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日（Bloomsday）源于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学巨作《尤利西斯》，在这一天主人公布鲁姆开启了他在都柏林的漫游。如今，布鲁姆日已经成为全球文学爱好者的节日，世界各地的读者共同为乔伊斯以及爱尔兰文学而庆祝。

6月13日至20日，“Bloomsday & Beyond”文学主题策划在上海、南京、苏州举行。在上海场的活动现场，嘉宾们探讨了爱尔兰的文学遗产和传承。

上海场活动现场

在爱尔兰的土地上诞生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文学家，例如王尔德、叶芝、乔伊斯和贝克特。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吴其尧翻译了《都柏林文学四杰》，书中讲述了这四位文学大师的世界。吴其尧指出，这四位作家彼此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18岁的叶芝曾慕名去听王尔德的讲座，22岁的贝克特经人介绍和乔伊斯成为了朋友，四个人也会彼此关注对方的作品，除了这些交集之外，他们还有共同点，“这四个人都是和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他们都要离开他们的祖国”，吴其尧说。他们和祖国的关系如同他们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其中既有反叛，也有传承与留恋。在托宾的非虚构传记《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一书中，就从“父亲”的角度切入，透过这三对父子的故事，叙述了爱尔兰人对英国文化霸权的抵抗与现代爱尔兰文化认同的诞生。

《都柏林文学四杰》

《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

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包慧怡分析了爱尔兰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她指出，二十世纪的许多爱尔兰作家无法与当时的爱尔兰社会相容，因此选择背井离乡，去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去完成他们的文学理想，这让他们不得不处理“乡愁”的问题，“晚年的叶芝以及盛年期的乔伊斯和贝克特都在痛苦地处理他们的乡愁，思考‘我到底是属于爱尔兰还是属于世界的’”，包慧怡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提出了一个有洞见的反省，“他说，要维持那种凯尔特薄暮式的爱尔兰——把爱尔兰看作仙境，翡翠岛，精灵之乡，抒情的，天真的，以对立于那种腐坏的、经验的、堕落的‘老欧洲’——要维持这种二元对立，这是一个迷思，是一个局内人和局外人共同去打造的迷思。这种过分简化的自我认知使得那些真正反思爱尔兰现代性问题的作家在那里感到窒息。”包慧怡指出，卡瓦纳将这种二元对立的迷思形容为“抒情的爱尔兰，一次一次地放逐了智性的爱尔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这样的迷思面前，爱尔兰作家不得不离开，前往老欧洲文明的“沙漠”中完成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

相较于二十世纪爱尔兰作家沉重的“乡愁”，包慧怡认为，如今爱尔兰当代作家的作品显得十分“轻盈”，例如萨莉·鲁尼就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处理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不会有意为自己贴上“爱尔兰性”的标签。“观察一个民族文学的100年的变迁，我们会看到很多问题都需要去处理，但是处理完以后不一定就有答案”，包慧怡说。从乔伊斯、托宾到以萨莉·鲁尼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对于如何处理语言的变迁和文化的遗产，爱尔兰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