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秀典，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80年，本科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专业；同年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课程；就读博士后期课程时，曾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任助教。1990年，就职于九州大学文学部，后升任副教授。1994年调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任副教授、教授。

冈村秀典的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三个方面：1.新石器时代至殷周时期的畜牧业、动物牺牲和国家的形成；2.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研究以及向日本列岛的传入；3.佛教文化从犍陀罗到云冈石窟的东传研究。在过去10年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冈村秀典先后主持中国古镜研究、东亚初期佛教寺院研究、云冈石窟研究、北朝石窟寺院研究等。其主要专著有：《中国文明：农业和礼制的考古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8）；《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2007）；《中国古代王权礼制的形成与早期中国与祭祀》（学生社，2005）；《三角缘神兽镜的时代》（吉川弘文馆，1999）；编著有：《丝绸之路发掘70年：从云冈石窟到犍陀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8）；《云冈石窟：遗物篇》（朋友书店，2006）；《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学生社，2005）；《文家屯：1942年辽东先史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真阳社，2002）；《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篇第1卷：先史、殷、周》（小学馆，2000）；《三星堆：中国5000年之谜——惊异的假面王国》（朝日新闻社，1998）；《番塚古坟》（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993）；《椿井大塚山古坟和三角缘神兽镜》（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1989）等。2000年，冈村秀典荣获第13届日本滨田青陵奖。

受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委托，曾执教于日本金泽大学的秦小丽博士，于2015年11月9日特地前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学共同研究室采访了冈村秀典教授。本次采访还得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特别研究员菊地大树、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马渊一辉的全力协助，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冈村秀典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考古学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之一。请谈谈您是如何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兴趣的？开始于何时？

冈村秀典：首先感谢你这么认为。我出生在日本古都奈良，这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这里遍布古代遗址。从小生长在这一环境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对古代文化产生了兴趣。其中对我影响特别深刻的是1972年奈良高松塚古坟壁画的发现，这正好是我的初中、高中时代。而在中国，这一年正好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重要发现。两年后的1974年，又有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大发现。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激起了我探索历史的好奇心，也使我开始对历史和考古产生兴趣。于是，1976年我选择了京都大学东洋史作为专业。之所以一开始未选考古学专业，是因为我希望能对整体的历史学进行研究，特别是那时我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历史方面。可以说我是首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然后才选择了中国考古学。在有了历史学基础之后，大三选择专业时，我选择了考古学。那时我们考古班总共就4个人。1980年我大学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硕士与博士课程。

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我得到了樋口隆康和林巳奈夫等教授的指导。樋口隆康先生的研究范围从中国铜器到中亚佛教考古，跨度比较大。林巳奈夫先生以研究中国青铜器与玉器著名，也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我的硕士论文选择了汉代铜镜研究，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出土了大量中国制造的铜镜，这有利于我实地调查研究时亲眼观察实物资料，而且还有樋口隆康等教授的指导。当时，京都大学的中国考古学可以比喻为中国铜镜研究的圣地，研究风气很盛。1984年硕士毕业时，我的硕士论文的前半部分（《西汉镜的编年及样式》）被京都大学的学术杂志《史林》刊载。这是我考古学研究生涯中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起点。

80年代初期，您作为早期留学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您能谈谈您的留学经历及感受吗？

冈村秀典：1981年我前往北京大学留学，对于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全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特别是宿白、邹衡、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先生都给予我很大的教诲，并且还让我参观了一些考古遗址的发掘现场。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能去的地方仅限于开放性城市，而考古发掘现场几乎都在农村，我们是不能随便去的。但考古学专业的留学生可以以团体形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参观事先选好的遗址点。因此我去了山西省侯马市附近的天马—曲村遗址。

