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委会前主席普罗迪接受专访。

罗马诺·普罗迪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政治家。这位今年已经86岁的长者历经了中意、中欧关系变革的几乎所有关键节点。在他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1999年-2004年）期间，历经了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重要事件。在担任意大利总理期间，他曾多次访华，为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普罗迪与中国的缘分远早于他的政治生涯。1984年，普罗迪作为意大利最大国有企业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主席来到中国，参与天津一家无缝钢管厂的建设工作。那是普罗迪对中国的初次印象，他表示“中国人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而他也在这次经历中理解了“中国对发展的渴求”。

2008年辞去意大利总理职务后，普罗迪更多地回归了自己最初的身份——经济学教授。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博洛尼亚大学，他在这所大学从助教一直升任至经济学教授。时至今日，博洛尼亚人还亲切地以“教授”（Il Professore）来称呼他。作为一名知名学者，普罗迪与中国多所高校有密切联系。他目前担任北京大学中欧慈善创新研究中心联合荣誉主席，同时在2025年担任首位北京大学“阿涅利意大利文明讲席”，会定期来华讲学。用他的话来说，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建议中国把欧元做为储备货币”

：现在距您首次来中国已经过去41年，在这么长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时间里，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或难忘的事情？

普罗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初的经历。1984年我是意大利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负责人，我们要在天津与中方合作建设一座无缝钢管厂。我目睹了改革开放初期，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的干劲儿。他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令人赞叹。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从生产力的角度深刻理解到，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对发展的渴求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

第二次是上海世博会。我参与了筹备工作，我看到了中国是如何组织这次活动的。上海世博会绝对是对中国实力和形象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不过，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却跟中国有关的事情。当时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庄收看中国电视节目。当地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中国是什么？” 这代表了当时外界对这个国家的新奇感。

这些就是我记忆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片段，也可以说是我与中国长期友谊的一些故事。当然，在政治上，让我情绪最高涨的时刻是在欧盟准备正式发行欧元纸币之前，我曾经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举行过一次双边会晤，他对欧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也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当时他问我“是否建议中国将欧元纳入外汇储备？”我回答说：“是的。”中方的回应是，中国将在持有美元的同时持有欧元。在中国看来，欧元是推动多极世界的一个绝妙的构想。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您曾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作为中欧关系发展的见证者，您如何评价中欧过去五十年的成就？

普罗迪：中欧关系一直是互利共赢的合作。简单说一点，比如我们每年的贸易额达到 2640亿美元等等。中欧有贸易往来，有相互投资，还有如此众多的文化交流，比如留学生交流。

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合作。我们必须进行更多建设性的对话，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且设定共同的目标去实现。同时，我们也需要审视我们已有的合作项目，有些项目是积极的，但并未像我期望的那样发展。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我对中欧在这一领域展开合作非常赞同，因为这正是连接欧洲与中国的纽带。另一个就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f Investment, CAI）。在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推动下，中欧于一个短暂的窗口期达成了这项协定。CAI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协定，它不是一个约束性的条约，但体现了中欧未来如何共同合作的构想。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目前我们失去了它，这意味着中欧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中欧未来的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贸易，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合作。

“外交政策就像一座桥梁”

：近年来，欧盟在其对华政策中强调“去风险”和“竞争性合作”。那么，在特朗普的关税措施的背景下，欧盟是否应该调整这种做法？

普罗迪：首先，我不认为现在的政策行得通，因为全球价值链已经紧密相连。

其次，我很清楚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为什么要打破五十年来虽有起伏但始终有对话的外交关系，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现状呢？如果这项政策持续下去，将阻碍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议。

：欧盟和中国都宣称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国际问题。但实际上，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乌克兰问题。中欧双方应如何在全球事务中加强协同？

普罗迪：中欧在许多领域都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我想强调的是，欧盟与中国有共同利益，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展开合作。

毫无疑问，欧洲和中国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这不意味着中欧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这也不应该是外交政策的重点。外交政策不是试图改变对方的信仰或证明某种制度的优越性。外交政策就像一座桥梁，在桥上，有轨道、汽车、自行车、行人……各不相同但遵守共同的交通规则。

我觉得欧洲和中国也必须建立共同的规则。欧盟和中国的合作不需要在方方面面都达成一致，非要达成一致只会导致合作破局，但在合作时，我们必须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欧美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公开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是否会受到所谓“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法国等国家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权”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普罗迪：当然，中欧关系也深受美国影响，因为中欧双方都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关系，如果我们破坏了这种关系，也就破坏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这一点必须作为讨论中欧关系的前提。

欧洲需要“战略自主”，这意味着在欧美关系中，双方应该是平等的。欧洲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发展与中国的联系。

