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有企业以2%的岗位名额向刑满释放人员（以下简称“刑释人员”）敞开大门。这一举动引发的争议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对刑释群体的复杂态度：既有对包容的期待，也有对风险的担忧。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数十万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但再就业率不足40%，近三成人因“前科标签”被直接拒之门外。他们之中，有人因求职碰壁重陷困境，有人因社会排斥再次越轨，这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歌，更是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与安全隐患的累积。

将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刑释人员就业现状，剖析政策执行堵点与法律救济短板，探讨帮扶路径，从企业社会责任、安置帮教机制到社会观念革新，寻找破局之道。

本期为第一篇，我们找到了几位刑满释放人员，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再就业故事。

在社会秩序的框架里，刑满释放人员完成法律层面的改造后重归社会，本应是其开启新生活的起点。然而，这看似平常的回归之路，实则荆棘丛生。

他们有的已走出高墙数年、仍四处求职，却因犯罪记录被拒之门外，临时工作干不长，摆摊被驱赶，贷款遭拒批；有的在打各种临工生存，从快递到外卖，创业也因背景筛查梦碎，大企业的招聘政策虽带来一丝希望却仍忐忑不安；有的终于找到工作，却很快因派出所介入后被同事疏远，跑滴滴、送外卖受限，打零工也不稳定，最终只能回老家艰难维生。

虽已为罪过付出代价，他们却仍被“犯罪记录”的阴影笼罩，在就业的泥沼中奋力挣扎。

受访者一：2021年底刑满释放，目前从事临时货车司机工作

我是东部某省份人，2021年底出狱后，找工作成了最大的噩梦。电子厂、美团、货拉拉、滴滴……我试过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不是工资低得活不下去，就是对方一查犯罪记录就赶人。想要开滴滴也只能借别人账号，这就导致平台封号对我而言是常事，根本干不长久。

歧视好像已经理所当然，因为有犯罪记录，根本找不到正式工作。去做搬运工，老板发工资都要吼我，他们好像巴不得我辞职。可是我都是用心在做，我干别人干不了的活，重的、累的、需要加班的都是我在做。

只要有招聘信息，我就去应聘，可到处都碰壁。最难的时候，我在出租屋吃了一个月泡面，差点抑郁。后来试着摆地摊卖鞋、卖点心，可城管一来，货全被没收，也想过贷款做小生意，但因为有犯罪记录，银行直接拒批贷款。

现在在帮私人老板开货车收废品。这份工作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没钱生活不下去，朋友介绍的，一直干到了现在，但我知道，这份工作恐怕也干不久了。

老板总暗示我“顺”走厂里值钱的东西。我拒绝，他就扣我的工资，补贴也停了。现在我不可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曾经犯过罪，更害怕走错路。老板明里暗里地排斥，让我不敢跟他讲我坐过牢，我怕他知道后更觉得你帮我干这种事理所当然，也怕他从后面报复我。所以现在我只能偷偷找下一份工作，然后尽早离开。

上周去应聘送月饼的临时工，老板说只能干两个月，我说没事，他说吃住都要自理，我说没事，只要能给我这份工作，两个月就两个月。对方要无犯罪记录，我不敢说我曾经坐过牢，要说出来可能这份工作又难了。

邻居、亲戚见了我总是指指点点。记得堂弟结婚，我去帮忙，他们也觉得我别有用心。有次给超市送货，本来干得好好的，但同村人向老板告发我曾经坐过牢，从那之后，他们开始想办法找各种理由让我主动辞职走人。

我现在已经很少回老家了，宁愿在外面租房子，宁愿在外面过苦一点都可以。有时候想要回去看一看七十几岁的父母，也只有半夜才敢回去。

我现在攒一点钱就会去峨眉山听课学习，做义工，只有在那里，没人问我过去。只有这样，回来看待一些事物才不会觉得很痛苦。每次我觉得郁闷、压抑的时候，我就去寺庙学习一段时间，可是一投入到工作，一看到周围的眼光，又好像压抑到连门都不敢走出去。

我想，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我或许会直接找个寺庙出家。大概那时候，我才能真正地平静。

受访者二：2025年7月刑满释放，现在东部某省一服装厂工作

我今年35岁，上个月刚从监狱出来。在老家待了一周后，就匆匆出来东部一发达省份找工作。亲戚之前告诉我，这边的服装厂月薪能有八九千，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跑遍了五六家工厂，有做帽子的，有做童装的，可每一家听说我有犯罪记录后，都直接拒绝了。现在这家服装厂说要“报备”，通过后勉强收了我。

现在，我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中午吃饭加休息不到1小时，一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一个月休息1天。

最让我头疼的是工价不透明。做服装款式不同价格也不同，工价随时都在变。问负责人，他们也不讲，再三追问才勉强告诉我，现在我尽管每天都在干活，但根本就不确定一天能挣多少钱。

找工作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犯罪记录就是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

有一次，一位老乡开的工厂联系我，我们也聊得很投机，对方打了三四个电话催我去面试。就在面试的时候，他问起“以前在哪上班”，我如实说自己刚出狱。他的脸色立刻变了，语气生硬地说：“你这种情况我们要不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如果早跟我讲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来了。”

出狱前，我本来想好，回来以后要好好地工作。可现实是，找了一个又一个，对方一听坐过牢就直接不搭理了。

找工作难，可生活的压力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妻子现在全职照顾8岁的儿子，9月份孩子就要上二年级了，父亲已经70多岁了，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却还要靠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我回来后，不仅没能减轻他的负担，反而因为增加了我的生活费，让家里的经济负担变得更大。