自1990年开始，您参加了一些在中国的考古遗址调查与发掘，那时您还在九州大学任教，是吗？

冈村秀典：我到九州大学任教之后，1990年首次参加了和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遗址调查。其后，1994年我参加了江苏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调查，并于同年从九州大学调回母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教。稍后，我又参加了湖北省阴湘城遗址的发掘。再后来，1998-1999年我参加了在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也使我有机会第一次参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城郭遗址发掘，并在城址内部发掘了宫殿基址。当时的最大收获是亲眼目睹了大量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陶器。在河南发掘期间，我们还实地考察了河南省偃师城址及郑州城址等商代前期的遗址遗物调查。这些对我此后执笔撰写夏王朝及殷商时代的相关研究著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您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也曾在中国参与多项考古发掘，您同时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这些经历使您有机会对中日两国的考古研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中国和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冈村秀典：首先，中日两国的考古学在规模和形式上有着较大的不同。中国的考古学规模很大，以北京大学为例，历史系与考古系的教授阵容和学生人数几乎是相同的，各自处于同等并列的地位。考古系的研究人数比日本多出一位数字来。在日本，考古学只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专业。在机构编制上，以京都大学文学部为例，以文献的有无将考古学分为“先史考古”与“历史考古”，除了研究日本考古学之外，还必须涵盖世界范围的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按照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划分，并由相应的教授执教，并且将自然科学领域及博物馆学等学科也纳入考古学的体系。这虽然是北京大学的情况，但如今中国各大学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是按时代的横轴区分编制的。日本的现状则是以教授个人为单位来设定时代和研究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数量比北京大学更多，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核心研究所，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全国，加上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有5个研究部门，其研究体制的组成也很有中国特色。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了两个国家级大型研究项目，其中之一是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另一个是从2000年启动，至今仍在继续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从形式上而言，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所以每年都有年报等资料邮寄过来。这些资料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成果是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和河南新砦遗址的发掘。探源工程从形式上看，一个最大特点是自然科学类的学者参与到了课题研究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近石峁城郭遗址的发掘也很轰动。我以前去过延安，但还没有到过榆林，有机会的话很想去看看。因为从很早，也就是我关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研究时，就觉得这个地区非常重要，是中国文明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地区。

我想就考古学的概念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一般人们认为，考古学仅仅是研究过去历史的。您也这样认为吗？

冈村秀典：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我在滨田青陵奖25周年纪念演讲会上的发言，演讲的题目是：“考古学的今天与今后。”正如你所言，从20世纪前半期开始，来自欧美的文化史考古学概念被引入日本，考古学家注重于遗址与遗物这些考古资料的型式学分类，并由此综合各种形式的考古学文化，以探讨考古资料的时空位置。考古学家也将考古资料的何时、何地作为研究的最大目的，此即所谓考古学是研究过去历史的定义。京都大学也将考古学放在史学学科内。美国则不同，考古学是在人类学系。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最大不同是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历史学科的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就是研究人类留下的过去历史的学科。而人类学科的考古学家则以研究人类本身为目的。其实这是两种不同方向的研究方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研究才终于明白的。研究过去历史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忘记了人类究竟是什么，人类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这些很具体的问题应该是考古学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人类不仅仅是历史所涵盖的范畴，也包括他的现在和未来。

具体来说，历史学探讨遗址与遗物何时、在哪儿、做了些什么东西，而人类学则关注和探讨是如何做的、谁做的、什么技术做的，等一些与人相关的问题。比如你研究二里头、二里冈文化的陶器，注重陶器形态变化的时代差异与区域差异，这点虽然很必要，但是还必须要思考陶器形态变化背后人的行为关系。即需要考虑陶器形态为什么变化，比如居住形态、着火面、火炉的变化都可能是陶器形态变化的原因，此即以人的行为变化导致遗物形态变化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当你研究考古遗物时，必须要综合考虑与人的行为相关的很多因素，将人作为主线去思考问题，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留下的遗物。

这是否就是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人的考古学”呢？能谈谈您所倡导的“人的考古学”的具体内容吗？

冈村秀典：礼制的形成与早期中国具体来说，美国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领域，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认为考古学不仅要像人类学那样重视世界通行的普世价值观，而且应该纳入探讨人类多样性的人文学领域，这样会更好一些，我将此称作“人的考古学”。考古学的终极目的，与其说是研究人类过去的物质文化，或者是研究人类的过去，不如说是通过遗址和遗物，或者是通过历史来思考人的学问。我不仅强调注重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更主张将创造历史的人置身于社会环境中进行人文社会学的综合考察与研究。我不擅长讨论抽象概念与理论，下面通过我目前做的具体研究，举例说明如何从考古学研究来看待现代社会与文化。

日本绳文时代中期的绝对年代大概与中国的龙山文化—西周时代相当。考古学发掘成果显示，公元前2000年的黄河流域已开始栽培大豆。至于大豆的栽培过程，大概日本与中国是分别各自进行的。虽然了解从野生大豆到人工栽培大豆的过程非常有趣，但我更重视人工栽培以后大豆的发展动向。在中国，人工栽培的大豆被作为五谷之一，得到重视并利用。但在日本东部，绳文时代后期后半段的大豆栽培反而开始衰退。