帮助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已经变了，不再仅仅是低成本或低价格的生产国，而是高科技国家，与欧洲经济的关系与过去截然不同。外交政策上的灵活性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调整现有的贸易、投资关系。在我看来，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但必须通过更坚定的欧洲政策和更灵活的中国政策来推动。

：欧盟和中国都受到特朗普政府所谓“对等关税”的影响。您如何评估这一政策对欧洲和中国的影响？

普罗迪：首先，我们并不确定特朗普的真正想法，欧洲和中国都对这一政策感到非常担忧，因为这项政策对世界经济增长不利。

同时，这对中欧共同利益也是不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根据自身利益调整双边关系会受到限制。欧洲舆论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不安，因为欧洲一直是美国的朋友。我也曾在美国任教，一直和美国人相处友好。因此，我们无法理解特朗普政府为何那样对待欧洲。

：特朗普声称，因为欧盟、中国和其他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他需要为全球贸易建立新体系。欧盟和中国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双方应如何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以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欧盟和中国又应采取什么行动来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

普罗迪：让我们明确一点，现在欧盟和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知道WTO目前非常脆弱，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对话，以发展和深化我们之间的关系。WTO机制陷于瘫痪、有关裁决没有人遵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参与者之间进行合作，而欧洲和中国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方。

关于贸易体系和贸易争端，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某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今天，我们必须在当下受到某些限制的情况下展开合作。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发展一个新体系或者对现有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

普罗迪：我的意思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协议。我们无法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希望的那样在全球层面行事，那个时代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组织双边关系、尊重彼此的角色、平衡彼此的状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对等，而是必须拥有相互包容的关系。

我们必须谨记，这不能是一个排他性的协议，欧洲和中国都应开放地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打交道。美国是我们需要共同讨论的对象，但在此形势下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放弃我们常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论调”

：文化和人文领域的交流仍是中欧关系的核心，意大利和中国也有悠久的交往历史。您在2025年成为北京大学首任“阿涅利意大利文明讲席”，您如何评价中意、中欧文明交往的成果？

普罗迪：中意和中欧的合作领域非常多。意大利和中国至今仍在许多领域合作，从考古到航空航天，从人文学科到技术领域。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成倍地增加这种合作。

设立“阿涅利意大利文明讲席”是马塔雷拉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共同决定，因此它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这个讲席的设置非常有趣，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位不同领域的教授来北京大学授课，比如物理学、文学、数学、医学等等。这意味着，每个学期都会有一批中国学者与一位欧洲学者建立联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这也说明，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文化接触——我重申，也可以是任何其他国家——必须是多元化的，并提供多种接触机会。

：您能分享一下作为该项目首任讲席教授的经历故事吗？

普罗迪：我目前仍在担任此职。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与学生和同事们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互相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事实上是，欧洲、中国和美国的学生是多么相似，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被分割开来。这看起来像个小观察，但意义深远。

所以我尝试去做的，不是教学，而是交流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差异，不是为了扩大它们，而是去尝试理解它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规模地增加这种联系。除了在大学层面，我们也应该尝试组建一些研究团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合作，以建立更长期的接触与交流。

：您同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欧慈善创新研究中心联合荣誉主席。您如何看待意大利与中国以及欧盟与中国在慈善合作方面的成果？

普罗迪：在关乎全人类福祉而非仅关乎中国或欧洲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这是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慈善的意义是向人类伸出援手，所以我的梦想是，在欧洲和中国的合作下，在埃塞俄比亚或索马里或其他国家建设20所医院。这与中国或欧洲自身无关，但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息息相关。慈善是一座桥梁，也意味着彼此信任，这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欧洲，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年轻人有增加。在您看来，欧盟和中国应如何设计代际对话机制，以超越所谓“制度优越性”的话语陷阱？

普罗迪：首先，当所有媒体每天都在说中欧之间的竞争是无法管控的、中欧博弈正在撕裂世界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友好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必须开始放弃我之前所说的“制度优越论”。

其次，也就是放弃我们常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论调。如果我们持续向民众传递这种信息，无疑会强化人们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的感受。

因此，改变这种状况是我们的责任，这并非不可能。在我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推动了原属于苏联阵营的八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未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加入欧盟”，相反，他们都是自己提出的申请。这就是我的观点。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才能达成更好的协议，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

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年轻人对中国感到不安？是因为欧洲的政客们。他们某种程度上传递了分歧、并强化了差异观念，而非开放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你可能不会喜欢中国，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你不可能不喜欢中国。

：在纪念欧盟与中国建交50周年的这一重要时刻，您认为欧盟和中国需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以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深化相互理解与认知，真正丰富中欧“再相遇”的内涵？

普罗迪：我们需要做什么？习近平主席和冯德莱恩主席在5月6日的贺电中都表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增进相互了解。我们必须开始对话，中欧之间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朝着这个方向取得进展。这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