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在“寻访上海抗战遗迹”系列稿件中，我们来到历史现场，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

对空间最好的纪念，就是重新使用它。今天的长江剧场和黄浦剧场依然是演出场所，这是非常宝贵的。在今天，还可以策划举办“抗战戏剧季”或“孤岛戏剧回顾展”，重新排演当年的经典剧目。让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跨越时空，与当年的演员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北京东路与贵州路的转角处，一座灰白立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已经伫立了九十多个年头。1934年，由华盖事务所建筑师童寯设计的金城大戏院在此落成。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响，让这里成为了国歌诞生地。1957年底，金城大戏院更名为“黄浦剧场”，由周恩来总理题写馆名并沿用至今。如今，黄浦剧场既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设有中剧场和小剧场，举行各类文艺活动，作为中国电影和戏剧发展的见证，续写着它的故事。

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

走进今天的黄浦剧场，若是当天有演出，定会遇上不少来看戏的年轻观众，外面通常贴着最近正在上演的剧目海报。从北京东路上的大门进入剧场，一幅汉白玉雕刻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艺术浮雕映入眼帘。剧场利用弧形楼梯二楼与回廊设计出一道历史长廊，展示“田汉、聂耳创作国歌情景”“国歌大事记”“国歌与金城大戏院”“国片之宫”等老照片与历史资料。从剧场位于贵州路的一侧走上台阶，能看到一块“《义勇军进行曲》首次播放处”的铭牌。

金城大戏院上映《风云儿女》时的广告

在上海“孤岛”时期，还有更多的影院、剧院与金城大戏院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在上海以笔为戈，自发形成文化抗战。如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恩派亚大戏院（后来的嵩山电影院，已拆）等，都是上演抗日救亡戏剧的重要场所，是民族文化韧性与抗争精神的象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潘玥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在她看来，上海的抗战建筑图景不只是那些英雄地标，而是由多维度的建筑与空间构成，其中，“文化与宣传阵地”是上海“孤岛”时期留下的最独特的一类建筑。

舞台上的精神堡垒

抗战期间，话剧发展兴盛，从“新青年”们的文学探索与自我表达，演变为一种“下沉”到中国社会的“艺术的武器”也造就了一个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兰心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等剧场，成为了抗战文艺活动的见证。

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里，名医陈存仁作为抗战亲历者记述了抗战期间大上海的众生百态。他曾写道，“从前上海有一个由唐槐秋领导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电影院演出话剧，因为剧本好，演员好，以及音响效果好，所以把大批电影观众都吸引了去，生意好到要几日之前订座，否则就有向隅之势。”

长江剧场（原卡尔登大戏院）

卡尔登位于派克路（今黄河路）21号，由邬达克设计，初期专映欧美电影，后来也接待戏剧演出。1935年6月上旬，复旦剧社在卡尔登演出话剧《委曲求全》，连续三日场场满座，开启了卡尔登大规模演出话剧的帷幕。1936年4月，唐槐秋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演出《茶花女》《雷雨》，如同陈存仁所回忆的那样，剧团在当时日夜场连演十天，轰动一时。1941年10月10日起，上海职业剧团在卡尔登演出曹禺编写的抗战剧《蜕变》，讲述了一家伤兵医院的变迁，歌颂女医生丁大夫投身于抗日的事迹，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荒岛英雄》《秋海棠》《自由万岁》等多部话剧在卡尔登上演，尤其是《秋海棠》，陈存仁写道，“照卡尔登普通售座的常例，预售票以三天为限。但是《秋海棠》上演之后，天天挂出一块牌子，写着‘今、明、后三天满座’​，这种盛况，真是向所未见。”

国泰电影院（原国泰大戏院）

上海沦陷时期，电影院时常无片可映，而国泰大戏院不仅增设了放映场次，还与其他影业联手，成功抵制了美商的垄断片租和低片租账率。另一方面，没有电影上映的时候，一些戏院为话剧演出提供了机会。“上海有一个演出舞台戏设备最完善的兰心大戏院，这时也改演话剧，编剧有姚克等，后来张善琨主持演出的《文天祥》​，就是在兰心戏院公演的，这在话剧史上都是不可抹杀的。”陈存仁在书里回忆道。早在1907年，中国首个话剧团体春阳社就在兰心大戏院首次上演了《黑奴吁天录》，兰心因此被戏剧家欧阳予倩誉为“话剧在中国的起点”。1929年，戏院迁址蒲石路与迈尔西爱路（今长乐路与茂名南路），这座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剧场至今依然伫立。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洪宣娇》与《文天祥》等剧目在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传递了救亡图存与团结抗敌的坚定信念，而建筑作为坚固的外壳，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堡垒。