在监狱的时候，我了解到有政策要求，企业要接纳我们这些刑释人员，不能对我们有区别对待。但是当我出来之后，才知道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心里的落差真的很大。触犯了法律，我接受对我的一切惩罚，但我已经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了代价，为什么出来以后还要这样区别对待？难道就因为我做错了事情，这一辈子都要这样吗？

出来之后，好像被打上了一种标签，社会没办法接纳我们。虽然很多人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其实都比较排斥我们这种刑释人员。可是，既然我们被允许回归社会，就说明我们已经是合法公民，和正常人是一样的，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反而会把我们推向深渊。

我在监狱这些年，碰到了很多因为出狱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因为同样的罪名进来的人。

现在，我已经不太敢去想以后。刚出来，两手空空，我也没有经济基础去到处找工作。接下来，可能在现在工作的厂子附近看一看，有没有效益更好的，如果有，那就去其他厂子做到过年。

受访者三：2020年刑满释放，目前从事外卖员工作

我刑满释放的那年25岁。刚出来的时候，最迫切的想法就是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第一份工作是通过熟人介绍的，在一个快递点，主要是收快递。工资不高，就两千五六百元一个月。干了段时间觉得工资太低，就不干了。之后就在网上找工作，找了好多。但网上很多招聘信息都直接标明了一个条件：有前科的不要。这个条件像一堵墙，把我挡在外面。

后来有一次机会，是和我朋友一起去富士康面试。那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共五个人，四个朋友加上我。但最后只有我被刷下来了。原因是什么，人家没说，但我心里清楚。从那以后，找工作只要对方一提身份证，我就害怕，怕查我的前科记录。

我也想过隐瞒，但现在不行了，很多渠道都能查到。我还去过圆通快递面试，面试的时候感觉挺好，人家也觉得我干活可以。但一到录取，录入系统那个环节，就不行了，人家直接告诉我过不了。

现在我是某平台的众包骑手。根本不敢做全职，因为全职也需要审核，我怕万一审核不过，连现在这个众包的资格都没了。众包相对宽松一些，能做，但收入不稳定。到现在我做了快一年了。

2023年的时候，我还尝试过创业，在一所学校内包了一个档口。刚开始学校也没规定说有前科的不让进。我做了大概有半年，自己打零工攒了点钱，也找朋友借了些。那时候感觉有点盼头。但后来，公司开始筛查所有的工作人员背景。要登记信息，我就怕了。

我不敢提供我的信息，怕查出来。没办法，只能把这个档口转给其他人去做了。如果不查，我可能还在做档口，而不是跑外卖。

我认识好多人现在都是做这种工作。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才能拿到一百多块钱。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坚持不下去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怎么办？有些人就再次走上犯罪的路了。

我认识一个关系挺好的朋友，他一开始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大型汽车工厂上班。他在那做得挺好的，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元的工资。结果才做了两个月，就被辞退了。

什么原因？人家也没明说，但我们心里都明白，肯定是因为有前科。后来他也尝试跟我一样打零工，但落差太大了，从七八千元到一天一百多元，他接受不了，坚持不下去。最后，他还是又去犯罪了。

像一些大企业，我现在根本不敢想。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胖东来出台了招聘我们这类人的政策。既然他们出了这个政策，我肯定想给自己争取一下机会。我就留言问了问情况。发完留言，心里其实也没底。现在这个大环境，工作本来就难找，大学生都困难，何况我们这种有“瑕疵”的？但总归是个希望吧。

受访者四：2022年刑满释放，目前在老家承包鱼塘

出狱后，第一份工作是一个工厂，做手机零件加工。工作是通过一个中介介绍的。

真正上班后就不顺利了。大概上班第七天，当地派出所的人就来工厂了。他们先到公司人事那边，问有没有我这么一个人在这里上班。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派出所就约谈我了，叫我过去，问我之前的犯罪记录，到第三个礼拜，派出所又来了。

因为他们来了两次，工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了，就逐渐开始疏远我。工作上，线上的领导也会特别“关注”我。还有些人好奇，会直接来问我犯过什么罪，在监狱里做什么，关了多久。

这些事，我根本不愿意谈。我们出来了，就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服刑就是为自己违反法律的行为买单了。我坐了六年四个月，更不愿意跟人谈监狱里的生活，那不是什么谈资或资本，是痛苦的经历，不想揭伤疤。同一个宿舍的人，感觉也疏远我，有点防着我。实在没办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

后来我尝试找其他工作。想跑滴滴，滴滴要无犯罪证明。跑美团外卖，也要。做快递，也要。后来我去了广东投奔老乡。他在广州自己做装修店。我在他那帮忙，打下手，切板材，搞水电排线这些，干了三个月。

这是私活，没有五险一金。有活的时候需要人，工期赶完了，我们这种临时找来的就被清退了。在那租房也麻烦，办居住证，做外来人口登记，当地派出所就找到房东，一起来我房间拍照登记。在广州待了三个月，去年年底回到老家，一直待到现在。

在监狱里时，想着出来开始新生活，对未来有期望。但踏入社会后发现，除了至亲，别人都疏远你。想创业借钱，没人愿意借。监狱里听说政府有帮扶政策，但出来后到目前没感受，反而是派出所时不时打电话问我在哪，要视频，要定位截图。

我进去前就离婚了，协议离婚，两个孩子归我。服刑期间，孩子由前妻和我父母照顾。现在家里经济来源主要是我在老家承包了个鱼塘，我父母也有些收入，勉强生活。

在监狱服刑时，看到很多再犯罪的犯人。十个人里可能有三四个是出狱后再进来的。刑满释放人员这个群体人数其实很大，我们不愿告诉别人，别人也不愿关注我们。现在更难了，经济不好，工作难找，大学生就业都困难，社会岗位不足，他们还是“白纸”，我们更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