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8月29日拍摄的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主会场外景。新华社 图

不久前落幕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不仅是史上规模最大，也是议程最务实和影响最深远的一届峰会。近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地缘变革时代的上海合作组织：挑战、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的专家学者围绕上合天津峰会成果、机制改革与未来发展路径展开深入讨论。

与会专家不仅就本次峰会在机制建设上取得的一系列突出成果，以及在数字经济、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合作亮点进行了探讨，对上合组织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中面对的挑战也直言不讳。以下为本次讨论的精选内容。

与会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丁云宝：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江天骄：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立凡：上海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刘宏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马斌：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谢超：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姚旭：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朱杰进：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机制建设成果突出

马斌：本次上合天津峰会从宏观战略、制度建设、实践方案三个层次为上合组织应对挑战、推动合作、促进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在宏观战略层次，峰会就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正确二战史观、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明确发出“上合声音”；在制度建设层次，峰会除统一“合作伙伴”外，还落地四个安全中心、设立六个务实合作平台、决定成立上合开发银行；在实践方案层次，峰会制定未来10年发展战略，6项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上述设计不仅是峰会擘画的上合发展蓝图，更是应对全球与地区挑战的“上合方案”。峰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提供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动力。

李立凡：《天津宣言》决定取消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分级，统一称为“上合伙伴”，这一机制变化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提升组织包容性与减少制度性障碍，统一称为“上合伙伴”，简化了扩员程序，为更多有意愿参与上合合作的国家提供了更灵活、更平等的准入渠道，降低了合作的制度性门槛。其次也为关键国家提供更灵活参与空间。阿富汗与蒙古可以以“伙伴”身份参与符合自身利益和条件的合作领域。最后，在中方主导下的这一改革顺应了上合组织“松散平台”的特性，它更像是一个提供广泛协商与合作机会的框架，而非追求高度一体化的联盟。

朱杰进：上合天津峰会在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性成果：一是制定了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明确了成员国将继续遵循“上海精神”，确定了成员国深化全方位合作的优先任务和主要方面，将为构建多极世界作出更多贡献。二是继续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优化组织架构。天津峰会决定接收老挝为上合伙伴。三是成立了四个安全中心。四是做出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政治决定。自2010年中国首次提出倡议以来，创建上合开发银行一直是上合加强经济务实合作的热门话题。天津峰会决定就该金融机构运作的一系列问题加快磋商，将有力促进上合组织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五是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携手探寻全球治理的改革完善之道。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是“五个坚持”，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一脉相承，顺应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待。

多边双边亮点纷呈

刘宏松：这次峰会上，各方一致同意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上合成员的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中国无疑处在领先位置，将在数字经济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点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这方面的合作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也是此次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尽快建立上合开发银行的一大原因。上合开发银行可以在现有政策性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之外为数字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推动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

姚旭：天津峰会为上合成员国在数字经济与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与现实路径。首先，本次峰会显著拓展了合作空间，在人工智能、产业数字化、绿色科技等议题上达成了更多共识，为企业间的技术交流、项目合作和产业链互补创造了制度性契机，搭建数字经济合作平台，推动了区域数字化协同发展的制度化进程。

其次，峰会反映出我国在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与企业三方协同推动下的强烈积极性。中央政策的战略引导、国家数据局等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天津等地方政府的配套支持以及企业在资本、技术与市场拓展上的主动作为，共同形成了推动务实合作的合力，使得诸多合作倡议具备了可操作性与落地基础。

尽管进展可观，但仍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仍需更精准的对接机制，避免资源错配与重复建设；二是区域互联互通与算力、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还需加快布局与标准化建设，以支撑更大规模的产业协作；三是政商环境与政策对齐方面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建立透明、高效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机制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谢超：此次印度总理莫迪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并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成为中印关系企稳向好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次峰会取得了多项务实成果，印度在参与上合组织峰会及相关活动的积极性和投入度显著提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明确回应了印度与巴基斯坦近期遭遇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彰显上合组织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共同决心。

李立凡：本次峰会上合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2030年前能源合作发展战略实施路线图》。作为此次天津峰会小多边合作的亮点，中俄蒙元首的三边对话为世界媒体所聚焦，一场历时十余年的能源谈判终于破局，中俄蒙能源合作奠定了未来30年东亚能源新格局。作为重中之重，中俄蒙三国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该项目不仅将重塑欧亚能源格局，更标志着三国在经济与战略利益上达成了新平衡。

天津峰会期间，能源合作取得了多项突破。“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谈判的最大障碍在于路线选择和价格协定。中俄最终选择了“战略互适”——中国在路线选择上接受了经蒙古国的方案，而俄罗斯则在气价和过境费用等关键条款上向中国倾斜。未来中俄天然气贸易总规模将提升至每年1060亿立方米。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当前天然气需求的近五分之一，战略意义显著。

而多元化能源合作也为上合能源路线图添砖加瓦。首先，多品种全方位合作成为未来能源路线图的重要组成。虽然此次峰会重点关注管道天然气，但未来液化天然气（LNG）合作也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对蒙古国是一个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机会。蒙古备受其地缘劣势的局限，参与中俄能源合作可以获得丰厚的能源过境费。同时增加蒙古相应的就业机会，减少空气污染，也可以提升蒙古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最后，能源管道将重塑欧亚大陆版块格局。随着“西伯利亚力量2号”预计在2031-2032年实现供气，俄罗斯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能源的最关键、最可靠供应国。这条能源大动脉将使中俄贸易额在2025年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并使蒙古从“陆锁国”转型为“陆联国”。