兰心大戏院

战火中的避难所

1937年8月20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宣告组建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沦陷时期，上海的话剧人曾在黄金大戏院等处举行联合义演，为难民和新四军筹集款项。

黄金大戏院，1951年3月改名华东大众剧院，1954年改名大众剧场，1994年拆除。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在恩派亚大戏院、金城大戏院等剧场，剧院建筑以其坚固和宽敞的特点展现了空间韧性，成为了战火中的避难所与收容所。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许多工厂、学校、民房被炸毁。原沪东临青学校部分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躲进租界，在恩派亚难民收容所避难。这些孩子自发组织起来，在难民收容所里教难童唱歌、识字，又走上街头演讲、唱歌、演戏，去医院慰问伤兵。9月3日，“孩子剧团”在恩派亚的收容所中正式成立。他们去各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工厂、学校、里弄，开展各种抗日演讲、演剧、歌咏活动。

震旦大学卢家湾校区最初的建筑（自左至右）：教授宿舍和图书馆，校长室和土木工程校舍，化学教室和大礼堂，学生宿舍

1937年10月，“孩子剧团”从恩派亚难民收容所迁到上海国际救济会开办的“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当年的震旦大学（今重庆南路227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操场上。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22人离开上海，开始徒步长征，一路宣传、演出，从1937年至1942年，这群平均年龄十几岁的孩子行程8000多公里，足迹遍布八省区57个县市，演出街头话剧500多场，被茅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申报》刊登《怒吼吧，中国！》演出海报。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金城大戏院曾一度停业，作为难民收容所。1938年3月，重新恢复放映电影。在抗战时期，剧院成为了隐蔽的集体场所，文艺工作者们在这里进行着隐形的抗战活动和宣传。在《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一书中，作者邵迎建记录了当时的“文化抗战”，例如《怒吼吧，中国！》在黄金大戏院的演出。1933年，该剧曾由左翼剧人在上海演出，而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之际，日伪当局要做一次反英美话剧宣传，文艺工作者在“打倒美英帝国主义”口号的掩护下，宣泄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1945年，在兰心大戏院，为抗战辍演八年的梅兰芳首次复出，演出昆曲《刺虎》。

“在四面伏敌的‘孤岛’，近千中国人共聚一堂，时而怒火燃烧，时而热血沸腾，台上台下，同喜共忧。这场面已经不是在演戏看戏，更像一幕带有示威意味的集体爱国仪式。”对于抗战时期的上海戏剧，邵迎建评论道。剧场演绎着抗战时期的真实人生，庇护着人们的生存，也记录着他们的抗争。

让历史与当下重新连接

如今，这些战火中的剧院几经更迭，在上海的城市肌理中获得新生。易名后的黄浦剧场、长江剧场、国泰电影院等以新的方式延续着舞台的功能，兰心大戏院则在几次修建中守护了自己的历史。今年5月，黄浦剧场被列入第十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对于更多像黄浦剧场一样的建筑遗存，如何在今天使用的同时，传承它曾经的历史？

在潘玥看来，这涉及“活态遗产”传承的问题。“建筑是物质的，但它承载的记忆和精神是非物质的。对于这些功能已经改变的剧院来说，传承历史的关键在于激活其非物质文化价值，让历史与当下重新连接。”对此，她认为可以从几个层面入手，“第一，最基础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建筑的显著位置设立解说牌。这块牌子不能只是简单地介绍建筑的历史信息，而应该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具体的故事。”例如通过扫码阅读一段上海“孤岛”时期的剧评，看到一张演出海报，甚至是演出片段。

“第二，对空间最好的纪念，就是重新使用它。”潘玥认为，今天的长江剧场和黄浦剧场依然是演出场所，这是非常宝贵的。在今天，还可以策划举办“抗战戏剧季”或“孤岛戏剧回顾展”，重新排演当年的经典剧目。让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跨越时空，与当年的演员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在场’的体验是任何书本和展览都无法替代的。”潘玥说道。

“第三，将历史故事嵌入到建筑的新功能中。剧场的休息厅、咖啡馆可以设计成小型展览空间，陈列当年的剧照、剧本手稿、剧作家生平介绍。将经典台词、道具元素融入到室内设计中，让人们在看戏、消费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能与历史相遇。”与此同时，对于黄金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等在城市变迁的过程中已不复存在的建筑，潘玥建议广泛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利用虚拟技术在线上重建消失的文化地标。

“对上海城市的精神品格而言，抗战的历史不是关于‘屈辱’和‘悲情’，而是关于‘抵抗’‘坚韧’与‘智慧’的。”潘玥认为，抗战建筑值得被系统地保护和研究，在这之中，剧场建筑无疑是重要的一章。

恩派亚大戏院，1956年更名为嵩山电影院，1994年，嵩山电影院被拆除。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