味。

石印时“周”下二字被遮蔽，据陈乃乾《<越缦堂日记>之□》，二字正为“星誉”。

杜凤治日记

李慈铭卖良田，杜凤治四处借贷，他们倾全家之力谋求一官半职，只身赴京，处境窘迫。与此同时，太平军横扫浙江，两家亲人命运凄惨——李慈铭的母亲与弟妹八人逃入山中，家宅遭焚毁；而杜凤治家中伤亡更为惨重，兄长、妻子与孩子皆染瘟疫而亡，一位弟弟更被太平军掳去丧命。正如杜凤治在日记自序中写道：“发逆算陷越城，吾乡九被蹂躏，搜掠一空。兄以病亡，弟以掳死。荆室娄宜人亦染时疫，值幼子桐儿先一日殇，继又探贼复至，惊痛而殁。”（《杜凤治日记》）

李慈铭与周星誉经常谈诗论艺，以雅人深致自居，他们的日记属于典型的文人日记，杜凤治的日记则以专记公务而闻名。杜凤治任广东知县十四年，勤勉务实，他看不惯周氏的“懒政”，但自身旋于钱谷，又恰是李慈铭眼中所谓的“俗吏”。他们各自起伏的人生轨迹被真实地记录在日记中，成为动荡时局中一段沉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