尽管合作取得突破，但“西伯利亚力量2号”仍面临一些潜在挑战。蒙古国现行的“第三邻国”政策（编注：即旨在与中俄以外的国家拓展关系）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西方势必寻机干预和破坏。此外，管道经过蒙古国境内，中国每年向蒙古国支付的过境费用也将增加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

总体上讲，从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俄蒙都是地区的重要力量。三国合作不仅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还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

上合困境如何破局

丁云宝：上合天津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依然要看到上合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第一，成员国之间协商一致难度大。当前，成员国战略缺乏统一立场，影响决策效率。比如印巴矛盾重重，且印度并不完全认同上合机制的部分战略导向。这就导致上合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协调难度增大。

第二，中亚国家的平衡外交对上合组织凝聚力有影响。中亚国家在上合框架下更关注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议题，希望借此获得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同时，为了避免卷入大国博弈，中亚国家在大国间灵活摇摆，使其对上合立场模糊，影响上合组织的深度凝聚力。

第三，经济合作与落实依旧困难重重。一些成员国经济结构单一，且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技术缺乏，严重依赖资源出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期。由于成员国经济合作战略导向差异，导致上合在经济合作上存在资金分担纠葛、共识达成艰难等问题。

第四，上合安全合作偏重非传统安全，涉及传统安全问题时作用有限。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失衡失序，国际社会对上合组织在应对如印巴冲突这类地区冲突方面抱有很大期待。但上合组织不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也不会选边站队，而是通过政治、外交方式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努力。这也使得上合在这类问题上能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

第五，上合未来需要建立有效的危机调解和冲突预防机制。上合成员国之间既有领土与边界争端的问题，也有投资、贸易、劳工权益等问题。随着上合不断扩员，经贸规模不断扩大，未来不可避免还会出现其他矛盾，因此亟需建立有效的上合组织危机调解和冲突预防机制。

李立凡：上合庞大的规模和多维度的合作伴随着复杂的挑战。上合组织依然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落差，特别是上合组织内部经济一体化面临基础设施联通障碍。中巴走廊、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等通道规划存在彼此重叠甚至竞争，关税和通关规则不一。多边金融机制缺位，上合开发银行虽然在今年6月正式官宣推动，但具体方案仍然未知。

同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机制建设难以协调。印巴在此次峰会期间没有任何互动。而上合组织内部还存在宗教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分歧，例如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对立。上合组织的行动一致性也是个问题。

同时，上合组织在决策效率与主权让渡之间的平衡也是一大挑战，协商一致的规则让组织避免分裂，却也使其容易陷入“最小公分母”困境，影响决策效率。

谢超：对任何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多边机制而言，协调成员国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化解集体行动困境都是一项重大挑战。上合组织应在尊重成员国独立表达诉求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议事机制和制度创新，以更具包容性和效率的制度设计凝聚共识，促进各成员国在更广泛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全球关税霸凌政策的背景下，印度等中等强国维持“骑墙外交”的成本正在显著上升。尽管如此，印度在部分议题上仍体现出一定的政策惯性，例如继续拒绝支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也未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声明》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绿色产业合作的声明》，反映出其在多个东西方多边机制中依然采取平衡与观望的战略姿态。

上合与金砖，“双引擎”？

马斌：天津峰会作为上合组织发展的新起点，其提出的战略、制度和方案的落实方式、节奏、成效将进一步决定其历史意义。同时，天津峰会也给中国提供了向合作伙伴、国际社会展示发展理念、承担国际责任、推动多向合作的机遇。

李立凡：2026年上合组织迎来25周年纪念，本次峰会也制定了未来10年发展战略。未来上合将朝着现代化发展、科技化运用等可持续路径不断前行。上合大家庭将持续沟通与协调，对于满足不同成员的关切，需要持续通过外交对话进行沟通和协调，寻找利益共同点和最大公约数。

丁云宝：将英文纳入组织工作语言需要认真考虑。一方面，纳入英文能发挥国际化语言桥梁的作用，提升上合在规则输出与话语权能力，促进上合组织与其他国际机制进行无障碍沟通与联合行动。另一方面，也能回应印巴等成员关于语言的诉求。同时，增加组织吸引力，助力下一步扩员。

江天骄：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当前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平台，通过机制互补、议题协同和价值观共鸣，有望成为推动公正合理国际秩序转型的“双引擎”。

从机制互补来看，天津峰会揭牌四个安全中心，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成为地区安全的“稳定锚”。金砖国家合作则以经贸财金合作为主线，通过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金砖支付体系和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安排，推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变革。在两大合作机制的不懈努力下，广大南方国家所处的地区安全环境有所改善，关键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网络进一步增强，发展自主性得到显著提升。

从议题协同来看，上合和金砖的联合声明都强调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关键议题上，上合和金砖机制突出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广泛开展新能源合作，共建疫苗研发和医疗物资互助机制，以实际行动应对共同挑战。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规则制定方面，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先后设立，为各方共同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治理，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务实合作，弥合数字鸿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价值观共鸣来看，“上海精神”与“金砖精神”的理念高度契合。两者都以平等、互利为合作基础，通过协商一致原则充分尊重各国的利益表达，以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

近年来，​随着“上合+”与“大金砖”模式不断深化，两大机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全球南方打破传统“中心-边缘”体系，共建普惠包容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核心动力。