大豆科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空气中获取氮素，不仅为大豆产生蛋白质，也为吸入根瘤菌生成氮素化合物。这些都对种植的土壤有肥料作用。为避免连续种植的障碍，需要轮流种植小麦与杂谷类植物，而大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功效，可以达到更好的轮作效果。因此我认为，大豆在中国北方开始种植，后来被杂谷种植所替代，开始了五谷轮作的种植方式，这一种植方式带来的结果使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也由此促成了古代王朝的产生，这种可能性很大。相反，日本绳文时代中部大豆栽培衰落可能是因其依存单一的种植模式。而现在的世界，大豆再次成为人们的话题，即转基因大豆。2012年10月，京都大学农学部曾举办一个关于大豆的研究会。如今号称世界大豆产量第一的美国，居然9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面对这一非常态发达的改良品种，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佐藤洋一郎和我分别介绍了大豆的栽培史。历史能告诉农业的未来。但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像拿着传统竹枪面对现代化的B29武器那样，显得很无力。

如果说这个例子是关于食物研究的，那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一个共同研究班，与一些文学和语言学家一起研读中国铜镜上的铭文。日本关于铜镜的研究都以分析铜镜纹饰和年代为主要内容。其间包括我自己，也包括东京帝室博物馆的三宅米吉等老一代学者。从20世纪初开始，对铜镜的研究都不太重视铭文本身，至多只在意何时、哪里这样一些历史范畴的讨论。而同时期，瑞典的语言学家高本汉（Karlgren）关注汉镜铭文，收集了从上古音到中古音过渡期的同时期257种铭文资料，并做了详细的注释与译注，这是1934年的事。70年后的今天，中国和日本都不断发现新的铜镜铭文，但像高本汉那样的集成注释则没有任何的更新。因此，10年前我就想将高本汉的工作继续下去，收集70年来新出土的铜镜铭文，并进行注释与译注。经过7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在2012年完成。我自己很有信心，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完全不逊于高本汉70年前的工作，而且在基础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还有很多新发现。西汉时期的铜镜铭文有不少属于文学性的抒情诗，如出土于西安三爻村6号墓的连弧纹铭文镜，铭文是首诗，表达了送丈夫远征的妻子的心情。与此类似的还有6世纪徐陵在《玉台新咏》中收录的苏伯玉妻的“盘中诗”。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将“盘中诗”看作是西晋时期的，但是通过比较，这枚西汉镜铭文与“盘中诗”在文学与语言学上有许多共同点。尽管史书没有关于苏伯玉的传记，但大致可以判断它们来自同一首诗。

东汉时期的铜镜铭文大多有工匠的名字，像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三角缘神兽镜上的陈氏、张氏等工匠铭。但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大多使用即成的类型学研究法，根据纹饰进行分类，以此确定铜镜的年代。最近，用计算机处理纹饰的机械性研究也不断增加。但是在文学和美术史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则以鉴赏为主，对作者本人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多，如杜甫和李白的诗、毕加索与梵高的画等。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我觉得既然铜镜作者专门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镜子的铭文里，然后再将其作品推向世界，那么以这些名字为线索收集每位作者的作品，然后根据鉴赏这些图像的纹饰与铭文，应该可以了解到这些铜镜作品的艺术特性和作者的履历。兹举一例介绍，如活跃在公元80-90年代的杜氏，其作品最初来自官营工坊的尚方，因而遵循尚方的传统制镜。但不可思议的是，后世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自署杜氏工名的带图像与铭文的作品。后经分析得知，其实杜氏从尚方独立出来后，建立了自己的杜氏工坊。处于转变阶段的东汉时期，官营手工业作坊衰落，表现自我的艺术家开始独立。作为艺术家一员的镜工们开始自立，并向民间输送各自独立的作品。可见铜镜的研究不应只看纹饰而不看制作者本人。我认为应该通过观赏作品或观察遗物去关注遗物的作者，这是今后考古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一个方面。

