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讨论的“老年”一词，仿佛对应一个被精确定义的事实。实际上，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老年并不那么容易界定。这是一个生物学现象。年老的人的机体呈现出某些特性。老年带来心理上的后果，某些行为被认为是典型的老年行为。像所有的人类境况一样，老年也有其存在上的维度：它改变了个人与时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改变了与世界和与个体自身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从来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状态下的。老年和其他年龄阶段一样，身份是人在其中作为一分子的社会所加诸人的。不同视角之下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使事情变得复杂。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不能抽象地把生理数据和心理状况分开考虑，二者其实相互影响。我们将会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老年时期尤其紧密，属于典型的心身医学范畴。所谓人的精神世界只能在其生存状况中才能被完全理解，生存状况会让身体产生相应的反应，反之亦然，身体衰颓的程度影响着其与时间的关系。

总之，社会在给老年人分配角色和位置的时候是考虑到他们的个性特征的，那就是他们的羸弱，还有他们的经验，同时个人也受制于社会的实际态度和意识形态。所以，仅仅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老年的各个方面是不够的。每个人都在对其他人作出反应，并且被他人所影响。只有在这种不停歇的循环过程中，我们才能把握老年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对老年的研究应该全面而彻底。我的主要目标在于阐明我们社会中老年人的命运。读者可能会惊讶，为什么我会用很大的篇幅去描绘老年人在原始部落中的状况，以及在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状况。如果说老年作为生理命运是贯穿于历史的，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命运随着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反过来说，老年的意义或无意义对其所处的社会发出质问，因为老年揭示出的是之前生活的意义或无意义。为了更好地评判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与之前不同时空中的社会形态所给出的解决方案进行对比。这样的一种对比，能让我们发现哪些是老年本身不可避免的状况，我们能够以什么样的代价来减少这些困难，以及我们目前所生活的社会对他们负有何种责任。

任何生存的处境都可以从外部性以及内部性来考察。前者是他人眼中的形象，后者是从承担并超越它的主体出发。对于他人来说，老年人是需要认知的对象，对于自身来说则是亲历的生存经验。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从外部视角考察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当代社会学对老年的研究。在第二部分，我着力描绘老年人如何内化自己与身体、与时间、与他人的关系。我所做的两项工作并不能使我们定义老年。我们反而会看到它的多种面目难以化约。从历史直到今天，阶级斗争决定了一个人老年的境遇。年老的奴隶和年老的领主有着天壤之别。领着微薄养老金的工人和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完全没有可比性。老年个人境遇的不同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健康、家庭等。但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产生了两大老年人群体，一个人数极为庞大，另一个则非常小众。任何掩盖这一分野、企图笼统谈论所有老年人的说法都应该受到驳斥。

一个问题马上出现了。老年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事实，而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和延续。这是怎样的过程？换句话说，什么是“变老”？这个概念涉及变化。胚胎，新生儿，儿童，生命的变化一直在持续，我们是否应该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认为存在是缓慢的死亡？显然不能这么说。这种说法的矛盾之处在于没有认清生命真正的本质。生命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在失去平衡同时又重拾平衡。惰性才是死亡的同义词，而生命的法则在于变化。变老的特征是一种特殊的变化，是不可逆的、不利的，是一种衰颓。美国老年学家兰辛对老年给出下列定义：“一种逐渐的不利的变化，通常与时间相关联。在成熟之后便显现。最终导致无可避免的死亡。”

可是，我们马上又遇到难题：“不利的”是什么意思？这涉及价值判断。当我们谈到进步或退步的时候，一定是相对于一个目标而言。玛丽埃尔·瓜切尔（法国高山滑雪运动员，于1964年和1968年冬季奥运会获得包括3枚金牌的5枚奖牌）在滑雪表现不及年轻选手的那一天就不得不承认，从运动的角度来说自己老了。年龄的等级因“活着”而形成，其标准比运动更模糊。我们必须知道生命的目的为何，才可以确定什么样的变化远离这一目的，什么样的变化接近这一目的。

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人的生理结构，问题会非常简单。所有的有机体都试图生存下去。当平衡受到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建立平衡，对抗外界的侵扰，最大限度最牢固地把握世界。在这样的视角下，诸如“有利的”“无关紧要的”“有害的”这样的词含义是明确的。从出生直到18岁或20岁，人的机体生存的几率一直在增加。人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有抵抗力，手段和技能增强。20岁的时候体能达到巅峰。因此，在人生最初的20年，机体的变化是“有利的”。

有一些有机体的变化既不带来进步也不导致退步，它们被称作“无关紧要的”，比如小时候胸腺的发育，又比如远远超出人脑所能用到的脑神经的发育。

至于“不利的”变化，它们很早就会出现。视觉调节能力从10岁起就开始减弱。听力的上限在青春期之前已经开始下降。12岁之前机械记忆力的衰退已经开始。据金赛的理论，男性的性能力16岁到达巅峰。当然，这些损失是有限的，儿童和少年的发展依然呈上升曲线。

过了20岁，尤其是从30岁起，器官开始退化。衰老是否应该从这时算起？不。因为人的身体不能算纯自然领域。一些能力的丧失、改变、衰弱，可以被诸如机械装置、实践经验，以及智力弥补。当不足只是偶发，并且能够轻易被弥补的时候，不被认为是衰老。只有当这些不足形成规模并且无法弥补，这时候身体变得脆弱，能力或多或少地丧失，才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身体衰老了。

如果我们将个体全面考虑，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衰落”是相对于一个顶点而言。那么顶点在何处？身体和精神的发展虽然互相影响，但并不完全平行。一个人可能身体还未衰退但精神受到很大损伤，或者身体衰退了但智识有很大进步。我们给予哪方面更大的价值？答案是不一样的。有人更看重身体的能力，有人更看重精神能力，也有人看重二者的平衡。个体和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而在年龄上建立了等级制，而且这种等级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模式。

由于可能性更加丰富，习得的能力更加多样，感受更加新鲜，儿童胜于成年人。这是否可以让我们认为年龄的增长是一种退步？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他曾经写道：“一个健康的儿童闪耀着智慧，而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年人有可能智力还稍逊，多么令人难过的对比。”这也是蒙泰朗（法国作家。196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经常谈到的观念。在其剧作《死去的王后》中，他借人物费兰特之口说：“儿童的天才一旦熄灭就是永久性的。人们常说蝴蝶是虫子破蛹而出，可是人如同蝴蝶蜕变为虫子。”

弗洛伊德和蒙泰朗称颂童年都出于个人原因，尽管不尽相同。他们的观点并非人人都赞同。“成熟”这个词本身就表明我们通常还是将成年人置于儿童和年轻人之上。成年人获得了知识、经验、能力。学者、哲学家和作家通常把人生的顶点置于中年。（希波克拉底认为顶点在56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35岁达到身体上的完美，在50岁达到灵魂上的完美。但丁认为人在45岁进入老年。如今的工业社会通常让劳动者于65岁退休。我会将65岁及以上的人称为老人、老者、长者。至于其他人，当我在后文提及时，会注明其年龄。——原注）甚至有人将老年视为人生的高光时刻，认为老年带来了经验、智慧、平和。如此说来，人生并没有所谓的走下坡路。

谈论人生的进步或退步，意味着以一个固定目标为坐标。然而，并没有先验的、绝对的目标存在。每一个社会都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衰颓”一词在社会背景下才有确切的意义。

这个讨论证明了我之前所说的，即只有全面考察，我们才能理解老年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生物现象，同时亦是文化现象。

本文摘自《老年》，[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孟玉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本文为该书引言，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