当然，像铜镜或铜器那样有作者名字的考古资料很少。但是，我认为在研究陶器这类没有任何名字的资料时，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陶器的形态、时代、何地等陶器类型的研究，而是需要探讨为什么采用这种器形，为何要从这样的器形变成那样的器形，人们如何制作这些陶器，又如何使用它们。即使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这些与人有关的自然遗物也一样。我们应该把落脚点放在关注人的问题上。人类最初是如何利用的以及为何要利用它们？因此，我所倡导的“人的考古学”，就是不仅主张从考古学资料中见人见物，还应该通过考古学资料来探讨人的技术和思想、艺术性和文学性这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公众考古学颇为流行。也就是说，很多学者都在努力设法将考古学的信息向大众传播。作为一名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考古学家应该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

冈村秀典：这是一件很值得推崇的事情，我也很敬佩那些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学者。但我的研究与此不同，也没有考虑要向公众社会传播我的研究。从史学、哲学和人文学的角度，实证性地对考古遗址、遗物进行综合研究是我的使命。至于我的研究成果是否要被一般社会成员所接受，这比较困难。因为一个有深度的研究需要在大学或研究所这样的象牙塔之中，在相对清净的环境下思考超越现实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马上就能被一般的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可能需要50年或更长时间，而且一般大众也不会对我的研究感兴趣。但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应该是长久的，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是必要的，这就是学术研究。正如我几年前完成的铜镜研究就是继续70年前一位瑞典语言学家的研究方法，对新资料进行的研究。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和创新都很重要。比如我30年前的铜镜编年与类型学研究，当时得到一致好评，也是在京都大学传统考古学方法的熏陶下完成的，迄今为止也还被认可，最近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也得到好评。我也认为这是一项有益的研究，而且这样的基础研究也很有必要。换句话说，若没有当年的这些基础研究，就没有现在的我。但是如果我仅仅满足于这样程度的一种研究，肯定不行，也会很无聊。因此我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要不断更新，这一点也受惠于我所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掘与创新是该研究所的使命。你也知道，我们研究所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即个人研究与共同研究。个人研究大家都是一样的，没必要介绍。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共同研究。这是一个为期五年每两周一次的共同研究班，将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学者汇聚到一起，通过一个课题的讨论，共同探索新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

比如我所作的关于殷王朝动物祭祀与礼仪，就得益于这样的共同研究班。这个课题并非我自己有意选择，而是因为在小南一郎先生的共同研究班与大家一起读《周礼·春官》时，书中有许多关于动物祭祀的记载，觉得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用到而产生的研究想法。此前，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大多限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出土动物骨骼。像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的猪下颌骨，考古学家多认为这是社会阶层的标志。我在读《周礼》时却发现，猪在殷代动物祭祀中是排在牛、羊之后的。中国学者很重视文献，但是《周礼》关于动物的记载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中国学者多关注甲骨文上的文字，虽然知道大部分卜骨是牛骨，只是没有思考为什么是牛骨而不是猪骨，或者其他。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研究动物考古学，也要通过动物骨骼的分析了解这些动物如何被人们饲养、利用。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考古学是不够的，还需要读文献。但我这里所说的文献并不仅仅指历史文献，也包括文学、哲学、美术史、艺术哲学、佛教等这些人们通过思考撰写出的有思想性的文献，以此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因此，我觉得今后的考古学不能像以往那样以研究过去作为历史使命，而是要把它作为综合人文社会学科的一部分，以更开阔的思维来做考古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您开始整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山西省云冈石窟以及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资料。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冈村秀典：其实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也就是前面我曾提到整理辽宁省四平山遗址的发掘资料。因为这批资料分别收藏在京都大学和九州大学，而我又正好在这两所大学都工作过，因此有了这个机会。后来我还整理了辽宁省文家屯的资料，这两座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2002年出版了文家屯的报告。2003年又开始整理1943年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对云冈石窟及周围遗址的调查资料，并于2006年出版了《云冈石窟：遗物篇》报告。这本书主要收集了云冈石窟以外的资料，包括云冈石窟周边北魏时期的寺院遗址、西册田遗址、张家寨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北魏时期6个遗址的出土遗物。

2000年您获得了日本考古学界最高的研究奖——滨田青陵奖。请问这一奖项主要针对您在哪个方面作出的特别贡献？

冈村秀典：那是2000年的事。我在1999年出版了《三角缘神兽镜的时代》，这是一本研究日本出土铜镜的书，因此我所获得的滨田青陵奖并不是我在中国考古学方面的成就，而是奖励我在日本考古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也就是说，当时我在考古学界还是以研究日本铜镜而被大家所认可。当然现在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中国考古学。

我翻阅了近30年来您完成的18部专著及诸多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动物考古、农业考古和佛教考古等多方面的研究。您能谈谈近30年来您的研究主题是如何变化的吗？

冈村秀典：其实，这些研究都不是我特意选择或主动变化的，而是就自己所处工作环境及身边方便观察的资料决定的。比如当年研究生阶段所作的铜镜研究，是因为当时京都大学不仅有著名教授，还因为京都大学藏有很多铜镜及相关的资料。京大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负责整理京大博物馆收藏的辽宁大连四平山新石器时代资料，因而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后到九州大学做副教授，继续整理有关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料。同时参加了秋山进午先生在辽宁省的一个调查发掘项目，这就使得我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了新的展开，也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和整理报告。1994年我调回母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后，因为这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同事们都是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史学、文献学、金文学、甲骨文、美术史、图像学的学者。当时正好参加了小南一郎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共同研究班，与不同专业的学者一起读王国维的研究及《周礼》等书，开始对夏商周考古起了兴趣。此时你也正好来京都大学留学。通过在小南班对礼书的阅读，觉得通过分析殷代的动物祭祀，或许可了解国家统治者所追求的国家形成过程。与此同时，本所研究两河流域文明的前川和也教授也主持了一个共同研究班，讨论中国以外区域，如玛雅、中南美洲、印度河、东北亚等地的国家形成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在京都大学是研究早期王朝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好时期。我从中获益良多，也完成了我那几本关于夏王朝以及殷代动物祭祀等方面的著作。

开始研究北魏考古，完全是因为我所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工作需要。大家知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研究所的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对山西省云冈石窟进行调查，许多资料都收藏在本所。尽管当时出版过一套报告，但仅仅发表了不到一半资料。大量照片、记录、拓片等珍贵资料都没发表。这些资料由于世事变迁以及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可能在现在的云冈石窟本地也看不到了。如高达14米的云冈大佛测绘图与拓片等，这些资料很可能是世界上保存下来的唯一资料。特别是如今云冈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已不方便再作研究调查，因此这些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显得尤为珍贵。这些纸质资料与照片都还存在一个能否长期保存的问题，特别是玻璃版照片需要进行保护。我当时为配合这项工作需要，将云冈的所有资料整理了一遍。我觉得既然整理，就可以配合这项工作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进而还可将这些沉睡已久的考古资料公开出版，为那些没机会看到资料的学者们提供研究的机会。当然，最重要的是当年调查这些资料的水野清一等先生去世较早，使得我必须将这些第一手资料整理出来并进行研究。尽管不是我主动去选择做这个课题，但在资料整理、分析与阅读过程中，还是有很有意义的发现。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最后出版了33册报告，中文版现在还在出版中。大概是2005年，当我行将结束云冈石窟研究课题时，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我来主持一个与文字研究有关的共同研究班，当时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金文京先生的想法比较接近，就一起商量组织了一个研究班。此即前面提到的中国铜镜研究班。7年之后的2012年结束，取得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这也促使我开始思考属于人文学领域的“人的考古学”的问题。

在您看来，现在与未来在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有哪些方面比较有挑战性？您有哪些新的研究课题准备去做？

冈村秀典：在考古学研究中要有综合性的研究能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在云冈石窟的整理研究中，了解到美术视角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深深感到阅读佛教文献知识的必要性，目前我正在做洛阳龙门石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有很多龙门石窟的资料，虽然比云冈石窟要少。但这里保存有1893年冈仓天心在龙门拍摄的大量照片，以及当时东京大学关野贞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没发表，拓片更多。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内藤湖南的收藏，约有800多件。此外，京大文学部还收藏有1500多件。目前刚刚开始研究，希望能有一个不错的研究结果。

您对有志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年轻人有些什么建议？

冈村秀典：任何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是要有想法，不拘泥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敢于挑战权威。考古学也一样。我一直以来都是从自己身边的资料观察做起，一旦开始就全力以赴，寻求新的思路，而不是拘泥于那些曾经权威的说教。我喜欢从不同的学科寻求灵感，当你没有想法时，就去读那些能给你火花的有思想的书籍。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因此对遗物和遗址的观察始终是首要工作，这也是京都大学的传统。在充分观察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然后再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交换意见，这一点也很重要。最后是将考古学放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领域里来思考。这样写出的论文才不会枯燥无聊。作为一名年轻的考古学者，既需要学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即对遗物观察的能力，又要拓展视野，阅读大量的人文科学书籍。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6年2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